历代大儒借坛沽酒
既然孔家店名气大，后人借此来兜售一些私货也是不难理解的。然而，能跻身此店来当个店小二的也绝非等闲之辈，翻开史书看看，这些人物都是响当当的大儒。这使人想到了外销出口极好的孔府家酒，本来香醇味正，但喝来喝去却有了变化，喝下去有些上头上脚，究其原因，是有的制酒师傅变了配方，加了香精、防腐剂什么的，使这家酒变了成色。这里，不妨点点几个大儒的名字。
例一：董仲舒好心做了错事
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汉广川（今河北枣强县广川镇）人，以研究春秋公羊学著称，其“三年不窥园”的苦读精神，被后人传为佳话。他是一代儒学大师，号称“群儒之首”，留下来的著作有两种：《春秋繁露》八十二篇和《举贤良对策》三篇。他一生最大的作为就是建议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表彰六艺”。他在《举贤良对策三》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治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段话，后来被班固概括为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应该说董仲舒对儒学的正统地位的确立是有贡献的，但是，他的做法无疑开了文化专制的先河，更何况他对儒家的所谓发展其实就是一种伤筋动骨的“修正”。
首先，“独尊”本身并不利于儒学的发展。任何一种学说、理论，只要让它脱离了学术竞争的环境，它都会失去灵性和活力。董仲舒压抑百家之说，看似给了儒学以空间，其实对儒学本身也是一种压抑。这正如一个长跑冠军，为什么在没有对手竞争的情况下很难打破纪录一样，让儒家学说在社会舞台上独步，这本身也影响了它的发展。
其次，董仲舒本身的思想体系并不是辨证的孔孟之道。董氏的思想中，既有邹鲁文化的传统，也有齐燕方术的色彩，还有三晋文化的影响，他还带有阴阳家、刑名家的痕迹，这些，使他的学说尽管贴着孔府家酒的商标，但配方已经改变了。
再者，董仲舒的理论使君与民变得对立。董氏的大一统思想、天人感应论、君权神授说、三纲五常，等等，在孔孟的经典著作中，找不到什么理论根据，都是他的改造。尤为突出的是他对“天”的解释，具有唯心、神学的性质。在他的世界观中，“天”是超自然、超社会、超诸神的至高无上的上帝，是“百神之大君也”，“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其中，君主是天在人间的代表，“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这种理论与孟子的君民思想是截然不同的，孟子认为民、社稷和君三者相比，君是最后一位，而董氏则不仅颠倒了这个次序，更把君主升高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地位，使本来一体的东西变成了对立的两个方面。
例二：朱程理学精心为儒学安上了框子。
所谓朱程，是指宋代的朱熹和程颢、程颐兄弟。三人都是历史上的大儒，他们在促进儒学中兴的同时，对儒学的伤害也是无法估量的，正是这些所谓大儒，使儒学走上了禁锢和僵化。
朱熹（1130—1200），江西婺源人，南宋时期的理学家和教育家。朱熹自幼热衷道学，与刘子、刘勉子、胡宪等道学家过从甚密，这些人修道却醉心于佛，从而影响朱熹，使之成了一个热衷于道学，喜好于佛禅的所谓大儒。
朱子的著名论断就是“存天理，灭人欲”。他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格物致知”，遵循“天理”，才能使“人心”符合“道心”。朱子的论断是他吸收了道和佛的思想提出来的，从一种学说本身来说，朱子的观点是有价值的，但是，你朱子可以打道家的旗子，也可以打佛家的旗子，可是他偏偏打了儒家的旗子，而且他又十分偏爱儒家的经典著作，从他的学术立场出发，给这些经典著作进行了无微不至的注释，这使他简直成了再世的孔子。
且不说朱子的“理学”价值如何，单就其“灭人欲”的思想就与孔子的“克己”要求相去甚远，孔子之所以是圣人，就是他不扼杀人之本性，他认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说只要是自然所赋予人的一切都是“性”，而循其本性就叫“道”，修行明道就是“教”，这种说法充分尊重了人性本身，可谓简明扼要。孔子认为人欲乃天性，欲不可纵但也不能灭，因为你灭欲是泯灭人的天性。而朱子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出了问题，把一个经他发酵过的窝头贴上了孔家店的商标，不知噎住了多少人的喉咙。
朱程理学的程是指二程，即宋代的程颢、程颐兄弟。二程是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的弟子，也是朱子的师辈。二程对儒学的光大不及门生朱子，但他们对朱子的“理”“气”学说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程氏还有一大成就是对《易》做了独到的阐述，但其阐述与孔子充满辨证色彩的分析出入较大，读孔子的《易传》，有一种行云流水的感觉，这感觉来自孔子思想体系的完整，而读程颐的《伊川易传》则充满了神秘感。程颐那句臭名昭著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名言，许多人都以为是孔子所说，其实孔子何尝有这种逻辑？孔子所说的“君子固穷”，并不是非要以生命为代价，孔子最看重的四件事就是：民、食、丧、祭。这在《论语》中是可以查到的。
朱程理学用他们那一套伦理道德给孔孟之道织就了一张网眼极小的思想之网，这张网套住了所有思想的触觉，使本来很灵性的儒学变得面目可憎。从程颐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就可以看出，这个所谓大儒，与提倡“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孔子，在观念和行动上都是出入很大的，倒是孔老夫子为他们背了不少骂名。
例三：王阳明使儒学更加向隅而立。
王阳明（1472—1528），字伯安，余姚人，二十八岁中进士，官至尚书、两广总督，是个为官为学皆丰收的人。他本名叫王守仁，因为曾在阳明洞讲学，人称阳明先生。当代学者余秋雨先生对这位古代的同乡大加赞赏，这是可以理解的事，毕竟是同乡，有一点惺惺相惜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阳明先生的学问自有文章作证，称之为学者、哲学家都是名副其实，其军政才能及政绩亦可圈可点，但是，他通过自己的心得使传统的儒学由外向转入内向则是一件违背孔孟意愿的事。
王阳明十分热衷于陆九渊的“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的说法，进而发展成“心即理”的思想。根据这一思想，他主张“致良知”就是向心而致，因为“良知”是与生即来的，需要良知发现。他的这一理论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说法大相径庭，孟子的观点是一种积极的征服自然、征服社会的人生观，而阳明先生则是消极的凡事内省的人生观。儒生在明以后有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怪事，恐怕与这种思想有关。其实，孔子是反对死读书的，他认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应该“以三隅反”，可见孔子的启发式传习绝不是关起门来读书，孔子周游列国十三年，就是在寻求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如果如阳明先生理论所说，孔子只需率门生弟子在杏坛坐禅即可，何必遭受陈蔡之难。
王阳明的“向心”之说直接影响了他的执政理念，这一点，他的《谏迎佛疏》可谓端倪毕现。在这篇写给皇帝的上疏中，他写道：“夫佛者，夷狄之圣人；圣人者，中国之佛也。在彼夷狄，则可用佛氏之教以化愚顽；在我中国，自当用圣人之道以参赞化育，犹行陆者必用车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国而师佛教，是犹以车马渡海，虽使造父为御，王良为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沈溺之患。”且不论阳明先生将释迦牟尼与尧舜对比有无道理，也不论尧舜与释迦孰短孰长，单就阳明先生这种对待佛教的心态，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一种封闭性和排他性。按照他的理论，尧舜也不能进入夷狄，圣人也只能是中国的圣人了。
例四：康有为借尸还魂。
康有为（1858—1927），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是近代大儒。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百日维新”都和他联系在一起。他所著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影响深远。但是，康有为研究儒学的动机似乎功利性过于明显，他是借孔子之名，行维新之实，也就是为他的改良政治寻找理论后台。有了这样的动机，孔子的观点就很难被康老先生原汁原味地来解读，公元前的孔子具有了近代的思想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
应该说康氏的变法主张是积极的，然而，康氏的变法被一个老妇人给毁了，那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垂帘听政者，依孔子之理论，这种反常的朝廷之事是君子所反对的。康氏变法之功过暂且不论，单就他对孔子言论的解释来说则有太多不妥之处。其实，康老先生不是真的训诂功夫不到，他无非是想给孔子的理论赋予新意，从而用孔子的大旗来凝聚人心，说服大众，堵大臣的言路，撑自己和光绪帝的腰杆。这里不妨举例一二来看看康氏是怎样注释孔子言论的。《论语注》是康氏的名著，其中有一些注释很令人玩味。
如：“子曰：巍巍乎，舜禹有天下而不与焉”（《论语·泰伯篇》）。康氏是这样注释的：“此实为君主立宪之法，虽有天下，实为公天下，固不与。舜恭已垂裳，面南无为；禹劳为公仆，而不敢有君天下之心。此借舜禹以明之，孔子微言也。”
再如：“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宪问篇》）。康氏是这样注释的：“盖司法者不问行政，行政者不得问司法，任兵农者不谋礼乐，司礼乐者不问钱粮。所以防侵官越职也。”
从以上两例中不难发现，康有为着实是发展了孔孟之道，这种发展也着实为他的君主立宪理论找到了令封建遗老无法辩驳的根据，因为腐儒遗老最怕的就是被戴上反孔的帽子，康有为这一手可谓棋高一着。但是，他这种主观主义色彩极浓的发挥却使儒学的本意发生了扭曲，反对康有为的人便把粪水在泼向这个改良派大儒的同时，也自然就泼向了在泗上沉睡的孔子，恨不得一把火烧了孔林，几只锨掘了孔坟。孔子大概早就预料到了后人的所作所为，因此，他在去世的七天前，对着弟子子路悲歌：“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知道孔子胸臆的人，孔子的悲歌不仅仅是对自己行将就木的感慨，更主要的是对自己学说如何得以继承的深深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