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路不可绝
在思考《诗经》现象对今天的启示时，我的大脑里总在旋转这样一个概念——诗路。
在两千多年前的春季，通往京都的条条古道上，活跃着采诗官（或称行人）和一些民间老人，他们“振木铎循于路以采诗”，然后将从民间采集来的诗层层上传，汇总到太师那里，由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这是现在大多数专家比较认可的《诗》的来由。当然，这部分主要是指《国风》部分，至于《雅》和《颂》两部分则多由专业人士所作。这就使人看到了一条从民间到宫廷的诗路，而且这条诗路十分畅达，无风险可虞。天子通过这条诗路，不仅了解到各地的风土人情，而且了解了各国的政治舆情，为更好地治理天下掌握了不可或缺的第一手素材。
诗路即言路，可通不可塞，通则活，塞则死。周王朝的统治者深谙此中道理，保持了号称八百年的长治久安，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今天读《诗》，至少有如下几点经验值得借鉴。
一是在政治上辟一条民间舆情上传通道，保持最高层与最下层的信息畅通。
民间信息是原汁远味的社会舆情，最能反映百姓心声，最高层掌握了这些信息，有助于作出正确的决策，从而赢得民心。我们现在也有比较系统的信息上传和反馈渠道，但都是官方主渠道所为，没有民间的色彩。即或有的素材来自民间，在经过了层层管理人员的加工之后，问题的角度、程度和影响范围都大打折扣，报上去也难以引起最高层的注意。如我们前文所引的《黄鸟》一诗，如果这首诗需要秦国的当政者的审查后再上报周王室，那么这首《黄鸟》早就被删掉了。
在这个问题上，古今道理没有什么差异，不论官吏的素质怎样，如果没有体制上的渠道，问题就得不到根本解决。因为即使有觉悟高的官员，他也宁可自己把问题消化解决，而不希望惊动上级。因此，建立一条民间的信息反馈渠道显得十分重要，它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文学的，也可以是其他艺术形式的，总之，这个渠道必须是特快直达，不受干扰。
当前，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问题都在潜伏着、积压着，这种看上去的貌似平静并不是就真的平安无事，通过合情、合法的途径对这些问题进行疏导、减压，是防止问题爆发的主要手段。不管你官方听不听，百姓间的顺口溜、黄段子都在流行，有的借助网络越传越广。
那么这些民间口头文学都是无聊之作吗？恐怕不能一概而论，有些段子的确揭示了生活中反常的现象，如果这些反常的现象得到了解决，这些所谓的顺口溜还有流行的土壤了吗？民间的东西不能都用空穴来风来一言以辟之，至少它反映了一种来自民间的情绪。作家贾平凹在所著的《废都》中引用了许多民间顺口溜，这些顺口溜在《废都》出版前很早就已经在国内流传，贾平凹正是敏锐地看到了顺口溜背后的东西，才让这些本来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俗言俚语走进了他的小说。
在自媒体时代的今天，没有什么事关民众的事情可以隐瞒，隐瞒所导致的只能是更大的误解和更深的隔阂。孔子时代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情况到今天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我们的思想必须跟紧时代的步伐。2003年全国性的“非典”疫情在信息反馈上的失误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这样的低级错误不应该在已经建立快速反应机制的国度里重现。
上与下本来就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如果其根本目标一致，就没有调和不了的矛盾，这是辟诗路、开言路的重要前提。尤其对于我们执政的共产党来说，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这个党再没有其他利益，这就更应该以史为鉴，让诗路畅通，让国风劲吹，从而上下合力，共建“大同”社会。
二是在生活上提倡简约，弘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简约是《诗》的标志，这种标志给我们的启示不仅仅在文学上。文学即人学，文学的灵魂必然是人的精神内核。我们今天较之过去是富裕了一些，物质生活变得丰富了，但这并不能使我们有理由丢弃简约。《诗》中有一首名曰《宾之初筵》的反对奢华的作品，非常值得一读。该诗以对比的手法揭露了统治者的荒淫生活，全诗描写了一副酒宴上的闹剧。宴席伊始，宾主谦让有礼，大家正襟危坐，一个个人模狗样；酒至半酣，笙鼓舞乐开始登场，在歌舞当中气氛变得活跃起来；酒到高潮，众人开始手舞足蹈，威仪尽失；后来都不能自持，开始胡言乱语，打翻杯盏，撒疯乱舞，衣冠不整，立足不稳。在此，不妨摘录一段：
宾既醉止，载号载呶。
乱我笾豆，屡舞僛僛僛。
是曰既醉，不知其邮。
侧弁之俄，屡舞傞傞傞傞。
既醉而出，并守其福。
醉而不出，是谓伐德。
饮酒孔嘉，唯其令仪。
这段诗译成白话是这样的：
宾客已经醉醺醺，号叫喧闹乱纷纷。
打翻杯盘与碗盏，撒疯狂舞胡乱奔。
还说这是喝酒醉，不知过失头发昏。
头上歪戴鹿皮冠，醉舞盘旋脚不稳。
自觉喝醉走出门，宾主两安好福分。
酒已喝醉不离走，做事缺德失人心。
开筵饮酒本好事，要有美仪方舒心。
《宾之初筵》所描绘的情景，虽然过去了两千多年，但今天读来仿佛就在眼前，因为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情景太多了。现实生活中穷奢极欲、慷国家之慨的事例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为了一个意义不大的所谓仪式，动用上千的学生停课练习歌舞；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所谓会议，花重金租用豪华宾馆消费；为了一个小小的纪念活动，花大价钱搞摊派行追星之事，凡此等等，已经到了失控的程度。古代天子的歌舞规模才不过六十四人，我们今天很多乡镇一级的头头儿都恐怕不会满足于这样的场面。南方某省的一个县委书记，为了显示威严和气派，竟能堂而皇之地搞起了阅兵式。这些问题的出现，除了规定上的不完善之外，关键还是简约之风不存。
孔子认为，治国之策，在于节用、用人，这是说一个是抓好财政问题，一个是抓好干部问题，抓住了这两件事情，就抓住了治国的方法。而抓财政，最重要的就是要节俭，节俭不仅持家，节俭更是持国，浪费资财的举动被人称为败家子就是这个道理。今天读《诗》，从宏观上能有这样的觉悟也不失是一种收获。
那么对于文学的语言而言，《诗》所给我们的启示也是一种简练之美。我们今天的文字书写、印刷太方便了，不像古人那样需要用刀刻在竹简上，所以就把浪费文字不当成一回事，文学作品也好，公文文书也好，动辄洋洋万言，这实在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当年吕不韦命人编写《吕氏春秋》时，为了保证质量，“布咸阳门市，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就是说把写成的《吕氏春秋》刊布在咸阳的城门，上面悬挂着一千金的赏金，遍请诸侯各国的游士宾客，如果有能对《吕氏春秋》增删一字者，重赏千金，足见古人对文章精益求精的精神。如果我们能有半点《诗》之简约精神，有丝毫吕氏著文之风，那么我们的社会就能减少许多文字垃圾，就会节约许多人力纸张。
三是在文学上引导诗歌“三贴近”，让诗歌焕发出更为旺盛的生命力。
诗的生命在于受众，离开了读者，诗路就会越走越窄。翻开国内有限的几本诗刊杂志，我们会发现，诗已经成为极小部分所谓诗人掌上的玩物，其情感之怪异、意象之朦胧、语言之晦涩已经令人不忍卒读了。别说是一般的读者，就是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对此也似懂非懂，这样的诗风如何能流传？
唐代诗人白居易每成一诗，必先读给老妪听，老妪不知所云的，大诗人就进行修改，直至老妪能懂为止。白居易的做法是取悦老妪吗？显然不是，白居易是懂得这样一个道理：诗之精要不在故作高深，而在自然质朴，正所谓大圭不琢，大羹不调。
大众的接受是一首诗流传的前提，这在《诗经》里已经得到证实。“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通俗易懂的诗章谁又敢鄙视呢？而我们现在一些诗人，唯恐别人说自己不深刻、水平低，竞相以反常扭曲的语言来糟蹋诗歌，结果使这一本来在民间极富生命力的艺术形式逐渐被大众所冷落。可悲的是许多诗作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甚至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声称你不懂将来有人会读懂，说自己的诗是写给未来人读的，这种自欺欺人的心理真让人忍俊不禁。
从《诗》的艺术成就看，不仅是诗歌，包括一切文学样式，都不该把读者当阿斗，都应该尊重和善待读者，这是一种文学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文学才能深深地融入大众，才能在肥沃的土壤上茁壮生长、开花结果。而要做到尊重和善待读者，就必须想读者之所想，歌读者之所歌，就是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就是要少一些矫情，多一份真诚，以“文以载道”的精神来端正文学的态度，不要陷入“痞子文学”“身体文学”的泥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