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之道归去来兮
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都是有局限的，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致，我们在研究一种文化时，是整体把握、全面分析，还是以偏概、全攻其一点，这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在文化上始终保持连续传承的古国，儒家的孔孟之道功不可没，这是任何一个懂得中华民族历史的人都应该承认的事实。那么对这样一种对人类发展极其有益的文化思想，我们为什么要抛弃它呢？如果不是出于政治因素，而是从对历史负责的立场出发，我们应该大胆地让儒学思想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让孔孟之道重新登上大雅之堂。笔者之所以这样来呼唤孔孟之道，是因为我们在完全背离孔孟之道之后，我们的社会遇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又缺乏一种让社会信服的理论根据。如果“五四”运动中那些纵火烧掉孔家店的热血青年还健在的话，他们面对当前现实中出现的令人束手无策的种种社会问题，恐怕也会把药方开到孔家店去。
我们重视儒学，但并不是把儒学作为思想的唯一。儒家产生于百家争鸣之中，还应该回到百家争鸣当中去，把一种学说当成科学神话顶礼膜拜，不许其他学说存在的做法绝不是儒家的本意。谁都知道孔子拜访老子的事情，这件事说明儒家的学术思想是开放而不封闭的，孔子在老子的理论中汲取了营养，这在他所作的易传中就有比较明显的体现。唐朝时期，儒、释、道三教交融，结果有了盛唐之世，从历史的经验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强国富民之治，在于统治者思想的解放。一个强大的朝代，必然是个兼收并蓄的朝代。呼唤孔孟之道回归的理由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理由之一：“五四”先驱们所崇尚的西方哲人对孔孟之道仰之弥高。
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认为：“中国文人的宗教（儒学）是令人钦佩的，他们没有任何迷信和荒谬的传说，也没有侮辱理性和曲解自然。”伏尔泰认为儒学是最好最适合人类理性的哲学，并以中国为理想国，提倡以中国化为标准，向往中国的理性道德，推崇孔子。儒学对十八世纪欧洲反愚昧的启蒙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是儒学对世界文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著名启蒙学者，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兹（1646—1716），对儒学孔子思想中的理性救世精神深表景仰，他的学生在大学用德语讲授儒学，被称为“孔子的殉道者”。
著名的百科全书派狄德罗（1713—1784），也对儒学十分崇拜，他认为孔子学说简洁可爱，没有暴力和迷信，强调以道德理性治国平天下，与西方的教会迷信观念完全不同，对人的本性的发掘并引导向善是十分积极的。
法国哲学家霍尔巴哈（1723—1789），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来观察儒家文化，得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他从满族人征服中原后被儒家文化同化一事中，看出了儒学的力量，认为“理性对于君权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效力，使中国的征服者反而征服了”。不仅是满族人，曾经横扫亚欧大陆的蒙古人在统治中原不到百年的时间里，不也是在文化上被征服了吗？所以，霍尔巴哈主张要以儒家理性道德观念来代替基督教的神性道德观念，强调“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社会的体系》）。
法国学者魁奈认为，孔子提倡的“天理”就是自然规律。他说：“中国文化均依据天理天则，天理天则即不外乎自然法。”他的弟子米拉波曾说：“孔子立教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类的天性，不再被愚昧和贪欲所蒙蔽，所以他提倡敬天、畏天，战胜贪欲，勿以情欲支配行为。应以理性为标准，凡是不合乎理性的就勿动勿思勿言。道德信仰优美到了这个地步，真是无以复加了。”他还说：“我们有一件事需要去做，就是把孔子的这种道德教训普行于世界，这就是吾师的事业。”
当代美国历史学家克力尔曾引用英国作家尤斯塔斯巴尔的话：“对于伟大的孔子所搜集、整理和评论过的那些政治原理，怎么予以赞扬也不是过分的。”
当然，除了对儒学的赞美之外，也有一些西方学者对这种“全盘中化”的思潮提出了异议，如孟德斯鸠、黑格尔等人则认为儒学在政治专制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德作用。其实，这些人所抨击的儒学不是真正的孔子之儒，而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借坛沽酒的所谓“伪儒”。
理由之二：物欲横流的社会需要仁义道德这条纽带来维系和规范。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缺乏道德和诚信的社会感到担忧不安，当假酒、假药、假文凭到处泛滥无法控制的时候，当有毒奶粉、有毒粉丝、有毒火腿堂而皇之地摆上超市的时候，当三角债和拖欠农民工工资所引发的诚信危机令各级官员束手无策的时候，许多人想起了孔子，想起了那被烧毁的孔家店。因为人们发现，仅仅凭法律，道德的大厦建立不起来，在暴利的诱惑下，如果没有道德的制约，人人都有可能铤而走险，马克思的这一预言已经多次不幸被证实。
理由之三：加强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需要传统的文化来奠基。
任何文化都是有连续性的，思想道德建设作为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它需要一种历史的传承，要有根所循，这样，思想道德教育才能被人所信服。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方向是对头的，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一套令人满意的教材。现行的教材大都是口号多于说理，随形势变化太快，缺乏稳定性，这就造成了宣讲者照本宣科，听讲者不以为然的尴尬局面。如果我们把儒学进行一番扬弃，选其精华部分编成一套教材，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毕竟儒学是我们自己祖先创造的文化，毕竟这些优秀的文化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品学和政绩让后人称颂的君子，毕竟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思想解放的开明时代。我们在重新翻阅《大学》《中庸》，重新翻阅《三字经》《千字文》的时候，对这些启蒙教材，怎能用封建两个字一带而过？《大学》中得“格物致知”，至今被一些大学尊为校训。《三字经》所普及的历史知识和为人之道，哪个国人不能吟上几句？这至少说明教材选编的成功。
理由之四：孔孟之道的回归并不是要罢黜其他的种种学说和理论。
孔孟之道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中庸、中和，它反对任何极端的做法，它从来不提倡在学术上你死我活，不像法家那样杀气腾腾。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做法是孔子过世三百多年以后的事情，与孔孟无关。我们现在呼唤孔孟之道，只想把原汁原味的儒学放到一个客观公正的桌面上供大家研究，并不是想取代什么，也不会给其他的思想造成危害，只是精神和思想的大街上又有了一家老字号的超市，至于选择的权力，只能交给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