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礼如山
《礼记》所述诸多礼数，都是儒者应遵循之礼，但对于儒者来说，还有一些原则性和普遍意义的要求，这些原则像巍巍泰山一样不可撼动，这就是儒行之礼。
在服饰方面，儒礼表现出应有的随意性和宽容性。儒家不像道家那样几百年服装统一，打扮一致。儒家主张在服装方面要入乡随俗，只要“衣冠中”，即穿戴适中，不异于众，不流于俗就可以。孔子本人对儒服的说法是，“其服也乡”，至于其他的要求他也不知道。可见，儒礼并无特殊的穿着规定。
对儒服没有要求，但对儒者行为上的标准就比较明确。孔子曾形象地比喻说：儒者就像席上的珍品等待聘用，努力地学习以待请教，心怀忠诚等待举荐，勉力而行等待有识者的录用。这是强调儒者的修身和立身问题。儒者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内因上，所以，儒者不会怨天尤人，不会为讨条捷径而节省力气。一个真正的儒者，是不会不择手段地去跑官买官的，他们“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意思是说爱惜生命以等待时机来临，保养身体时刻准备有所作为。
儒者行为上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中庸态度，言必先信，行必中正，慎微慎独。所以如果一个儒者驾车，哪怕是在无警察无路人的半夜，他也不会闯红灯，因为他的行为信条是“克己复礼”。一个以“克己复礼”为信条的人，必定会“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就是说独处时不会放纵自己，通达于礼而不会精神委靡。
儒者对财富的要求也是低调的。“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金银玉器在儒者眼里不算是宝贝，儒者眼里看重的是忠信；儒者不祈求占有多少土地，而是把占有道义作为立身之地；不以攒有多少金钱为财富，而是把多学习到的知识作为财富。这就是儒者的金钱观。
当前，在市场经济浪潮的激荡中，人们的金钱观发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这固然可以理解，但把金钱作为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其负面影响就显而易见了。在这方面，儒者的金钱观是可以借鉴的。儒者“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要达到这种境界，说明儒者的思想意志是坚定的，是有着钢铁一样操守的。哪怕你用金钱、股票、名牌商品来贿赂，哪怕你用美女、豪宅、奇珍异宝来腐蚀，儒者仍然能做到“见利不亏其义”，就是说不会使原则问题受到损害。哪怕你用一批地痞、流氓、黑社会来威逼，哪怕你用利刃抵住脖子来恐吓，儒者也不会因怕死而改变操守。这是儒者的气节，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所共同追求和崇尚的气节。明代名儒方孝孺，宁肯诛十族也不弃儒者操守，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便是一个可歌可泣的例证。
儒者对贫困的态度是豁达的。“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就可以了，这里的“不淫”，就是不奢侈，“不溽”，就是不厚味，是指生活简朴，粗食淡饭。《礼记》中还具体描绘了一个儒者居住的地方。
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筚门圭窬，蓬户瓮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谄，其仕有如此者。
从描述中我们看到儒者在生活上的要求是很容易满足的，能够安于清贫，安贫乐道。一亩之宫，是长宽各十步的墙垣，也就是说院落很狭小。堵，是指很窄的面积。筚门圭窬，是说正门是荆竹编成，旁门则是在墙上随意挖了个“圭”形的洞。用草编的屋门，用瓦瓮做窗，外出时方能换上一身体面点的衣服，两天吃一日的粮食。君主采纳自己的意见，不怀疑自己的能力；君主不接受自己的意见，也不低三下四，谄媚讨好。儒者即不因贫贱而困迫失志，也不因富贵而骄奢失节，要有一种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精神。《礼记》中的这一记载，似乎就是在写颜回，在对待贫困的态度上，颜回是一个难得的榜样。
在对待大局方面，儒者的原则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过去，有文人相轻的说法。其实，真正的儒者是“同弗与，异弗非也”，就是说不和见解相同的人结党，也不诋毁见解不同的人。要“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在举荐人才方面，要有儒者胸襟，做到“内称不辟亲，外举不辟怨”，一切以人才为重，以大局为重。国君如果有过失，要委婉地提出并加以劝诫，不能装聋作哑，更不能为虎作伥。
在对待朋友问题上，儒者“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要保持一种和而不同的独立人格。但对于朋友，要表现出高度的负责精神。“儒皆闻善以相告也，见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难相死也；久相待也，远相致也”。这是说儒者听到有益的话要告诉朋友，见到有益的事要告之朋友，有提拔的机会，相互推让，要患难的时候，争相赴死。朋友在他国不得志，哪怕路途再远也要招来共同发展。
这一点，很有些“苟富贵，勿相忘”的意思，这不是一种无原则的帮助，而是一种共同志向间的提携，因为儒者交朋友有个前提，那就是“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义，同而进，不同而退”。是说儒者交朋友，要有相同的志向，研究道艺有相同的方法。彼此有建树都为之高兴，不发迹也不能相互厌弃。如果很久没有见面，有流言蜚语也不要盲目相信。儒者这种交友之道是很正确的，既然志同道合，成了朋友，就应该同甘苦、共患难，不要再以金钱、地位来影响相互间的友谊，更不能无端地听从别人的挑拨，猜疑、怀疑朋友。志向相同就好好相处，志向相异就平静地分手。现在一些人，做朋友时关系甜如蜜，分手后相互视为仇，这实在大可不必，对人，应该有一种儒者的宽容，更何况曾经是朋友一场，留一份记忆总比多一份嫉恨要好。
##国风何年再流行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先秦乐歌总集，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已经汇集成书。先秦时期，它被称为《诗》或《诗三百》，汉以后，因为“独尊儒术”的原因，它被尊称为《诗经》。
《诗经》创作的年代，大约是从周初期到春秋中叶，即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之间。这个时期正是社会转型、各种矛盾动荡转化时期，因此，《诗经》的内容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相当重要的历史文献。《诗经》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风，是指国风，即十五国的国风，基本是民歌；雅，相对来说是官方的语言和音乐，可以理解为贵族的乐歌；颂，是“镛”的通假字，镛是一种大钟之名，用这种音色庄重的大钟伴奏，再配以舞蹈演唱的祭歌、祝歌就是颂。
我在读《诗》的时候，比较偏爱国风。通过国风，我感到我们的祖先其实在很早以前，就提倡言论自由了，如果统一的秦王朝能吸取这一做法，大泽乡的揭竿而起恐怕就不会出现了。汉注意了这方面的建设，有了“立乐府，采诗夜诵”的制度，所以汉的统治延续达四百多年，在我国的封建王朝中算是比较长的。
《诗》是孔子在晚年整理的，孔子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引用《诗》中的句子，说明孔子对《诗》的喜爱程度极高。那么孔子为什么如此认同这种大多是出自平民的文学呢？这种已经流传了几千年的诗对于我们今天有哪些启示，这是本文要探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