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仁非妇人之仁

对孔子诛少正卯一事提出质疑的人，主要是对孔子的仁政观点的理解出了问题，他们把孔夫子想象成是一个宽厚敦仁、不愠不火的老人。这是不正确的。孔子倡导仁，把仁作为其学说的核心内容这是事实，但孔子所倡导之仁在政治上却不是那么温良恭俭让了，他希望的是一种有令则行、有禁则止的严政。

孔子认为：“政，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是孔子在回答季康子问政时的话。这里的正是端正，端正就像宫廷里高悬的正大光明金匾一样，是堂堂正正的，公堂上是不允许有恻隐之心的，否则，何谈端正？孔子深知为政在于执政者表率作用的道理，所以提出一个“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的问题。

孔子之仁是建立在“道”基础上的，符合道，则仁者无敌；偏离道，就无仁可讲。因此，孔子的仁不是泛仁，是有条件和前提的。至于后来项羽所行的“妇人之仁”，与孔子所讲的仁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所谓妇人之仁，语出《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这样评价项王：“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项王待人恭敬慈爱，言语温和，有生病的人，心痛地流泪，将自己的饮食分给他。等到有人立了战功，该加官进爵时，把刻好的官印在手里把玩得失去了棱角，也舍不得给人，这就是所说的妇人的仁慈啊。

韩信为什么这样来评价项羽呢？细读这段文字就发现了言外之意。待人慈爱、说话和气、给病人吃小灶，这都不是错的，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举动。问题是出在后面的话上，将军有了战功，理应论功行赏，但项王却不这样做，把应该给的大印在手里都玩旧了，也舍不得给有战功的将士。这是什么问题呢？其实，前面的都是些小事，属于原则的事情恰恰是封爵这样的大事。按理说，有什么战功给什么奖，这是在打仗之前都公告三军的，仗打完了却迟迟不兑现奖励，这哪里是孔子所言之仁？韩信用妇人之仁来评价项羽是再准确不过了。

孔子对一个人是否具备仁的标准，用了四个字来说明，即：刚、毅、木、讷。就是刚强、果断、质朴、言语谨慎。上任七天，作出诛杀少正卯的决定，不能不说果断；不为舆论所惑，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对少正卯定斩不饶，不能不说刚强果断。这是孔子之仁，与项羽的妇人之仁相比，可谓泾渭分明。

孔子虽然主张宽厚敦仁，但在原则问题上他从不含糊。《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就证明了孔子这一点。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这段文字译成白话是这样的：齐国大夫陈成子杀了齐简公（属于臣弑君）。孔子沐浴斋戒后去上朝，报告鲁哀公说：“陈恒杀了他的君主，（为）请求您出兵讨伐他。”鲁哀公说：“你去告诉季孙、仲孙、孟孙三位大臣吧。”孔子退朝后说：为曾忝列大夫之官，不敢不报告。君主却说去告诉那三位。于是，孔子又到三位大夫那里去报告，三位大夫不同意。孔子说：我曾忝列大夫之官，不敢不来报告。

下犯上，臣弑君，是大逆不道的罪行，以周之法律，诸侯要进行讨伐。这事本来与孔子关系不大，但孔子对此事却非常认真，他特意地沐浴斋戒，郑重其事地去向鲁哀公报告，请求出兵讨伐。虽然鲁哀公和三大夫都对此事不感兴趣，结果也没有派兵讨伐，但孔子认为自己曾“从大夫之后”，有责任向君主来报告。这件事情说明了孔子身上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孔子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敢于直言；二是孔子爱憎分明，一切依礼制行事，充满责任意识。从这两点看，孔子诛杀少正卯就不难理解了。既然孔子能够为了维护礼制不惜动兵出国打仗，那么杀掉一个依周礼早就该判死刑的少正卯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