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纲”“五常”不能全盘否定
“三纲”“五常”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在“五四”运动以后遭到了普遍批判，人们把种种罪名强加于它的头上，以至于提到“三纲”“五常”，就是封建禁锢的代名词，能辩证地说一点不同意见的，都成了封建卫道士，于是大家都人云亦云地大谈它的危害，而对于它几千年来维系中华社会与文化的统一作用却避而不谈。
应该说，这种对待历史的学术态度是值得怀疑的，至少不是全面的。“三纲”“五常”思想道德体系如果没有其合理性，绝不会存在几千年而不衰；任何敢于直面现实的人不得不承认，这种思想道德体系至今还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
“三纲”“五常”思想产生于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说。后来，韩非对其具体化，提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忠孝》）。
由此看来，就是“三纲”“五常”真是什么洪水猛兽，董仲舒也不能负完全责任，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只是把韩非的思想加以形象化的引申，这就是后来的批判者们所说的神化。
董仲舒在《基义》中是这样表述的：“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
大意是：上天替国君关心爱护，大地为臣下秉持承担；阳气为男人而产生，阴气为妇人而帮助阳气；春天为父亲而生出，夏天为儿子而养成；秋天为死亡准备棺材，冬季为痛苦而丧痛。
分析这段文字，我们似乎找不到所谓的“神化”，董仲舒是在用天地、阴阳、春夏这三对矛盾关系，说明主要矛盾的重要性。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矛盾的双方都不会静止不动，在运动当中必定有一方是主要矛盾，对事物的认识如果不能看到主要矛盾的存在，这种认识就是片面的。
董仲舒以天喻君，并不是他的发明创造，这是传统使然；以地喻臣也不是对臣的轻视，从现实意义讲，地要比天更重要，因为古代的人们就是以土地为生，这是为什么北京有天坛也不能没有地坛的原因。
以君臣的关系而言，占主动的一方自然是君王，因为君王是最高统治者，是决策者，而臣是决策的贯彻者，因此，在这一对矛盾中，君是主要矛盾，要想治国治天下，君的影响至关重要。但董仲舒在说地为臣时用了“持载”两个字，这精辟的两字把臣的作用说得十分透彻。
持，当然是支持，载，是承载，天固然重要，但高高在上的天如果没有支撑，难保不塌下来，这就是把忠臣良将称为“国之栋梁”的原因。
说到承载问题，人们自然就会想到李世民的“水能载舟，亦可覆舟”的名言，董仲舒在此要表达的也是这个道理。
据史料记载，明末李自成攻破京城之时，崇祯皇帝在紫禁城擂鼓聚臣商议对策，可是几遍鼓响过，竟无一个大臣来上朝，连跟随左右的太监也在忙着乔装逃命，成了孤家寡人的崇祯只能手刃皇后，自己逃到煤山（景山）上吊而死。君的存在靠臣的托浮，如果众叛亲离，像崇祯皇帝那样怎么擂鼓也无百官上朝，那么所谓的君也难逃自挂东南枝的厄运。
以阴阳喻夫妻这是人们普遍接受的说法，很难说董仲舒这么比喻就是对妇女的不敬。
在农耕时代，男人理所当然地要承担起户主的责任，而妻子作为辅助者也并不是地位不重要，这是常理，也就是韩非所说的“天之常道”。
即使现在的家庭，大多也遵循这么一个常道，夫妻两人，主外主内，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相济相成，使家庭和睦社会稳定。既然夫妻是一对矛盾的关系，就不是不能变化的，丈夫的主要矛盾的地位有时也会发生变化，比如丈夫因病不能承担养家活口的责任，或者像现在的下岗失业，那么如果妻子有承担的能力，妻子就可能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地位。
但这种情况并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撒切尔夫人毕竟只有一个，全国三十多个省市，女性掌门人寥寥无几。所以从总体上看，这种夫妻间矛盾关系的划分还是合理的。《易经》里有“女壮，勿取此女”的说法，大概也是不想违背这种“常道”。
现在很多国家以“全职太太”为时尚，并没有人说这就是封建的东西，相反，这倒是一种对女性的责任和呵护。当然，做怎样的选择要取决于女性的意志，不可强加于人。
以春夏来说明父子关系也是十分贴切的，春夏无非是时间上的顺序而已，如果不言血统关系，父子就是年龄上的先后，儿子在将来也会成为父亲。但既然是有年老和年轻之分，父亲生养儿子，儿子长大后赡养父亲，这就是理所当然之事，因为人类就需要这样一代代生息繁衍。
对儿子而言，父亲居主要矛盾的地位，这是常理；儿子在娶妻生子自立门户后，又成为一个新的家庭关系中的主要矛盾，这样也很正常，但不管怎么变化，赡养父母的地位不能改变，这如同春夏之间的生与养的关系一样，是自然所赋予的。
如果说“三纲”在为封建等级制度制造舆论的话，那么谁又能提出一个新的更好的理论来取而代之呢？
“三纲”无可厚非，“五常”也难挑剔。仁、义、礼、智、信，哪一条不是人类所需要的？
仁，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以人为本”。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就有以下几层意义：
1.亲和爱的含义。“仁者，爱人。”（《论语·颜渊》）
2.修身的含义。“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
3.人本含义。“仁者人也。”（《礼记·中庸》）
仁作为孔子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被贯通到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各个领域，成为中华文化最精华的内容之一。仁的方法论的产物就是“中庸”。中庸思想最终目的是保持统一、平衡和稳定。我们今天实施“以德治国”“精神文明”“和谐社会”等等，都有着“中庸”影响存在，只不过赋予了它新的时代内容。
义，是做事做人的原则。原则问题是不容妥协的，也是不能违背的。董仲舒认为“立义以明尊卑之分”（《盟会要》），一个尊卑就点出了人伦关系的要义。比方说，我们在外交当中，涉及主权问题，涉及尊严问题，这都是大义，不能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否则，就是不义。
义在不同层次有不同的含义，但总的来说是原则性的规定，这种规定要符合大局的需要，要符合传统审美的需要，要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所谓深明大义，就是一种为了大局或整体利益而做出某种牺牲的行为。
礼，是仁的表现形式，是人类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用董仲舒的话说就是“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奉本》）。没有礼，社会就会没有秩序，没有秩序，文明就无从谈起。社会法规的增加，绝不是封建的体现，而恰恰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这是文明社会为什么总在加大立法步伐的原因。
美国的各种法规数量之多是惊人的，律师之多也是惊人的，从这个角度看，美国是世界上“礼数”最多的国家，可是谁能说美国是个封建国家呢？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礼也在不断地变化和丰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抱残守缺，拘泥于成制而裹足不前。
智，是最不该有争议的“一常”了，因为智是对知识能力上的要求，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业务素质”。董仲舒在《必仁且智》篇中说：“不智而辩慧狷给，则迷而乘良马也”，意思是说，如果不具备智却一意孤行，好比迷路骑马，马越好可能迷路走得越远。可见智的内涵还包括知识的正确性。
我们今天对学生讲的智育，就是在智方面的教育要求，对教育而言：如果说仁和义是德育范畴，那么智就是知识和技能。反对“五常”的人，有什么理由来反对“智”呢？现在，智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它包含了人类所有的文明成果，把它作为人类伦常关系的重要一极，这应该是时代的需要。
信，是诚信。当社会缺乏诚信的时候，人便会缺乏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就会人人自危，而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不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从这一方面来看，诚信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信条。
中俄刚刚兴起边境贸易的时候，中方的一些从业者不讲诚信，以次充好，将一些假冒伪劣商品兑换过境，有人甚至用工业乙醇兑成白酒销往黑龙江对岸，结果失了对方的信誉，给本来很有前景的边境贸易带来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我们国内企业界普遍存在的信用危机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融资难成为各级政府久攻不破的难题，其原因是什么？就是一个信用问题。银行在不讲信用的企业面前，如履薄冰，生怕坠入借贷不还的陷阱，而本来有诚信的一些企业，在这样的大环境里，也遭到了与无信者一样的惩罚。
因而，强调诚信是一种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都负责任的行为，正所谓无信不足以立身，只有建设诚信社会，才能铸成真正意义上的和谐。
由此看来，“五常”并不是像某些批评家所说的如同洪水猛兽一般，其本来面目不但不狰狞，而且十分可爱，我们有必要把它作为民族的核心价值观重新梳理一下，让更多的人自然地亲近它，而不是先入为主地否定它。董仲舒的话今天读来，还很令人回味：“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