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遗留问题

过去20年的经验表明，中国不应对全球性风险掉以轻心。2018年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同时也是全球金融危机10周年和亚洲金融危机20周年，这两个重大事件给中国乃至世界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尽管中国擅长应对这类危机的短期影响，但危机所带来的旷日持久的影响直到现在才逐一显现。

尽管与全球金融危机前相比，中国经济对外部需求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但出口在中国GDP中的比重仍占到了将近20%，或者说约占家庭消费比重的一半。由于以消费者为主导的再平衡仍处于初期阶段，且尚不足以缓冲其他经济领域带来的意外冲击，全球供应链中出现任何断裂都可能给中国带来相当大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中国经历了长达20年的内部不平稳时期。在随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出口导向型增长是中国的一剂强效良药。随着出口在中国经济中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4.5%上升到2006年的37%，中国GDP连续30年保持近10%的增长绝非偶然。这其中有两大重要因素：日益强大的中国出口机制和全球贸易大提速。这是一个最偶然、最幸运的组合：中国经济腾飞的时机刚刚好。

尽管中国的改革是这一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其中尤以中国在2001年年底加入世贸组织的前几年大幅降低关税最为突出，但中国的出口机制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这需要生产能力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巨大投资，也正因如此，21世纪初，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也上升至40%以上。不同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为投资项目大量举债，中国的发展兴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自有资金，即国内储蓄，而飙升的储蓄率最终也突破了此前闻所未闻的占GDP高达50%的比例关口。

然而，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增长以外部为重点。当然，他的警示与前总理温家宝最初表达的担忧非常一致。2007年3月，温家宝对“四不”提出的警告备受关注：中国经济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十多年后的今天，习近平主席传递的信息进一步强调要关注“不平衡和不完善”的体系，但基本信息的含义非常一致：只有解决失衡的矛盾，中国才能完成未竟的伟业。这凸显了中国经济结构再平衡的长期论据，即：从出口和外部需求转向服务、创新和消费拉动型增长。(https://www.daowen.com)

温家宝批评“四不”问题之后给出了一系列建议，同样，习近平对中国主要矛盾的重新评估也受到了外部世界的考验和磨难的重要影响，用习近平的话来说，这个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这就引出了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奇迹的第二个构成要素，也就是支撑中国强大出口机制的外部需求力。

事实证明，这种支撑性作用只是昙花一现。1997年至1998年间的亚洲金融危机揭示了接下来即将发生的问题：2008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余波卷土重来，全球贸易持续出现严重而持久的放缓。当然，随着亚洲乃至世界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危机中迅速反弹，人们很容易就会忽视这两个外部冲击中的前者。当时为了避免泛区域蔓延，中国部署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国在这一方面尤为擅长。与此同时，鉴于中国即将迎来加入世贸组织的机遇，彼时的中国还没有到怀疑出口导向型增长机遇的时候。

然而，不幸的是，在这个危机趋势越来越频繁的世界，问题也正在酝酿之中。事实证明，外部需求对中国出口的支撑作用只不过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美国次级抵押贷款泡沫破裂，最终也带来了全球信贷和股市泡沫的破裂，以及致命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从而导致世界经济需求全面崩溃，对全球贸易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继2009年全球贸易出现前所未有的10.5%的暴跌之后，世界贸易的平均增长率仅为3%，只有1980年至2008年期间增长率6%的一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中国很难逃过一劫。

在这样一场痛苦的危机之后，全球性复苏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这与习近平对世界经济持续脆弱状态挥之不去的担忧相一致。最重要的全球教训很可能在于，中国需要另寻他处来解决其主要矛盾。简单来说，中国再也不能把赌注压在曾经看似势不可挡的全球贸易上。近年来民粹主义者所暗示的“去全球化”更是反映了外部解决方案对中国的发展所带来的风险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