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希望更深地融入世界，而非统治
高大伟
中欧论坛（2002年）、“新丝绸之路”倡议（2015年）发起人。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专家、汉学家，著有《中华复兴管窥》等。现任多家国际公司和机构董事，广泛涉猎教育、管理、工业和技术等领域。
1978年，邓小平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在过去40年中，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中国显然也在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中重新走进了中心位置。
在此背景下，为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不妨试着回答当今世界的这一重大问题：一个古老的非西方文明重新崛起，是否会引发冲突对抗、成为一股颠覆性的力量？或者反过来说，中国和西方能否切实达成合作，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事实上，较之以上两种局面，第三种发展趋势更有可能。中西方或将实现和平共处，虽然争端和紧张时有发生，但双方能够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并取得不同程度的谅解。
尽管可能性较小，但分析人士不应完全排除中西方产生对抗的极端情况。中西方都可能会因不同原因而触发这种可怕的情况。
为了应对当前权力再分配的局面，西方极端保守势力可能会尽力遏制中国，从而保持西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单边主导地位。由于西方担心在零和博弈中落败，这种姿态会导致不必要的后果，地球村或将四分五裂，美中战略对抗升级的危险也将大大增加。
然而，尽管面临种种挑战，中国经济仍以每年超过6.5%的速度增长。同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以及中国企业纷纷走向全球的事实表明，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已经从满足“量”的需求，转变为重视“质”的提升，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
此外，即便政府推行民族主义，中国也并不一定会变得更有攻击性，因为中国在历史上从未奉行军国主义、扩张主义。
回望历史长河，中国从未真正崩溃过，而只是将自己与周围环境隔绝开来。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其实就含蓄地认识到了闭关锁国可能会带来的危险。
而在另一种情况下，中国再度崛起有可能成为中西方走向对立的根源。然而，中国卷入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屈辱的100年里，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要以西方或日本为目标，在政治上实施打击报复。
西方发起工业革命后，中国并没有把自己不幸被世界边缘化的责任归咎于他人，而是寻找自身弱点，通过实行改革重新崛起。邓小平重点强调“改革”的概念就说明了这点。
在讨论中西方可能走向对抗的决定因素时，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在不断重申“和平崛起”的战略立场。因而，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重大权力再分配所带来的固有风险，同时也对自己妥善应变的能力表现出了信心。
中国的目标是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一定影响，而不是占据主导地位。其对中心地位的追求，不应该被误认为是要形成全球军事霸权或取得领导权。
既然中西方对抗的可能性极小，那是否意味着“合作”将成为双方关系的主旋律？
过去面临一系列危机时，西方和中国确实表明，两者可以开展富有成效的合作（例如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2015年针对伊朗核问题达成的防止核扩散行动计划、开展联合反恐行动，以及在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签订协议）。不过双方虽然在面临共同威胁时懂得相互合作，但在一些安全和政治议题上也存在分歧。
北约和中国的发展路线不同，即使双方有所交流，但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一西方军事联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之间也不会建立合作关系。(https://www.daowen.com)
尽管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正在迅速升温，但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西方已经对其实施了制裁。
“信任赤字”不仅已经影响到中西方在安全领域的互动，而且在网络领域，这种战略上的不信任也使得中美关系愈加复杂。
中国在根本上是一个传承了独特文明的主权国家。中国的复兴并非与历史决裂，而是在新政体与旧制度之间达成了一种平衡。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复兴对世界体系产生的影响可以成为美国学者福山《历史的终结》在现实中的一个反例。从中国的角度而言，现代化并不能等同于西方化。
从对抗到合作，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到福山《历史的终结》，复杂而微妙的地缘政治共存很可能成为中西方关系的标志。
西方和中国不会在所有问题上保持一致，但两者有足够多的共同点，会认识到对话和谈判能减少分歧、扩大共识。
在实行对中国的战略方针中，西方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曾经对世界敞开胸怀（例如唐宋时期或明朝永乐年间），也有过与世隔绝、闭关锁国的经历。
中国有庞大的市场规模，在各大洲创造了经济价值，还与西方达成诸多协议，共同应对全球性的问题，因此开放的中国可以让世界各国受益。而对中国来说，对外开放的时期也是盛世时期。
对西方，同时也对中国的进步力量而言，真正的危险在于中国可能重新走上固步自封的道路，因为这不但会开启一个去全球化的时代，也会扼杀中国复兴的希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西方政治和经济大国必须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催化剂。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和“开放”两大主题存在明显的关联，但改革的性质及力度还要取决于开放的程度。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外开放举措。凭借这一构想，国家主席习近平强化了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政策，使中国进一步远离了固步自封的倾向。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构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一大国际金融支持体系，美国如果对中国建立亚投行的动机表示怀疑，就会错过伴随中国开放的良机。尽管欧盟对习近平的外交倡议反应更为积极，但在推动建立欧、亚、非相互协作的过程中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了21世纪，中西方不仅需要维护和平，而且应该相互促进。
要实现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双方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欧盟显然有能力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催化剂，中国则可能成为加强欧洲凝聚力的有力催化剂。
数字革命正在飞速改变中国社会的面貌，而壮志满满地走在复兴之路上的中国也在邀请欧洲携手步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潜在的价值无可估量，因而我们不妨重新审视零和博弈的做法，转而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
中国正处在创业革命的开端。2015年，中国每分钟约有8家私营公司成立，每天有1.2万家公司登记注册。中西方私营企业家之间的纽带必须得到支持和鼓励，从而确保中国继续对外开放，创造新的全球经济和社会价值观。
现代化的西方对中国的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但一个日新月异、全球化的中国可以让世界走向新的繁荣，促进人类社会不断发展。
如果说，和平共处可以防止我们陷入对抗冲突，那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可以让我们趋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