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或遏制，美国的选择
欧亨尼奥·布雷戈拉特
曾任西班牙前首相阿道弗·苏亚雷斯和莱奥波尔多·卡尔沃-索特洛的外交政策顾问（1978—1982）。他曾三次担任西班牙驻华大使（1987—1991、1999—2003和2011—2013），著有《第二次中国革命》。
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4年宣布，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越美国时，华盛顿拉响了地缘政治警报。在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后的35年里，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快速，也是最广泛的经济发展，从世界上最穷困国家之一转变为与美国同属一列的经济强国。世界银行认为：“中国用一代人的时间实现了大多数国家需要花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果。”根据普华永道在2017年1月发布的预测，到2050年，中国按照市场价格计算的GDP可能会超出美国大约50%，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大约会超出美国70%，高盛和《经济学人》等其他方出具的预测报告也显示了相似的结果。这些关于中国经济规模和产能的事实和估计显然震惊了全世界，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世界头号强国美国。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就算中国不是对手或者潜在敌人，也至少是竞争者。奥巴马的亚太战略转移及其经济支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已经成为遏制中国的代名词，而唐纳德·特朗普版本的遏制政策更是毫不掩饰。虽然贸易战名义上是为了平衡美国贸易逆差，不过这其实是个幌子。美国真正担忧的是中国庞大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其未来的继续增长，还有中国快速攀上科技阶梯所带来的军事和地缘政治上的影响。特朗普顾问团队中一些对华鹰派人物对此解释得非常清楚。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在特朗普政府任职时曾说：“我们正在与中国开战……对我来说，与中国的经济战争就是一切，我们必须完全专注于此。如果我们一再败下阵来，那么五年内，最多十年，我们将会触及一个拐点，而后我们将永远无法再恢复到这个水平。”认同这一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背离了美国的核心利益，因此必须受到阻止。这才是特朗普发起的经济战争，而不仅仅是一场贸易战争的真正涵义。问题是他准备打到什么程度？
在20世纪下半叶，美国成功抵制了对其经济和科技优势构成威胁的两大挑战：其中一个挑战来自苏联，另一个来自日本。苏联的挑战属于科技范畴，以“卫星时刻”为代表。当苏联的人造卫星在1957年被发射升空时，美国认为苏联已经在技术上超越了它。艾森豪威尔的回应是建立美国宇航局，肯尼迪则推出“阿波罗登月计划”。结果是，苏联卫星升空后仅仅过了12年，美国便将星条旗插在了月球表面。虽然苏联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大，不过受制于失败的经济体制，这个巨人存在致命的缺陷。为什么特朗普没有针锋相对地推出“美国制造”计划，或者是新的更大胆的太空项目，以展示美国的科技优势呢？过去美国怀抱着信心和希望迎接了苏联人造卫星的挑战，而现在它的反应却是恐惧和傲慢交织，想方设法阻止中国发展科学技术，这又是为何呢？假设19世纪中叶，英国对美国盗窃其技术而愤愤不平，禁止美国接近科技前沿，美国又会作何反应？美国对“中国制造2025”的反应除了显示其软弱以外，还能作何理解呢？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记载，正是因为斯巴达这个古老而强大的城邦对新兴城邦雅典心生忌惮，才引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的由来。(https://www.daowen.com)
日本也曾对美国构成了经济和技术上的挑战。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担心自己在这两个领域的领先地位被日本取而代之。美国国内甚至有舆论认为，相较于苏联，日本对美国构成了更大的威胁。1985年，美国用一纸《广场协议》遏制了日本经济的增长，该协议对世界主要货币进行了有秩序的调整，导致3年内日元币值相对于美元上涨了80%以上。日本不得不接受美国的条款，因为它处在美国“保护”之下，但中国不是。日元升值加上日本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犯下的错误导致了日本“失去的十年”。
无视中国瞄准科技前沿的雄心，就无法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所具备的真正地缘战略意义。自远古至15世纪，中国一直处在科技领域的前沿。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曾说，如果没有中国的三项决定性发明（纸、火药和指南针），欧洲文艺复兴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英国生物化学和科学史学家李约瑟也指出，自公元前几世纪到15世纪，中国平均每个世纪诞生15个科学思想，这种创新能力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是包括希腊文明在内的任何其他文明都无法比拟的。尽管如此，中国创造力的源泉最终枯竭了，未能搭上工业革命的列车，并因此遭受了“百年耻辱”。中国吸取了历史的教训，不想被现代技术革命抛下。要求中国放弃征服科技前沿的努力，无异于要求它放弃主权，接受新一轮的“百年耻辱”。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要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只能像包括美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向价值链上游转移。美国不能强迫中国永远作为中等收入国家而存在，中国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要求。
如果美国希望大幅度减少对华贸易逆差，北京愿意做出承诺。美国和欧洲在商业和经济方面都和中国不尽相同，但世贸组织提供了克服的框架。即便中国的某些做法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贯行为，面对欧洲和美国的合法投诉，它也只能接受。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美国也曾奉行保护主义和复制英国的技术，并无视知识产权法。时至今日，美国依然在实行“产业政策”。五角大楼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资助了硅谷的许多伟大发明，包括晶体管、GPS、集成电路、互联网、隐身技术等等。这些技术背后的扶持资金来自美国庞大的国防预算，其金额之大，超过了在国防开支方面名列美国之后的八个国家的总和。后来这些技术被转移至私营部门，形成了美国独具特色的“产业政策”。美国以阻止中国经济和技术发展为目标，这是任何主权国家都无法接受的。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极力阻止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强国，或多极世界秩序的建立，这使我们不禁联想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沃氏教条”：美国应遏制西欧、亚洲或苏联其他超级大国的崛起。
美中双边关系的本质内容可归结为：是以接触还是遏制，合作还是对抗为基础？美国是否应将中国视为敌人，或将中国变成敌人？以亨利·基辛格为首的人士认为这种做法是一个糟糕的错误。2009年1月12日，也就是奥巴马总统就职前夕，他在《纽约时代》发表文章称：“这一代领导人有机会将跨太平洋关系塑造成共同命运的形式，就像二战后紧接着出现的跨大西洋关系一样。”在2011年发表的《论中国》中，他对这个观点进行了补充，提出美国、中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应建立太平洋共同体的观点。这一愿景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基于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概念相吻合。
一旦美国抛弃了从1972年尼克松首次访华开始的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对华接触政策，我们将陷入霍布斯主义、达尔文主义的世界，被赤裸裸的权力争夺所主导，即丛林法则。中国重新崛起为世界强国，是邓小平正确的政策和中国人民的勤劳苦干带来的必然结果。而尼克松及其之后的美国领导人允许中国参与世界经济秩序则对中国的成功崛起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崛起已经成为国际上必须接受的既定事实。2018年7月20日，基辛格在接受爱德华·卢斯采访时说：“我们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危急的时期。”他的意思表达得不是很明确，但鉴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此话中的深意便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