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推动新的增长引擎
伊凡娜·拉德杰维克
塞尔维亚国际政治经济学院“一带一路”地区研究中心主任。
经过了40年的艰苦奋斗，中国以一颗坚定的发展决心从一个贫穷的国家变身为经济大国，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有影响力的一员。中国举世瞩目的进步，证明了21世纪属于中国。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点。
邓小平是一位高瞻远瞩的现实主义者，他提出了“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的明智论断，带领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自此以后，衡量中国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从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转向了务实的立场。
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在这之后所制定的一系列决策可以概括为“四个现代化”，即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
与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的苏联和东欧国家不同，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中国开始对非国有部门进行改革，允许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
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改革有着额外的价值。改革没有在全国各地同步实施。只有某些地区或经济部门是改革试行点，并且仅仅逐步实施那些在国内其他地区已证明有效的措施。
这些改革首先在中国的农村地区进行。1980年9月，政府允许农民自行决定是否参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项决定保证了农民在交纳应税粮食，并完成强制性或合同性收购之后，仍拥有在市场上保留和出售剩余粮食的决定权。到1984年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覆盖了中国约98%的农民。其后，政府给予了农民更大的自由空间，扩大了种植农作物的选择范围，甚至允许他们放弃耕作，建立小型工厂。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中国的乡镇企业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崛起。沿海地区和主要城市边缘地区得到了更为繁荣的发展。
为了吸引外商投资，学习国外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政府在经济特区为外国企业提供优惠的税收和关税政策。最初，这些特区建立在中国的沿海地区。1980年，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四个经济特区。这一模式的成功促使政府在1984年对另外14个沿海城市实行开放政策。1985年，政府又指定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区（厦门—漳州—泉州）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开辟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为经济开放区。1988年，政府又将整个海南省划为经济特区，并逐渐在其沿海地区建立了一个扩大的开放带。1990年，为了把长江流域发展成为另一个开放带，政府决定在上海开发浦东新区。此后，浦东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通过在少数选定的城市建立经济特区，中国开启了对外开放的进程。成功的模式随后扩展到了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从而演变为一种循序渐进的开放模式，从城市到开放带，并最终扩展至更大的区域。(https://www.daowen.com)
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活动，不但使中国的国内市场逐渐向外国资本开放，并且成功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了应对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国企业必须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管理水平。为了在全球进出口的激烈竞争中生存下来，中国必须建立类似国际竞争对手的商品价格结构，并加快价格改革的步伐。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期间发表了若干讲话，要求更积极主动地执行改革和开放政策。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改革的重点转向了国有经济部门。政府采取了大量措施，包括关闭亏损经营的国有企业，并为下岗工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到21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东部沿海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西部地区省份的发展仍然滞后。在2001年3月公布的第十个五年规划的报告中，政府提出了关于“西部大开发”的具体安排。项目的期限为50年，分为三个阶段，目的是提高西部地区居民的整体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以全面缩小西部与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自该项目启动以来，中央政府在基础设施、教育、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对西部地区进行了大量投资，其中规模最大的项目是青藏铁路、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
2001年底，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是中国推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又一个里程碑。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中国需要接受全球化经济的规则，包括降低关税、进一步开放包括服务行业在内的市场、根据世贸组织的要求修改相关的国内规定和立法等。
加入WTO也是改善中国在海外投资前景的一个转折点。邓小平关于活跃在全球舞台和中国能够改变的说法再次被人们提起和强调。因此，在“十五”规划及其后的“十一五”规划中，“走出去”成为中国的优先重点工作之一。这是中国政府的战略举措，向中国企业发出了信号，要求它们做好准备，在中国境外寻找商机。国有企业首先获得了“走出去”的机会。
通过以上方式，中国政府对这些投资拥有了完全的控制权：它们将去哪里、它们将投资于哪些部门、在哪些金融环境下进行投资等等。到了2003年，民营企业也获准走向全球。他们直接投资外国市场，在海外设立工厂，雇用当地劳工，并收购外国公司和基础设施。在此期间，中国的制造业逐步走出国门，“中国制造”逐渐被海外市场所接受。显然，“走出去”战略成绩斐然：2016年，中国首次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第二大来源地。
中国成为国际贸易积极参与者的同时，中国经济也变得更容易受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不受国际市场影响的日子就此终结。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削减了中国的出口额。中国的中小型企业因出口表现欠佳而接二连三地崩溃，其中纺织业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受到的最为严重的外部冲击。为了渡过经济危机，2008年11月，政府启动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计划，通过加快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交通网、推出改善生态条件的项目，达到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考虑到金融改革在经济结构改革中的重要作用，中国政府对金融部门制定了大量的改革措施，以建立一个全面的制度来管理金融市场。这包括进一步对国内外企业开放金融市场，推动建立由市场驱动国家汇率和利率的制度，并确保金融安全和稳定。这些措施带来了额外的好处：它们促进了人民币的全球化，开创了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投资和储备货币选择的前景。
中国对发展一种确保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新增长模式非常感兴趣。这种模式将更强调以私人消费和创新作为中国经济的新动力。可持续和健康的经济增长要求不断设计和实施适合特殊时刻的经济改革，并推动进一步的发展。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及其他一系列区域性经济合作的倡议体现了远见卓识。2015年，中国政府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接受参与国之间的差异，尊重自身的资源优势，同时坚持各经济体之间的互补性，将众多国家团结起来。各国都将互补性视为巨大的潜力，它为政府间的合作和多层级的连接提供了空间。
“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是不可否认的，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体占全球GDP和贸易的1/3，人口接近全世界的2/3。正如前文所述的那样，21世纪属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