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过去未来，整合都很重要
彼得·威廉姆森
正处在经济发展浪潮之中的中国，在经济编年史中可谓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而造成这种独特性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从经济发展之初就奉行对外开放政策。这点跟亚洲其他国家，譬如日本和韩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那些国家都是在成为发达经济体后，才对外开放本国市场的。
1978年12月，邓小平说：“恩格斯从没坐过飞机，斯大林从没穿过涤纶。”这句话的意思是，他认为要想发展中国的经济就得接受新的技术。邓小平决定让跨国公司来中国投资，并将技术从海外带至中国，中国经济发展所严重依赖的新技术和新理念就是这样来的。这次对外开放也被证明是推动中国现代经济腾飞的最具决定性因素。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循序渐进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开始尝试把经济特区和选定的几个沿海城市开放给外国投资。这次对外开放的重心在于吸引出口导向型制造业，而且正是这些制造业奠定了中国的制造业大国地位。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出口商品在全球所占的比例不到1%。接下来的40年，中国的出口份额持续增加，而其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出口份额更是加速增长。今天，按照价值计算，中国的制造业产出占全球的1/4。中国的能力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在全球的供应链中，中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初，中国的生产制造大多与低值产品的组装有关，譬如服装和玩具。甚至就在15年前，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比重仅约1/2；另外一半要归入中国组装的进口零部件。而到了今天，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比重预计超过2/3。
中国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数量巨大，而中国之所以有能力让它们增值，在华的外资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数据显示，在中国大约有50万家外资公司，它们的投资存量累计达到了5万亿美元。这些外资公司带来了新的技术，培训中国员工掌握新技能，并帮助中国的各个省份培养分包商和供应商。由邓小平开始，并由他的继任者继续贯彻实施的对外开放政策不仅大大助推了中国经济，也令中国的消费者和工人获益匪浅。外国的新理念和新技术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中国人接纳它们，掌握它们，继而加入他们自己的想法和创新，进一步完善它们。要是没有对外开放刺激了中国人学习、创新的积极性，中国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实现这么多的成就。
当然，跨国公司和海外的消费者也从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中获益良多。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德国大众汽车，它是最早进军中国汽车制造业的跨国公司，也是中国在该行业最大的国际合作伙伴。大众早在1978年就开始与中国接触，在过去的40年中，它一直在中国的汽车市场保持着领先地位；而中国亦是大众集团的最大市场。有赖于在中国快速增长的销售额，大众首次超越丰田成为全球销量最好的汽车制造商。2017年，它在中国卖出的汽车超过300万台，几乎占它全球销量的一半。其他的许多外国汽车制造商也在重复着大众的模式：福特在全球赚取的利润中，有1/3来自于中国；而对通用汽车和宝马而言，有1/4的利润来自于中国。在其他行业，从机械设备一直到快餐，跨国公司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譬如在百胜分拆之前，它旗下的快餐品牌，包括肯德基和必胜客，在中国赚取的利润占全球利润的一半以上。(https://www.daowen.com)
中国能力的提升和生产率的提高也有利于外国消费者，因为他们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买到商品，从而享受更高性价比的商品。研究表明，中国出口商品价格实惠，使得美国和欧洲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每年提升了几百美元，甚至几千美元。
然而到了今天，过去几十年来的积极发展，以及中国和全球经济从中获取的利益，都面临着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威胁。对此，中国未来最好采取什么政策呢？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正进入一个“新时代”。虽然此言不假，但并不意味着应该制定与之前不同的政策。相反，中国决策者应该在原有的基础上制定政策。不过与此同时，他们也需实施新的举措。这就需要有始终如一的策略，且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后方能贯彻落实。
首先，中国的发展重心应该将经济增长指标放到增长质量上。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也付出了许多代价：环境遭到破坏，不平等现象加剧，注重物质上的成功，忽视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经济增长的同时应该更加爱护自然，让环境更具可持续性。要做到如此，就需要花大力气、大价钱去弥补往日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而这也就意味着需要用到新的、改良后的技术，以减少对环境造成进一步的破坏，譬如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等。可再生能源利用生物技术减少了对化学制品的使用，并据此改进循环利用。中国的发展重心还需将民众盲目追求消费更多的“东西”，转变到追求能提高生活质量的事物上面：更好的学校和更优良的医疗，赏心悦目的设计，文化体验以及更为公正的法院和司法制度。中国应该和外国公司及个人展开更深入的合作，因为结合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和资源，必能碰撞出新的思想、技术和美感的火花，从而完善中国本土的改革与创新。
其次，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快就会变成第一），且拥有全球20%的人口，理当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与世界更为紧密地联合起来。这就意味着中国要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积极参与到国际合作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当中，并帮助其他国家发展经济。习近平主席也已经预示了这点。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将会帮助它们建设基础设施并推动它们的贸易及发展。但这也意味着中国要将他国的经验和理念与本国的知识和力量结合起来。这就要求中国去促进国际间的对话和互动，并和拥有互补技术及经验的国家展开更多合作，从而为全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譬如人口老龄化和气候变化等，想出新颖的解决方案。
再次，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寻找到继续快速提高国民、资本和资源生产力的方法。而这可能是上述几点中最难做到的。国有企业改革尤其需要继续提高效率。私营企业则需鼓励并帮助其提高附加值及创新能力。像人工智能、“工业4.0”和量子运算等新技术，都必须大力扶持并充分利用起来。金融业的能力需要深化和加强。效率低下的现象需要消除，阻碍思想、资金和资源自由流通的政策和程序需要进行精简。在上述这些领域中，中国已经取得许多重要进展。譬如阿里巴巴和腾讯公司，它们推出的超级支付应用分别拥有90项和40项功能，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而在大数据的利用方面，中国公司也走在世界前列。譬如阿里巴巴用来给企业和消费者进行信用评分的系统——芝麻信用，其所利用的数据不仅衡量了财务状况，还与顾客退货情况、顾客满意度、库存周转天数、折扣幅度相挂钩，从而提高了准确度，实现不间断地实时更新信用分。中国公司还在生物信息学中运用大数据进行分析，譬如帮助实现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疗法（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herapy），这种疗法通过提取病人的白细胞，对它们的基因进行重组后，再重新注入病人的体内去对抗癌症和其他疾病。不过要想前沿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及应用达到最佳效果，还需不同国家背景的研究人员通力合作，同时也离不开国际公司的强强联合。虽然世界上一些国家面临着逆全球化的压力，且这种压力与日俱增，但中国要勇敢地踏入商业自由化的新阶段。这点在新技术的研究和商业化，以及服务贸易领域尤为必要。
中国已经有所行动了。中国的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修订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鼓励类条目新增了许多产业可供外商投资，譬如智能医疗设备和3D打印。与此同时，李克强总理宣布将进一步开放服务业，从2018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中国将在北京、上海和深圳等17个地区展开试点，摸索出服务贸易的创新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增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是对外开放和与世界各地的人民和国家一道应对挑战，但有时候，这种政策与合作所发挥的作用又受到了低估。中国通过迈入对外开放的新阶段，可以实现进一步发展的雄心壮志，并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出与其悠久历史和宏大规模相称的作用。这就需要从三个方面来制定政策：第一，相关政策应促进中国境内和境外的外商进行新一轮直接投资；第二，相关政策应能使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出更积极的作用；第三，大力推行改革并放松对工商业的管制，将中国的专有技术与世界各地的技术和理念结合起来，从而鼓励创新并促进生产力的提高。根据中国过往的表现，我对中国能再次应对新的挑战很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