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预言的惊人增长
吉姆·奥尼尔
2018年7月出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席，此前曾任高盛集团联合研究主管（1995—2000）、高盛首席经济学家（2001—2010）和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前主席（2010—2013）。首次提出了金砖四国（BRIC）的说法，被称为“金砖之父”。
40年前，邓小平带领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不知当时的他可曾想过，这条道路会让中国呈现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面貌。
当年的我，刚拿到第一个经济学学位，即将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开始为期一年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硕士学位课程。事实上，作为母校邀请的嘉宾，我将重返校园参加毕业40周年同学会，并在晚宴后致辞。到时候我可能会问大家，当年有没有人思考过和中国有关的问题？反正我是没有，而且我猜，除了一小部分具有国际思维的精英人士外，很少有人在那时将中国作为重点关注对象。
1978年，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刚刚过去的通胀10年以及油价上涨带来的全新影响，而油价在随后再次出现大幅攀升，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经济体构成新的挑战。因此，很多人将注意力放在了中东。
在完成硕士学业后，我又花了3年时间详细研究油价相关问题以及中东各大产油国短期内出现现金盈余激增的原因。
除此之外，在我印象中，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还关注美苏之间冷战加剧、日本呈现出势不可挡的崛起，而中国则是鲜有人问津的话题。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经济似乎正从一个巨大的危机转入另一个巨大的危机。油价危机及其后续影响把我拖进了国际金融圈，让我开始了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一份工作。不过我不记得自己当时曾关注过中国的崛起抑或中国已经开启的改革道路。
直到临近20世纪80年代末，我才真正开始放眼全球。1988年中，我离开纽约，重返英国，供职于一家瑞士银行，我所服务的部门在当时举足轻重的欧洲债券业务上非常活跃。又过了一年半，我首次来到中国。
1990年的那次北京之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先是我从机场出来坐的那辆车，好像是路上唯一一辆汽车，而周围全是老式自行车。其次我还记得当时参观了八达岭长城，这是距离北京最近的一段长城，从北京去八达岭长城最后的几公里基本上就是一条土路。而第三点，也是特别令我意外的一点，就是在市中心的马路上看到人们在做买卖，这跟我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完全不同。这些都是我开始对中国着迷的原因。
到了90年代后半叶，特别是到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我已经去过中国至少10次，而作为高盛的合作人，我对中国在终止亚洲金融危机方面起到的作用，尤其是间接作用印象非常深刻。这个时期全球金融市场上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即时任美国财政部长鲁宾（Bob Rubin）扭转过去不干涉外国汇率市场的立场，进行了及时而适度的干预，阻止了美元兑日元汇率进一步走强。事实上，日元汇率随后调转走势，大幅上涨，呼应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结束。这证实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观点，即日元兑美元汇率的下跌破坏了很多亚洲国家实行的固定汇率制，为随后大规模债务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后来人们才知道，当时对鲁宾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威胁是：如果日元汇率持续走低，那么中国只能让人民币贬值，除此以外别无选择。这使我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对全球金融市场的间接性影响。
这件事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我在国际上一举成名的思想观点的形成，在3年后的2001年，我提出了“金砖国家”（BRIC）的概念，用来指代拥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巴西、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现在的情况已经清楚地表明，中国和印度在世纪之交参与国际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它们各自拉动了10多亿人口参与全球经济的建设。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作为八国集团成员国，后危机时代的俄罗斯采取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实现了经济地位不断提升。
而巴西则不然，事实上，包括高盛的巴西经济专家在内很多业内人士都对巴西未来的经济持怀疑态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巴西在随后的10年内取得巨大发展，着实令世界感到惊艳，其程度不亚于中国以及其他经济体的不断崛起。
不过现实是，在金砖集团内部，中国始终最具影响力，而且不到几年便崛起为重要的经济力量，开始影响越来越多的国际市场，从大宗商品市场到奢侈品市场，不一而足。(https://www.daowen.com)
这些助长了我的名气，很多国际大公司都向我投来橄榄枝，包括澳大利亚大宗商品贸易集团必和必拓（BHP）、德国大型汽车公司宝马（BMW）以及全球时尚领导者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等。我记得到路易·威登巴黎总部访问时听人讲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其实早在2000年就听过了：中国游客争相到香榭丽舍大道奢侈品门店大量购买手袋，导致这些门店推出“一人一包”的限购规定，结果反而招致了更加旺盛的购买需求。这为在这条大街上闲逛的巴黎学生们提供了商机，因为给中国顾客代购最高可以获得50欧元的报酬。证明中国崛起的例子还有很多，而我个人最喜欢的是我在2008年访问中国时拍下的一句标语，它印在中国农村一所破房子的外墙上，上面写着“学好英语，迈向成功”（Success in English equals success in life）。这让我非常着迷，它进一步加深了我之前的感受，那就是中国崛起不仅为我的祖国英国还为世界其他地方带来巨大机遇。
让我用更传统的经济术语解释一下中国截至目前的崛起吧。高盛曾在2003年发表的第二份报告中描绘2050年时的世界发展前景。我们在一张图表中列出了很多国家，用赛车的图案来代表金砖国家在某一年会超越的发达国家或经济对手。该图表暗示中国会在2015年之前超越当时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事实上，到201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日本的两倍。
在21世纪的头10年，所有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比我基于2001年的经济形势所做出的预期快。不过这4个国家中只有一个持续超出了我的预期，那就是中国。到2017年底，中国以美元计算的名义GDP已达12.7万亿美元，几乎是日本GDP的3倍，超过了整个欧元区的经济总量，几乎是美国GDP总量的70%，是其他3个金砖国家GDP之和的两倍多，比另一个人口过10亿的金砖国家印度高出了近5倍。这样的对比还有很多。
正因如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变得越来越大。虽然西方经济体和其他一些国家出现了很多不稳定的因素，不过相比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经济在进入新千年以后实现了更快的增长。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约为3.3%。而在21世纪的头10年，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为3.9%。而在截至现在的这10年里，虽然世界经济仍然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不过至今为止的增长速度也接近3.5%。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强劲增长背后最主要的推动力。
那将来会怎样呢？特别是在美国对中国的崛起明显发起更严峻的挑战的情况下，中国又面临哪些挑战，又有哪些优势呢？
我们最初预测金砖国家2050年的发展前景时指出，中国以当前名义美元计算的GDP总量可能在2025年到2030年之间追赶上美国（若是以购买力平价算法计算，中国的GDP早就超过了美国）。中国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迈进，不过也并不是说这种结果就是确定无疑的，不管是到那时还是在更远的以后。事实上，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国的金融市场，包括它的股票和汇率都在下跌，如果人民币继续保持最近的跌势，那么中国要想在2030年前获得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就会难上加难。更重要的是，这也会增加中国实现其他重要目标的难度，比如人均收入翻一番，特别是进一步推动经济朝消费驱动的经济体转型。人民币贬值意味着进口价格增加，而这又意味着人民币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减少，因此可以消费的钱也会减少。
以下是我认为中国应该采取的措施，其中大部分并不难实现。
首先，中国需要在下一个10年保持5%至6%的经济增长率，并实行推动国内收入增长的政策，以带动个人消费的增加。
其次，要想让经济形势朝这个方向发展，中国需要推行与该目标相吻合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努力实现更加公平的共享收入增长。
以上两个目标对政府而言都至关重要，而且相较其他目标，我觉得实现起来困难并不大。
还有其他措施，可能实施起来更具挑战性，不过如果坚定决心，还是可以做到的。
我认为，中国必须改善主要城区的环境，提升空气质量。相关政策已经明确，具体措施也受到欢迎，实现这一目标对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最后一个建议是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的国际软实力。我认为中国应该考虑与沿线国家共享开发项目的所有权。一个可能的办法就是公开鼓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方向，而随着中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不断提升，这样做尤其可以展现中国作为一个和平友好国家的形象。
中国的下一个40年一定会像过去40年一样精彩。虽然我知道在这期间一定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意想不到的曲折，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我预计在下一个40年里，甚至可能在未来10年内，中国有可能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我期待看到这一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