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启迪与赋能
汉弗莱·莫希
自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过去了40年。在此期间，中国创造了世界发展历史上的奇迹，其社会经济指标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一个人口超过13亿的庞大经济体（GDP位居世界第二，约占全球GDP的15%），连续40年保持了约9.5%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7亿人已经脱贫；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9岁提高到2016年的76.5岁。这一发展奇迹是如何产生的？从中需要吸取哪些经验教训？研究这些问题一直是众多利益相关方的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中国不仅加强与各个国家的合作，而且加强与金砖国家、非洲联盟等区域性经济政治组织的合作。在中非合作框架内，从加强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基础设施融资到发展援助，非洲在很多方面获益颇丰。这些好处极大地促进了非洲的社会经济发展，帮助解决非洲大陆面临的严峻挑战，即贫困、基础设施不足、人口发展不足以及不友好的投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挑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与中国的合作增强了非洲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实力。
事实上，通过中非合作论坛、中非智库论坛、“一带一路”倡议等方式，中非合作近年来势头正足，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这是因为中国在全球贸易、投资、金融和治理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制造”正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这更表明了中非社会交往的深化。这种深化也延伸到了外交和文化领域，为促进人民之间的交流而在一些非洲国家建立的孔子学院就是证明。
中国已然成为全球经济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随着未来几年各国经济实力的急剧变化，中国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鉴于这种状况以及中非之间日益密切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交往，中国过去40年实行的对外开放和改革，为包括坦桑尼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更重要的是，中非关系有可能成为非洲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增长、社会经济转型和在全球事务中提高发言权的关键促进因素。不仅非洲大陆的减贫计划（包括《2063年议程》）明确制定了这些愿景，其他如“可持续发展目标”（SDG）这样的全球发展框架以及非洲各国的国家发展愿景（坦桑尼亚“愿景2025”、肯尼亚“2030年愿景规划”、尼日利亚“2040年规划”等）也是如此。(https://www.daowen.com)
近10年来中非合作取得的成果表明，中非货物贸易总额已从2001年的130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1880亿美元。中国的直接投资额从2004年的几乎为零，增长到2016年的500亿美元。从2012年到2015年，中国官方发展援助的年增长率为16%。此外，中国已成为非洲最大的双边基础设施融资国。比如，2015年中国对非洲大陆基础设施发展的投入达210亿美元。这些成就清楚地表明，中非合作正在取得积极成果。当然，鉴于非洲各经济领域参与的深度和广度，非洲领导人应该认识到“中国应该是首选的发展伙伴”。事实上，这种参与看来符合非洲的社会经济愿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宣称，中国是非洲发展的推动者和实施者，绝不是一些西方批评家所称的殖民者。
需要回顾的是，中非关系的基础是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期间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可以看出，这些原则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更根本的是，中国一贯坚持这些原则，习近平主席在刚刚结束的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的讲话就是明证，他重申了中非关系的“五不”方针：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求政治私利。中国始终遵守这些原则，清楚地证明了中非合作是可持续性的、值得信赖的。事实上，中美之间正在进行的贸易战，以及美国不断破坏和违反多边主义规则的行为（美国曾是这些规划的制定和倡导者），都增强了非洲对中非合作的信任，同时非洲也对西方国家虚伪、双重标准和摇摆不定的态度提出了质疑。
非洲的资源禀赋和中国对市场的寻求，为非洲创造了通过中非合作实现其愿景的机会，同时还可借鉴中国在促进包容性增长、创造就业和一国经济结构转型方面的经验。中国在这些领域取得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关键的基本因素，即：增加人力资本和改善获取资产的机会；投资基础设施，同时考虑到结构转型；利用精心设计的社会转移计划来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这些成就又反过来得到了政治领导层的支持，该领导层以发展为目标，以人为本，以行动为导向，并大力打击腐败。更有意思的是，政治领导层能够协调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通过渐进的方式指导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拥有强大的群众动员能力，统筹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行为。这些关键的中国特色很难在其他地方复制，但在领导力、治理、包容性发展以及提倡纪律、勤奋和节约的文化等方面，它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有了这些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可供借鉴，非洲国家必须充分利用与中国的合作，确保将这一关系融入到非洲减贫背景下更大更长远的发展中。不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非洲首先必须制定三个层面的综合战略。一是大陆战略，侧重于那些跨领域的问题。就解决连通性挑战、和平与安全问题而言，这些基本上都是基础设施。二是区域战略，反映了非洲大陆不同区域经济一体化集团的优先事项和议程。三是根据各国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制定的国家具体战略。我们采用这种分门别类的方法是为了表明，与一些学者和政治家声称的不同，非洲国家虽然同在一块大陆，但不管是在语言上还是在优先事项上都不是同质的。这一方法还强调需要适应这三个层次中每个层次的具体特征。
我们很有信心，如果这一思路得到有效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及其八项主要倡议将取得长足进展，不仅有利于加强中非合作，而且对实现非洲发展愿景也将大有裨益。归根结底，我们要让那些希望重新点燃东西方冷战之火的消极声音消失，同时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样一个现实：当今世界在许多方面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发展中国家在援助来源、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和发展模式等方面有了更多选择。
当前，非洲方面的积极主动性似乎还不够，而这正是中非关系中缺失的关键一环。事实上，中国人非常清楚他们想要从非洲得到什么，但非洲人自己却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非洲国家要想有效地利用现有的和将有的机会，就必须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非洲领导人在制定必要的政策、策略和行动计划时要有充分的准备和决心，并辅之以监测和评价进展的有效体制框架。非洲只有承担起这样一个积极主动的角色，才能在确保中非合作互利的同时，实现自己的减贫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