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创新引领者的机遇
埃德蒙·费尔普斯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者、2014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2000年，被评为美国经济协会杰出研究员。2008年，被授予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全球经济奖。著有《大繁荣》。
虽然“创新”在有些人看来可能已经是一个烂大街的词了，不过它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更深刻地去理解的重要课题。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取得了重大成就，例如民营经济发展、新产品和新业态出现的背景下，这个课题的提出显得尤为必要。随着改革的继续进行，中国的经济也实现了加速发展。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持续的增长和发展要求持续的创新。如果没有这一点，资本投资收益将会逐渐减少，增长和发展将会放缓乃至消失。但经济学家所说的“创新”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创新”不一定是发现或发明。这个词强调的是采用新产品或新方法——开发者将这种方法用于生产当中或将其推销给其他人用于他们的生产或消费中。
创新需要创新者。创新者既可以是商业企业雇用的普通员工，他们在工作过程中找到了生产某种东西的更好方式或制造出更好的产品；也可以是超凡卓越的人士，他们构思和评估新的企业，以生产非同凡响的新型产品。
在现有产品的生产和新产品的开发领域实现创新发展会振兴整个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活力。想想19世纪50年代的伦敦、90年代的柏林；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30年代的好莱坞和50年代的纽约。这些地方涌现的创新成果很大程度上都源自于城市本土。
在当今时代，我们讨论的“创新”是国家的本土创新以及从其他国家输入或复制的创新——不过创新的过程变得越来越国际化或全球化——由两个甚至更多个国家或地区的贡献者合作完成。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创新主要来自于外界输入，这点并不意外，不过近几年来，中国的本土创新异军突起。随着中国无法再以低廉的成本复制外国创新，其逐渐将重点转向本土创新。
近年来，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至关重要。毫无疑问，马云等先驱人物作出的杰出创新照亮了中国前方的发展道路。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是中国科技创新的典范。这种科技进步是提高生产率，也是提高工资水平所必需的。没有人能够为它们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程度下一个定论，不过我确信它们将对全球经济做出重大贡献。
为了延续这一进步和转型，中国政府领导人需要认清本土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而反过来这又对领导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提出了要求。
习近平主席2018年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表讲话时谈及中国进入对外开放的新时代。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已采取旨在促进商业领域创业和创新的多项举措。李克强总理还带头发起鼓励大众创业的运动。刘鹤副总理推动制定了“淘汰僵尸企业”的政策措施，国有部门里有不少这样的企业。
成立新公司的流程得到简化，促使企业数量大幅增加。“一带一路”倡议也使中国面向欧亚大陆敞开，更准确地说是使欧亚大陆向中国敞开。值得一提的是，参与建设中国经济的外国专家的人数也在大幅增加。(https://www.daowen.com)
所有这一切都很好。不过为了促进经济继续发展，中国还需要进行多项改革。例如，建立面向私营企业商业投资的金融体系就很有必要。
其他有待中国以及西方某些国家进一步改革的领域包括提高社会的包容性。举例来说，女性的能力就未得到充分发挥。女性拥有男性所没有的直觉力，她们对国家和世界有不同的看法。女性的智慧和务实能够为创新添砖加瓦。在早期撰写的一篇关于创新的文章中，我论述了为经济增添人才有助于增加新想法，提高生产力。正如毛主席所说，“妇女能顶半边天”。
除了进一步改革之外，有识之士对全球经济中的合作也存在疑问和担忧。虽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重要的发展，不过关税的问题也引发了诸多讨论。
最近的贸易纠纷主要是美国公司认为它们在进入中国市场时面临高额关税和其他的阻碍。对此中国可以回答，欧盟在某些领域的关税也相当高。不过二者的差异可能在于欧洲的非关税障碍并不像中国的那样令人生畏。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错误地认为，中国的贸易顺差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他觉得美中应保持贸易平衡。
我曾在1985年编写的教科书（Political Economy: An Introductory Text，译注）中质疑经济学家对自由贸易的呼吁。这里的问题归根结底在于自由贸易令人不安，因为国家的某些部门受到的损害超过了它们获得的帮助。因此，所有国家都不得不采取保护措施。
如果美中贸易冲突继续持续下去，我认为美国、欧元区和中国的GDP都不会受到太大影响。美国乃至欧盟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食品类和葡萄酒等；即使供应商受到更高关税的打击，仍会继续生产这些商品。不过当然它们的价格会有所下降。
另一个问题是，经济中取得的创新极有可能引导经济朝不符合社会需求的方向发展。习近平主席谈到“高质量的发展”，其他人谈到解决不平等问题，还有人谈论生活质量的问题。我提出中国社会应更多关注工作体验的观点。而我的好朋友阿马蒂亚·森（印度经济学家，凭借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译注）则强调人们需要“放手去做”。
我一直在说，人们在工作中极度渴望拥有成功的体验。他们也希望自己的职业生涯以富有成效的方式展开：很多人会为驶入未知的领域而感到兴奋。他们享受挑战带来的刺激，并为克服障碍而感到高兴。最后，如果他们能“为世界做点事情”——社会学家喜欢用“能动性”（agency）这个词——并有幸“留下印记”，他们就会感到由衷的心满意足。这就是我的书《大繁荣》（Mass Flourishing）的全部内容。我很高兴地看到我的一些想法在中国受到欢迎。
我的看法是，要想过上美好的生活，人们需要在工作中拥有一定的能动性。人们希望发挥主动性并从事有吸引力的工作。他们重视表达自我的空间，来说出自己的想法或展示自己的才华。
换句话说，人们看重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的成果。我还用过“prospering（成功，译注）”（来自古拉丁语prospere，意思是正如希望或期望的那样）这个词。成功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办公室文员凭借工作上的成就赢得晋升；手工匠人用千锤百炼的精湛工艺打造出更好的作品；商人看到“他的货船驶入港口”而感到心满意足。
人们还看重个人在职业生涯中获得的成长。我用“flourishing（繁荣，译注）”这个词来指代从未知的旅程中获得的满足感——挑战让人兴奋，而克服障碍具有一种吸引力。事实上，成果、成功和繁荣都是指体验上的回报，而不是金钱回报。
什么样的经济，更确切地说，什么样的社会，可以提供这种美好生活呢？历史表明，这个群体应当拥有创业精神，能够敏锐地发现不被注意的机会，并主动尝试新事物；而且勇于创新，能够想象新事物，将新概念发展为商业产品和方法，并将其推广给潜在用户。这样一个良好经济的参与者应当包括从社会的基层到最有优势和最有才华的人在内的所有人。
这是我希望看到的中国，而它的出现也将助力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事实是，目前源自美国的创新比以前少了很多，而欧洲几乎没有贡献任何创新成果。因此，中国可以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创新来源，赶上或超过美国。在我看来，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宝贵的机会，而这种发展也将在世界其他地方受到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