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18年来说，1978年意味着什么？
克里·布朗
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教授。曾在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工作，担任英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指导欧洲中国研究和咨询网络（ECRAN）向欧洲对外行动局提供政策咨询（2011—2014）。著有《伯克希尔中国传记词典》（共四卷，2014—2015）。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当时的新任副总理邓小平在讲话中概括性地表示，干部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然而，对于部分高级领导人而言，这就足够了。尽管大多数外国观察员不能完全理解会议发出的信号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至少起初是这样），很多新的领导人却领悟到了会议传达的精神。接下来的一年左右时间里，“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指示变得更加清晰、明朗。人民公社、生产队等遗留下来的组织结构被解散；20世纪70年代安徽及后来的四川等省份率先进行的农村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允许农民享有更多的作物种植自主权，农民还可以在新兴的自由市场上出售剩余粮食，而不是完全收归国家所有。1979年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不久之后，可口可乐公司便在天津开设了装瓶厂，这也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外国企业与地方合作伙伴的首次合作尝试。到1981年，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经济特区都已建成并投入运营。从这一点来看，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是一个不争而明确的事实。至于其他的，正如人们所说，都已成为历史。
澳大利亚学者Frederik Teiwes和孙万国（Warren Sun）的研究表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这段时间是一个复杂的时期。多位领导人都在这段时期内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中有的是在地方改革试点工作中取得了成功，试点方案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有的则是从中央层面给予支持。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的提议和主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于1987年诞生，这是把选举制度推广到中国数以万计的农村地区的第一步。1976年以前，人口庞大的中国农村治理体系很不稳定，这一举措恢复了一定程度的农村善治。除此之外，这些人在其他很多方面也做出了贡献。譬如，1978年之后，先后担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的习仲勋支持建设经济特区，为了增加收入、提高技术水平，他还允许中国国内制造业对外出口。
1978年并没有绘制一张现成的蓝图供1979年以后严格执行，而是主要通过“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宣布了一种新理念，提出一种政策制定及执行的新方法。因此，中央政府没有将这些目标作为面向所有国有企业和国家机构的硬性规定，而是给予了更多的灵活性，或者说，希望能够赋予企业和机构更多的自由。广大干部群众要调动自身积极性，弥补空白。邓小平支持重用年轻干部，尤其是那些展现出创造力的干部，20世纪80年代提拔了一批年轻人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从很多方面来讲，1978年都可以说得上是掀起了学习的浪潮。领导需要自我批评、更加开放。他们的目的在于重新聚焦邓小平政治纲领中最重要的理论：改善人民生活条件，解决人民的物质和生活必需品需求。(https://www.daowen.com)
新的领导集体打破了旧有的条条框框，走向世界，审视不同的经济模式，并尝试去了解如何维持高增长率，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这“四个现代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提及，也是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邓小平本人出访美国和日本，其他领导人则考察了欧洲，并研究了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和中国台湾等高速增长的亚洲经济体。他们没有盲目照搬国外模式，而是认可了一种新思想，这就是后来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将其他经济体的优势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形势结合在一起。
接受创新和开放新思想的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正如邓小平本人后来评论的那样，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的乡镇企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村生产率大幅提高的结果，而事实在于，在更好的激励措施和更加行之有效的方法推动下，农业劳动密集程度大大降低，很多曾经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可以自由地寻求其他机会。乡镇企业是农村地区众多不同行业和领域的混合体。到20世纪80年代末，乡镇企业已经成为吸收就业人数最多的组织形式。然而，正如邓小平所说，这是“农村改革中完全没料到的最大的收获”。这只是引进新的工作方式方法进程中的一个令人欣喜的衍生物。时至今日，以乡镇企业为基础而繁荣的非公有制经济占中国GDP比重超过50%，并成为就业的主要渠道。
改革开放对于原始增长有着立竿见影的影响。从1980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开始攀升，很快就达到了两位数，这种增长势头一直持续到了21世纪头十年。对于较小的经济体来说，要保持这一增长水平尚且极其困难，而就中国庞大的国土面积和复杂性而言，这种成果更是前所未有。因此，包括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内的许多人将之称为中国奇迹。但很大程度上来讲，这是中国人民巨大努力的成果，其中尤以那些从农村迁往城市的人口以及各级政府做出的贡献最大，他们运用创造力、敢于承担风险，共同为中国经济和现代化这一伟大事业做出贡献。
改革给深圳等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影响。1978年，深圳还只是一个仅有几十万人口的小渔村，从当时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出，当时的深圳是一个安宁、寂静的偏远地区。相比之下，与之毗邻的香港仿佛存在于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深圳已经转型成为一个主要制造业中心，并拥有自己的高楼大厦和现代化的公寓大楼。这一时期内，深圳有几年的增长率高达45%。1994年我到访这座城市时就捕捉到了这里的活力和能量。那时，深圳的人口差不多有一千万。中国各地的许多人都希望能够到深圳工作、挣钱。但深圳一度也是一个非常嘈杂、混乱的城市，这里的外来人口很多，给人瞬息万变之感。如今，深圳是一个更加成熟的城市，具备任何大城市必需的社会和管理基础设施。20世纪80年代的深圳是中国的改革前沿，它也将永远成为那个独特而意义深远的年代不朽的丰碑。
外界逐渐认识到，改革开放并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它标志着中国政治态度和方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其他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也随之加深，更加多元化。到了21世纪，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大经济特区，原先生产出口商品的厂家也能够为新兴的国内市场供应商品。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其影响从沿海地区一直延伸到西部地区，辐射全国。始于1999年的“西部大开发”开始鼓励云南、四川、甘肃和内蒙古等地政府推进改革。这些省区也建立了科技园区，吸收国内外合作伙伴与支持。
时值改革开放进程第四个十年，我们目睹了两大影响。首先，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人均年收入约8000美元的中产阶层，是改革开放之初人均收入的30倍。1978年，中国希望繁荣富强，中国人希望脱贫致富。如今，对于很多人而言，这一梦想已然实现。他们的生活条件已经和欧洲及世界其他国家不相上下，可以出国旅行，有房有车。这些曾经他们的祖辈们难以想象的生活已经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成为现实。第二大影响则体现在更为微妙的层面。它让中国人和世界意识到，灵活变通是其经济理论的核心所在，也存在于他们与外界的交往沟通之中，这也是其他国家应该关注并学习的地方。1978年，邓小平所倡导的吸引外资、创办私营企业、允许市场经济存在等主张在过去全都是禁忌，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求领导干部们“解放思想”，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但自那之后，这些主张逐渐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认可。中国在态度上的转变和自我重置的能力，值得中国人乃至世界所有人深思与借鉴。中国的经验表明，即使没有硬性规定，情况也能够发生变化。重要的是如何认识这一点，继而加以处理，并保持开放和自我批评的态度。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中国依然保持了其作为独特地位的核心身份，具有独特的文化和社会面貌。这表明，邓小平的求真务实和灵活变通在许多方面都深刻而正确地反映了中国和中国人的本质。因此，直到今天，改革开放仍在继续。鉴于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世界其他国家很可能也会更加深化其自身改革和开放进程，更加欢迎中国及其丰富的传统和文化。这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学习大浪潮。同时，这也意味着“解放思想”的精神不仅适合中国，同时也值得世界借鉴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