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贸易平衡
迈克尔·格拉夫
2003—2004年在惠灵顿新西兰储备银行担任经济顾问，随后在2005—2007年成为布里斯班昆士兰大学经济学高级讲师。自2007年以来，一直担任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瑞士经济学会KOF宏观经济预测部门的负责人。2012年，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授予经济学教授头衔。
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改革，为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一场社会经济转型铺平了道路。这里的“宏大”，不仅指受影响的人数之多（约占世界人口的20%），更意指这场改革的速度之快、影响之深刻。1979年起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释放了大量资源，为这场改革提供了支持。如果没有这项近几年才被放宽的政策，这些资源就会流向儿童保育和教育。
在此期间，不断发展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可以从农村地区数以亿计的潜在劳动者中汲取劳动力，因此并不存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可以说，城市化既是推动这场改革的一大因素，也是这场划时代变革的一大成果。1978年至2017年间，中国城市人口占比由18%增长到了58%（居民人数超过100万的城市群占比由8%增长到了27%），全球城市人口占比则由29%增长到了54%（较大城市群占比由16%增长到了23%）。
与此同时，中国人均GDP平均每年增速为8.5%左右，而全球人均GDP平均每年增速仅为不到1.5%。截至2017年，中国人均GDP已经接近了全球平均水平的70%，经过购买力平价校正后，中国人均GDP更是十分接近全球平均水平。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生育率不足以充分实现劳动力再生，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劳动力供给弹性也不再趋于无穷大。中国正面临着一场影响深远的人口转型，将在未来几十年迎来人口的快速老龄化。最后但也同样重要的一点是，特朗普政府公开反对中国贸易顺差，显然是在渴望打一场不断升级的贸易战。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可以借此机会，对这个经济转型的成功故事和目前形势带来的主要机遇和危机进行一些基本思考。在本文中，我想讲一些和宏观经济相关的内容。
中国这场改革最受到广泛认可的一项宏观经济特色就是鼓励出口。事实上，进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进口+出口） /GDP〕由1978年的不到10%，增长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和由此引发的大衰退前的峰值水平65%。话虽如此，2007年起，这一数值就回落到了40%以下，而且看趋势还在继续下降。这说明，世界贸易萧条可能引发了中国进出口业整体生态的变化。不过，就贸易差额来看，这一变化目前还没有表现在数据上。正如图1所示，最初15年里对外开放政策带来了更多贸易，贸易顺差和逆差交替出现。但是20世纪90年代，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1994年起，中国每一年都会取得可观的贸易顺差。
这是个很惊人的数据。如果不是主要商品出口国，只有少数经济体能够长时间保持贸易顺差。除中国以外，唯一可以与之相比的大型经济体只有德国。一个国家出现贸易顺差，就必须在对应的全球总逆差中找到一个承受逆差的对象。长期大额的贸易顺差被普遍认为是“新重商主义”的结果。事实上，特朗普的成功当选，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功于那些经历过工业化的地区。如果过去有商品在这里生产制造（比如美国汽车），现在却转移到了国外，“外国人偷走了我们的工作”，这是他们简单的逻辑。
图1 1978—2017年中国贸易差额
这种指责当然太过简单了，它忽视了经济体本身和全球经济内部劳动分工的持续转变，工业或是变得更加复杂，或是转移到了那些在质量阶梯上爬得足够高的地区。然而，出现贸易顺差的国家也有着类似的主流论调，赞扬国内经济具有卓越的竞争力，带来了“就业奇迹”。(https://www.daowen.com)
现在，让我们从大众话语切换到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看长期贸易顺差或逆差的好处或坏处是什么。简单来说，我们先假设全球由两大经济体组成，其中一个经济体（S）永远是贸易顺差，另一个经济体（D）永远是贸易逆差。并且，我们假设经济活动的单一目的是为美好生活提供物质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答案很简单，但却和人们对成为一个纯出口国好处的一般认知大相径庭：D的居民比S的居民过得更好，它消费的永远比它生产的更多。如果我们把这一模型套在中国身上：派出一艘艘满载中国制造货物的船只穿过太平洋，几周后，这些船有半数都是空着回来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们带回的美国货物只有出口货物的一小部分，这是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的。这里缺失的元素在于，这半数空船是带着承诺回来的，它们承诺会在未来某个阶段让形势发生逆转，而这要靠船上保险箱里大捆大捆的美元来实现。从经济学角度来说，长期净出口国是在增加其国际净资产。而对所有债权人来说，这意味着未来某个阶段，它拥有超出自己能力的消费权利，只要债务人能够且愿意履行债务。重要的是，随着贸易顺差和相应债务累积越来越多，后一种情况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在评估可能出现的结果以前，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中国的数据。数据并非无所不能，但它们还是能给出一些看似合理的说法的：计算累积的贸易顺差时，我们可以使用1960年至2017年间用美元呈现的年度数据。鉴于这段时间贸易和国际信贷主要都是以美元标识的，并且信贷和债务通常都是用名义价值计算的，到2017年底中国累积的贸易差额（3.46万亿美元）应该大致相当于中国海外净资产。关于后者，我们有1977年起以本国货币表示的数据。为了进行比较，我们计算了中国当前GDP的相应份额，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1960—2017年中国的海外净资产与累积贸易差额
尽管这两条线之间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相关系数为0.94），1977年至2017年间，中国的海外净资产价值比累积贸易顺差高。这部分是因为国际信贷是由整个经常账户驱动的，除贸易差额外，估值效应（持有债权的证券的市场价格和外汇汇率）在这里更加重要。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海外净资产的市场价值（以本国货币计）开始超出累积贸易顺差。自那以后，这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抹去了大量名义财富。到了2017年底，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已经非常小了。现在，中国的累积贸易顺差约为2017年GDP的30%，海外净资产差不多也是同一量级。
这一情况透露出的好消息在于，过去40年的对外开放使中国处在了一个有利的地位，对全球其他地区的债权占到了其每年GDP的近1/3。同时，国内生产超过国内消耗的部分，使用了国内过剩的劳动力。因此，由于贸易顺差，中国出口行业解决了数百万人的就业问题，而且，由于生产作业更多了，中国的税基也增加了。
要避免存在或潜在的弊端。当代经济对于如何评估劳动对福利的影响并不十分明确。传统观念认为，劳动会带来负效用（脏污、汗水、疲惫）。人们严格地用他们的工作时间交换收入。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中国贸易顺差的评估，需要考虑时间偏好率以及全球其他地区不折不扣履行债务的可能性。当然，还有不那么准确的观念认为，有工作总比失业要好。人们之所以这么认为，一方面，有文化传承的职业道德、从工作成就中获得自尊的原因在里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封建制度崩塌后，参与劳动市场就成为参与利益分配的必要条件，市场经济和制度的上层建筑都必须向没有恒产的人们提供这些利益。优越的社会可能可以将个人福祉和劳动市场分离开来，但过去40年间，拥有一份工作的好处是无法忽视的。但是，从长期可持续的角度来看，增加国内工作时长，将收益转移到国外，除了大多数与未来有关、不确定是否能兑现的承诺外，不增加任何相应的消费机会，这种做法是否合理仍然存疑。
“未来”一词在我们的语境中意味着时间偏好和不确定性。经济学家认为，一个人（或国家）越穷困，时间偏好就必然越高；牺牲现在的消费换取日后的回报给人的感觉越痛苦，就说明这个人越穷困。根据这点我们可以预测，净资本流动的方向应该是从较富裕的国家流向较贫穷的国家，而非反之，正如中国对许多较为富裕的经济体存在贸易顺差所反映的那样。
此外，从2008年资产价值通缩一事上可以看出，中国未来是否能在资产实际价值不大幅缩水的情况下解除债权人的地位，这点值得怀疑。如果中国想从最近开始，用几十年时间审慎解除债权人地位，它将会面临一些风险：真正转移到中国的资源，将无法完全匹配过去十年间外流的资源，但部分贸易信贷可以得到恢复。不过，这一情况的假设前提是，世界经济未来将会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样运转。在不可预见、“我们一无所知”的未来，我们无法将中国债权人地位的公信力合理地表达为可以量化的风险。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及时逆转贸易顺差，除非有人想要通过假设这些顺差作为捐赠，赠予全球其他地区，评估这对中国社会的福利影响——中国获得的内在回报是，数百万国内劳动力获得了原本没有的工作机会。
总而言之，长期处于贸易顺差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巨大的成功（至少那些经历过长期贸易顺差的国家是这么认为的），但经济学推理显示，这不能（或者说实际上不应该）无限持续下去。如果国内消耗少于国内生产，国内储蓄就必然会为顺差和外债提供资金。长期来看，这是不利的，除非只考虑国内价值增加（以及生产商品的工作岗位）。从原则上来说，一个国家确实可以一直保持生活水平低于其实际能力（消耗 ＜ 生产），不断提高对全球其他地区的债权。然而，要想履行这些债权，目前的顺差盈余必须转为负值（消耗 ＞ 生产），否则累积的债权永远无法清偿，海外净资产最终将变成一笔被注销的贷款，至少部分海外净资产会变成这样。
从积极的一面来看，从净出口经济到净进口经济的结构性转变将为即将到来的人口结构转变提供缓冲。如果我们把一个成熟的经济体比作个人生命周期，那么这个周期应该是这样：储蓄——然后开始动用储蓄——直到新的人口平衡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