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开放中国合作的40年
笹川阳平
日本财团会长、世界卫生组织消除麻风病亲善大使、日本政府麻风病患者及康复者人权保护大使。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担任主席的日本财团及其附属机构就开始了与中国的合作，最初是致力于消除麻风病。那时，中国刚刚开始进行改革开放，走上发展经济的道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城市的街道上，人们都穿着一色儿的深蓝色、灰色、绿色服装，走在路上就像是在看黑白电视里的画面一样单调。
随后的这些年里，我们的合作伙伴来自日本和中国的各个领域，但主要集中在个人交流和人才培养方面。我们已经开展了500多个日中交流项目，直接涉及两国约5万人。这些年来，单调风景逐渐变得色彩缤纷，今天的中国甚至超过了日本，创造出世界上最丰富多彩的景象。从始至终，我们的总目标都是让日中两国人民享受和平与繁荣。而我因为全程参与这些交流，得以见证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这在人类历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
20世纪80年代，我和我的父亲笹川良一一起访问中国时，曾与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有过几次会面。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邓先生说：“改革和开放是中国生存的唯一路径。”我还记得，在这中间比较困难的时期，已经退休的邓先生视察南方，途经多个南方城市，以支持改革开放的国策。
当中国受到国际制裁时，我收到中方的信息，请求日本这个最熟悉中国的国家，帮助取消经济制裁。通过日本前总理竹下登的努力，日本取消了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并立即恢复了第三批日元贷款。这批7600亿日元的贷款后来被证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对我来说，这意义非凡。(https://www.daowen.com)
阳明学派是对日本社会有重大影响的、以王阳明学说为基础的新儒家学派。它起源于明朝时期，明朝灭亡后，由阳明派学者带到日本。阳明学派信奉“知行合一”，认为知识和行动其实是一体的，不能分开。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不行动，他就不会有知识。我认为中国人确实是世界上“知行合一”最伟大的践行者。
在全球各地，可以看到很多由精英阶层为主导的国家项目，却很难见到像中国这样，由人民意志推动而且展现了极大知识与能量的项目。上海浦东发展规划就是很好的例子。我1990年访问中国时，浦东规划刚刚提出，一位上海政府领导在模型上指着目光所及的田野，向我解释浦东地区和其发展规划。就在那年，应日本政府之邀，由黄菊率领的中国沿海地区政府代表团访问了日本，并第一次对浦东发展规划进行了说明。第二年，当我陪同已担任上海市长的黄先生参观关西国际机场的建设时，他告诉我他对浦东项目非常期待。但浦东规划还是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而只有中国人才能顺利完成这一转变。20年后，浦东新区已经从蓝图变成奇迹，赢得全世界的钦佩。
日本财团和它的附属机构开展了各种项目，满足中国在改革开放不同阶段的需求，也在必要时调整我们的方向。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首先致力于扩大日中之间的民间互访。90年代初，我们支持经济转型，分享我们在国有企业私有化方面的经验。我们还在日本举办各种培训班，培训来自中央机关的领导以及将在农村地区进行改革监管的专家。
在改革开放40年来与中国人民的合作中，我们对中国丰富、优质的人力资源深感钦佩。我相信，人才是实现中国、亚洲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键推动力，日本财团及其附属机构与中国开展的许多合作项目的重点都是人才培养。笹川医学奖学金同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合作，共培训了2300多名各个领域的医学生。他们大多数已经成为卫生领域的领军人物，有的是中科院院士，有的是医院或医学院的院长。一位奖学金获得者还指挥了2008年四川地震的应急响应。
另一个合作例子是笹川良一优秀青年奖学金（SYLFF）。1992年它在中国5所大学设立奖学金，1994年又扩大到10所。目前，这个项目为44个国家69所大学的人文学科研究生以及全球16000多名学生提供奖学金。这些获得奖学金的人里约有8000名学生，也就是近一半的人来自10所中国大学。许多学生现在已经是大学校长、高级经理人、政府领导和法官。在这些岗位上，他们积极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并将继续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我们还以无数其他方式参与中国的人力资源开发，包括已持续20多年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人才培训项目、在中国各地进行的日语培训项目、高铁运输方面的技术人员培训，还向中国70多所大学捐赠了400万册图书。
日本和中国在地缘政治上是不可分割的。两国在经济上互补。没有来自中国的食品和其他产品，日本人的日常生活都会受到影响，反过来也是如此。我相信，在两国人民不断的努力下，通过旅游和其他日益活跃的交流形式，两国将更加了解彼此，从而在下一个40年中保持健康的关系。日本确实有一些重大问题，但这也意味着日本在中国面临的问题上有处理经验，包括环境问题、出生率下降和老龄化以及区域振兴，日本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将有助于中国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