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膨胀的城市，萎缩的大陆
当一个人告别光可鉴人、繁华喧嚣的北京机场，穿越苍茫空寂的西伯利亚荒野、冰雪覆盖的白令海峡、广袤黑暗的加拿大地盾，最终抵达美国某个大城市的机场时，在逼仄机舱中的漫长旅行挫磨着即将遭遇一个新国度的兴奋。而当他走下飞机，驱车前往市中心时，当他的车在CBD的车流中缓慢移动时，这一程中的风景究竟有什么能够重启他的热情与好奇，令他觉得是独特的、“美国的”？可能，很少。
全世界的机场大都相仿，是高科技与高消费时代的共同杰作，金属质地的建筑，鳞次栉比的免税店和快餐店，播放着类似的音乐，贩售着类似的商品。连接机场与市中心的高速路更为相似，六车道到八车道的道路宽广而平整，两旁排列着笔直的行道树，与高压电线杆一道迅速成为车窗外一闪而过的阴影。行道树后的风景往往空旷，然而迥异于曾经飞越的亘古荒凉，机场高速沿线的景观单调但是整饬，凸显着高度驯化的人工基调。CBD的摩天大楼可能在某个知名建筑师的手中呈现某种或壮观或怪诞的个性，但是当那些大厦簇拥在一起，当霓虹灯照亮城市的夜空时，再一次的，北京、东京、洛杉矶，或者纽约表达着全球化的商业气质。如此同质的城市面貌并不令人惊讶，毕竟，它们均是采用一致手段，追寻着共同目标的现代工业产物，在它们中寻找彰显国家独特性的行为本身将是一个错误。如果勉力为之，那么只有广告牌、商铺的招牌，或者机场饭店菜单的语言能够传递某种具有国家内涵的信息。或者一个这样的寻找者更应当走下飞机，走出汽车，离开现代、高速的交通工具，离开富庶、闪亮的商业区、金融区，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一个城市。漫步在那些年代更为久远的偏僻街道、社区、杂货铺；用双眼、鼻子和嘴，去看，去嗅，去咀嚼普通人的生活气息和滋味，可能如此，能够体验到某种独特的美国味道。
公正地说，每个城市都是独特的，无论是美国的、中国的或者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城市。它们拥有自身的历史遗产、文化特性，保存在建筑、街区、景观之上，也蕴含在习俗、仪式、传统之中。同样，它们所处之地的自然也定义着每个城市独有的风韵，它们是沿河而生，或者傍山而建；它们有阳光沙滩，还是一马平川；它们四季盛放姹紫嫣红，抑或半年长处冰天雪地。气候、地貌、植被、物产，即使在全球化的今日，也仍然执着地浸润着本地人的日常饮食、衣着、建筑与生活的风格、运动与休闲的方式。与乡村和小镇相比，城市如此庞大，如此拥挤，如此变化多端，因此，很难为它们贴上单一的标签。虽然世界上所有的城市分享着一些共性，如高密度的人口，复杂的人际互动，尺寸与密集程度非常明显的建筑物、交通与商业网络，以及它们对其所在环境产生的巨大压力，但是它们拒绝一般性的归纳。一个大城市就如同一个浩瀚的生物群系（biome），如亚马孙雨林或者密西西比河流域，与之相比，一个村庄或者一个小镇则可能类似于显微镜下的单细胞生物。[1]然而，当城市的特性在其自然环境、历史传统与建筑景观如此持久地伫留，甚至蓬勃地绽放时，区域或地方的特性压倒、消解了城市的国家特性。
在文明更加古老的半球上，人们可以在昨日的建筑中窥察它们所承载的国家记忆；但是如何在美国这个在20世纪以其帝国性的扩张方式改变并且同化了全球城市景观的国家中，破解城市所隐匿的国家密码？如何以一张国家标签聚集那些如此不同的城市如波士顿、堪萨斯城、旧金山？它们的环境不同、起源各异，面积、人口、财富几乎不具可比性，然而它们都是“美国的城市”。与那些其他国家的城市相比，它们的美国性究竟何在？波士顿是一个港口城市，同样，法国的马赛、中国的上海也傍港口而生，与它们相比，是什么让波士顿成为美国的，而非法国或者中国的？如欲回答这些问题，可能我们仍然需要回到历史当中，不仅回到城市的建筑历史当中，也回到城市的文化与自然之间不停歇作用的历史当中。
在转身跨入历史之域的时刻，一个鲜明的形象伴随历史之城浮现出来——城墙。在今日的城市世界中，曾经隔绝着敌人与危险，也守护着权力与权威的高墙已成断壁残垣，即使在那些依旧保留完整的地方，城墙也只是可供凭吊的遗迹，淹没在层叠的历史景观当中，或者仅仅成为历史的记忆。然而，就在不远处的历史当中，城墙仍然鲜活地参与着城市的运转，是界定大部分旧大陆城市的基本形式，框定它们的边界，也框定它们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白日敞开的城门令城市与外界进行人员、能量与思想的交换，但是一旦关闭，城墙明确地宣告既往城市的第一要务是安全，生命的安全，财产的安全，也是思想权威与等级秩序的安全。城墙所阻挡的敌人形形色色，危险的、混乱的，觊觎着人类繁衍、文明昌盛的自然世界首当其冲；茹毛饮血、纹面左衽的“异族”，披坚执锐、人马喧腾的叛军，流离失所、易子而食的流民无时不在；五花八门、奇技淫巧的域外之物，赤头跣足、热诚执拗的异端之徒也需时刻提防。在确定城墙安全之责牢不可破的同时，被高墙环绕的城市同样是封闭的、局促的、等级森严的，即使在市井文化最为繁华的城市，平等、自由、开放与增长从来不是它们的主题。
正是城墙的有无，标志着现代与传统城市的边界。美国的城市没有拆除过城墙，因为它们从来没有修筑过城墙，或者说从来没有修筑过有形的城墙。“无墙之城”是美国城市所具的核心意象，标志着它们坚定不移向外扩张的使命，也代表着某种不同于古老城市的开放、包容气质。
从波士顿到旧金山，从芝加哥到休斯敦，从殖民时代到21世纪的今天，美国的城市铺陈、曝露在它们所处的腹地当中。的确，当荷兰人来到曼哈顿时，他们建筑了执今日金融牛耳者的华尔街（Wall Street），然而在17世纪新阿姆斯特丹的土地上，那堵低矮的木墙唯一能阻拦的只是放养的猪和羊。与之相比，哈德逊河与东河可能更具墙的功能，然而河流（river），同围绕古老城池的护城河（moat）不同，它们在隔绝的同时也连接了城市与外部的世界。彼时，殖民者便在期待成为修建现代桥梁、渡运乃至运河的世界领袖，最终，在1825年，当新阿姆斯特丹早已更名为新约克（纽约），当这片大陆上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合众国，一条全长584公里的运河将这座大西洋沿岸勃兴的城市与中西部广阔的森林与草原连接成一体，伊利运河令五大湖与纽约相贯通，令中西部的辽阔土地成为纽约的新腹地，也令纽约超越波士顿和费城走上美国城市的巅峰。与历史上每每耗时千载的运河工程相比，伊利运河从开工到竣工不过八年时间。而曼哈顿，也不过在短短一个半世纪中成为进入一片广袤而未定的大陆的闸口。在这里，城市以一往无前的决心与史无前例的速度增长、扩张。如同艾米丽·狄金森（Emily Dickson）的诗篇：“太阳出来了/它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车辆来去匆匆，像报信的使者/昨天已经古老。”[2]
“昨天已经古老”，对美国城市而言，这正是根本的信条。无论这些城市如何千姿百态，人们却几乎能够以一种直觉察知某些植根于其浅层纪年当中的共性。没有任何一个现存的美国城市在编年上早于1500年，而即使在白人殖民者踏上北美大陆之前，城市也极为罕见。在11—14世纪，近密西西比河与密苏里河交汇处的沃地上，曾经出现过卡霍基亚（Cahokia），在其鼎盛时期，这里生活着14,000—18,000人。在1492年之前，这是墨西哥以北、美洲最大的定居点。[3]卡霍基亚人建起了祭祀的高台，形成了森严的秩序，实践刀耕火种的农业，进行贸易交换。在13世纪，这个一度辉煌的城市神秘般衰落，直至消失，仅留下土砌的祭坛矗立在荒凉的西风之中。在白人登上北美大陆时，这里不存在城市文明的遗产。从殖民地时代到美利坚立国，新建的城市是进行着一连串现代革命的世界的产物，一波波的移民从大洋彼岸涌来，伴随他们而来的是一波波更新的现代制度与精神。正是这片全新的大陆，赋予后者一种旧世界无法供给的新鲜生命力，令之得以繁衍、兴盛，令其城市从建立伊始，便昂扬着如此的现代气质：资本主义、民族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它们彰显着民族国家的权力，也在勉力为民主的体制而抗争，而最终，它们诞生于对无极限的自然丰裕的梦想当中。[4]新大陆的城市不可避免地成为现代世界的发明，无墙之城，即现代之城。
正因如此，美国城市所分享的景观共性是新，不断地更新，让古老的一切留在昨日。千年名都的思古幽情徒劳心力，于事无补，唯有持续的创新方是进步的不歇源泉，更是走入未来的基点。在这里，没有可供畅想悠远历史的建筑物或者纪念碑。波士顿保留了保罗·里维尔大约建筑于1680年的故居，但是比之旧大陆古城中那些经历了数千年风雨的神庙、殿宇、教堂，这又何足挂齿？更何况，即使在波士顿这个历史最为悠久的美国城市之一，这也是罕见的古建筑，遑论在芝加哥、洛杉矶、拉斯维加斯这些在19世纪，甚至20世纪才出现在地图上的城市。
对“新”的追求令美国城市的外观总是处于一种未完成的、变化的状态，它们所经历的是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所言的“破坏性创造”。在其1942年出版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熊彼得写道：“国内国外新市场的开辟，从手工作坊到工场到像美国钢铁公司这样企业的组织发展，说明了产业突变（mutation）的同样过程——如果我可以使用这个生物学术语的话——它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5]在熊彼得看来，资本主义之所以不会停留在僵化、固着的状态，是由于其社会与自然环境在不断地变动，资本主义必须对之进行适应，但是适应的手段不是简单的渐进性的调整，而是如他所言的“突变”，或者革命化其结构。可堪注意的是，熊彼得在此处强调需要适应的环境并非仅是社会的，也是变动的自然环境。美国城市，作为贸易、投资、盈利的中心，无论从外观还是结构上，都秉承“创造性破坏”的精髓。永恒与神圣鲜少能定义美国的城市。无论是土地还是祖先，或者是人们为了某种宗教、主义或者信仰树立的纪念碑式建筑，一切都可以，也在不断地被破坏、摧毁，墓地为高速公路的修建而让路，著名的历史建筑随时可以被拆毁、取代（如纽约的宾夕法尼亚火车站）而不会遭到太多的公共舆论抗议。当然，有很多反例可以证明美国的城市也在以立法或者公民慈善的方式勉力保留其历史遗迹，但是与欧洲城市和社会相比，美国的城市如同其社会一般，在形式与内涵上都处于高度的游移状态。它们不停歇地重造自身，总是上演着“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的戏码，换言之，它们以不安顿的热情改造这里，破坏那里，重新想象与规划整个城市，对之而言，现代化是一个始终处于进行时的过程。也许，这便是美国城市最普遍的可为肉眼所见的特性：它们总在追寻“新”，即使新可能拥有多重内涵。
每一种归纳都会带来例外、反例，甚至混乱，但是美国城市历史的演化又足以令观察者意识到其与别处城市历史的不同。它们往往是新的或者较新的，总是处于不定型的、开放的状态，它们是挥霍的，是暂态的。它们呈现着财富、洁净与时尚的多元性，却又在平等主义的文化中始终折射着不平等。虽然它们在求新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在其景观之中，认真的观察者仍然能检索到曲折往返、停顿凝滞，检索到其演化的错综历史。它们往往经历一段爆炸式的增长期，以迅疾的速度攫取新的领土，增加新的构造，而后，建筑大军和他们的机器减少、消失，城市景观开始趋于稳定；在一段平衡期过后，起重机再次轰鸣，城市再次开始重建。凡此过程，都以某种方式留在城市的天际线上，映现着城市的波动，测量着城市的脉搏，诉说着某栋建筑的今昔，某个社区的变迁，移民的往来，种族的转换。
创造城市复杂历史的主体之一正是这些不断加入美国城市生活的移民，他们在人种、地域、文化、信仰、习俗上的多元性为现代之城奠定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基调。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前现代城市可以像纽约、圣路易斯、洛杉矶这些美国城市那般彻底地为多元文化所定义。古代的罗马或者长安，可能云集旧大陆的四方人士，但是那些远方来客更多扮演的是城市生活的点缀，而非主角。从某种意义上讲，北美的城市自殖民时代便是国际的，不同的文化群体，无论自愿还是被迫，均参与了城市的构建，土著美洲人、非洲人、欧洲人、亚洲人，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观点，对城市的应有之貌怀着不同的构想，如此情形并非只发生在沿海城市，也同样塑造着内陆城市。坐落于昔日的卡霍基亚附近的圣路易斯，最初由法国人所建，后来归入西班牙人治下，而在其此后的成长中，它成为黑人奴隶、西班牙与法裔加拿大的皮毛贸易商、德意志的啤酒酿造者的家园，直至21世纪，在那座城市中，仍然激荡着不断上涨的国际多元文化浪潮。[6]由此，文化的多元性与差异性成为美国城市的特征，在它们之中，没有某种单一的“文化”，而是几十种文化的杂烩，彼此碰撞、不断转化。无疑，并非所有的文化都占据平等的地位，如同任何一种人类社会，等级、秩序、差异同样是美国城市社会中的坚固存在。不同的文化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意识，每一种都渴求在城市的形成中有所表达并得以实现。如同不断更新的城市外观，城市文化也在流动、变幻，曾经是边缘的挺进中心，曾经是强势的难逃衰败。无论现实如何，这里的城市对初来乍到者做出承诺，令他们相信这是一个开放的、自由的、机会均等的、允许一切冒险的空间。
将这些文化如此不同的群体结合在一起的是一种共同的事业——资本主义。很多人被这种事业裹挟，如黑奴、土著；很多人则是这一事业狂热的发起者、追随者，然而最终无论其个人的意愿如何，他们都被带入共同的市场，即使他们在其中的地位各不相同，绝不平等。有些人走上权力的顶端，更多人则成为多元文化构成的劳动大军中的一员，处于资本经济金字塔的底层。在旧大陆的创城历史中，从没有任何一处像美国城市一般，自初便由资本主义占据了如此的统御地位。
与美国城市相比，欧洲城市中深植根深蒂固的贵族传统。如慕尼黑，这个站在今日工业科技前沿的现代城市，在100年前，仍然为其精英的统治阶级所定义，后者修建奢侈而精致的宫殿、花园，铸造各种炫耀其丰功伟绩的塑像与纪念碑。贵族们并不仅仅认为自己是权力与财富的拥有者与消费者，更将自己化身为艺术的守护者、赞助者。甚至在他们的政治与经济权力衰退之后很久，欧洲城市的贵族色调仍未完全褪色。在那里，城市人群保持着一种传统的共识，城市应当具有怎样的形态，应当符合怎样的审美与趣味，应当由何人来决定、规范城市的品位。在美国，情形大不相同。资本主义占据着统御地位，资产阶级却是一个流动的、变化的群体，在东海岸的城市中，形成了某些世家，但是新贵年年涌现，不懈地更替着金字塔顶端的颜色，也超越前者，接掌构建城市的权力。他们的需求至关重要，因此，美国城市将其财富与建筑的天分和热情投入银行、商城、广厦耸立的大道的修建。那些哀叹其城市千城一面、毫无品位的美国人从欧洲复制城市的艺术，然而他们仰仗的赞助者往往是不具持续性的新钱。
在美国的城市当中，并非没有与私人资本相抗衡的力量，特别在19世纪后期，美国进入进步主义时代后，各层政府开始强调其管理社会的角色，承担城市公共事务的责任。中产市民阶层的壮大与为他们代言的公共舆论同样集合成制约私人资本肆意妄为的声音。但是，无论是政府抑或中产阶级，他们从来未能彻底地取代私人资本，掌控城市的发展；更何况，在很多时候，他们与资本是合谋的同盟，而非对抗的仇敌。安全曾是旧大陆城市的基调，城墙的存在是对安全的物质与心理保障；而无墙的美国现代之城在其建立之初，思考与规划的核心都在于增长，而这正是美国城市的资本、政府与中产阶级所达成的真正共识，体积的增长、人口的增长、财富的增长、权力的增长。当城市一览无余地铺陈在其所坐落的土地之上，它们所响应的始终是奉无极限增长为圭臬的资本主义的号召。
对无极限增长的信心与追逐定义了现代文明，自然世界的一切被资本化、商品化，以求得利益的最大化，而资本文化则要求包括国家与政府在内的一应制度与机构支持这种追求，并且将之道德化、合法化。但是要实现如此追求，仅仅仰赖人类的智慧与技术殊为不足，它需要真实的物质基础，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将之称为“第二地球”的发现。在《萎缩的地球》一书中，沃斯特写道：“在西方海洋之外，有着一片巨大横财，饱蕴未经开发的自然资源。……伴随物质现实的革命与人类生态和经济革命而来的，是观念、价值、制度与行为方式的深刻变革。第二地球的发现带来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物质丰饶时代，最终它将以新的自然资源，以及这些资源使其成为可能的自由，淹没较为古老的文明。这一时代至今已延续了500年。”[7]1500年前后之所以成为现代世界的开端，在于人类文明终于开始破解既往数千年旧大陆生态匮乏的魔咒，也开始解除在匮乏之下衍生出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束缚。由巨大的大陆与海洋构成的西半球允诺的是相当于第二个地球的物质丰饶，土壤、水、矿石、贵金属、能源、动植物，这一切令新的世界、新的价值、新的文化、新的城市皆成可能。美国的无墙之城所构筑的根基正是第二地球的丰饶自然。
征服第二地球，无极限地开发这里的丰裕以满足城市永无止境的增长需求是美国城市的统御信念。在城市如阿米巴虫一般的扩张过程中，农夫、种植园主、捕鲸者、金矿主、野牛猎人、农具销售商、煤矿与油田工人、铁路与电报的修建者，各色人等从城市出发，共同投身开发自然的事业，用一条长长的供给链将所有产品带回城市。在广袤的北美大陆，土著部落败落、消失，而城市周边，没有如欧洲那样世袭的贵族、绅士数百年居住在一片土地上，保护当地的文化，存续那里的景观，制约城市的蔓延。在大多情况下，对乡村与荒野而言，城市似乎成为一股所向披靡、毫不留情的破坏性力量。不过短短百年，美国从一撮局促于大西洋沿岸的英国殖民地扩张成一个大陆帝国，试图掌控两个大洋，北至北极圈，南抵墨西哥湾。到19世纪末，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其环境触角也伸向整个地球。城市作为资本权力的中心，既是如此环境扩张的起点，也是它的终点。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如美国那样，如此迅速且如此专注地任由城市聚敛自然的财富。
在自然丰饶滋养下的城市变得异常强大，以至于人们出现一种错觉，认为城市纯然是人类与其文化的创造，认为只是在城市初建之时，城市方同其周围的自然世界发生作用，第二地球之于美国城市的意义仅止于提供资源令其能够自由地、无节制地增长。而当我们走入城市历史的更深处，则会发现城市从来无法孤立于自然世界而存在，美国城市的历史也创造出独特的生态悖论，恰恰是如此悖论反过来重新定义了美国城市的文化、政治、经济、景观与生态。
在美国城市历史中发现的第一重生态悖论存在于自由与自然之间，无墙之城象征着对追寻自由的承诺。无论是第一批踏上北美大陆的清教徒对于宗教的信仰，还是皮毛猎人深入北美腹地的山林对于财富的追逐，或是千万人骑马乘车徒步走入西部对于土地的渴望，抑或无数人在轮船缓缓驶入纽约港，遥望自由女神时五彩斑斓的梦想，其背后最深沉的驱动力都是对于思想、经济、政治、文化的自由。追求自由成为某种具有合法化的事业，它却遮蔽了对土著有组织的屠戮，对黑人制度性的奴役，对在工厂规训下谋求微薄生计的妇女童工的剥削，对金矿、铁路中日夜劳作以求温饱的华工的歧视，对果园与牧场中游移不定的拉美短工的压榨。以追求自由为名，剥夺其他种族、群体、个人的自由，在过去500年的现代世界中比比皆是，城市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成为这些奴役劳动的主要消费者，虽然他们自身同样陷入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罗网之中。
当代历史学最成功的文化遗产正在于揭示出自由凯歌下种种被奴役者的呻吟，进而反思自由价值背后的荒诞与虚伪，检讨其文化悖论。然而，迄今为止，大部分历史学者仍然无视或者规避与之相关，但是更为普遍而深刻的生态悖论，亦即追求自由与奴役自然之间的悖论。一座座新的城市不断出现、崛起，以不建城墙的坦荡方式赋予所有人掠夺与征服自然的自由，告诉人们自由就在其中，予取予求。每个人都加入了这场对荒蛮危险的自然进行的战争，每个人在奴役自然的努力中都不无辜。当自然屈服，文明欢庆之际，文化与自然之间最为吊诡的悲喜剧也因而上演——对自然的奴役必然意味着一群人对另一群人、对大多数人的奴役。值19、20世纪之交，当美国城市化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人们感到窒息，寻求新的自由，于是开始保留荒野，重返山林，或者自然化他们的城市，以求得城市许诺而无法兑现的自由，寻得审美与情感的救赎。
对于现代城市而言，这个自然化的过程弥足珍贵，它标志着一种新的现代性的诞生，更为复杂的重审与自然关系的现代性，然而，它并没有阻止第二种生态悖论的发生，多元的文化与简化的生态之间的悖论。文化多元主义是美国城市文明最杰出、最迷人之所在，虽然种族、阶级、性别的权力倾轧从未完全消失，但是文化多元主义在一次次的创造性破坏中被强化、凸显，渗透于美国城市文化的血脉，为之不断注入新的生命力。与之相对照的，却是城市生态的不断简化，生物多样性的消失。人类面临着一场物种灭绝的危机，同既往的五次大灭绝相比，第六次大灭绝是地球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生物物种的行为造成的其他物种的灭绝，这不仅是一个关系地球生态圈的安全与健康的生态问题；也是一个伦理问题，质疑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是否有权利为其私利谋杀其他物种的问题。这个问题远远超乎美国城市历史的范畴，但它所带来的城市文明的生态悖论是美国城市所不能回避的思考。造成物种灭绝的原因繁多，不同的研究者针对不同的物种与历史时期可能会强调不同的原因，但有一个共识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物种栖息地的消失与破坏，而城市以及为了支撑其运转和消费的工业化农业吹响了沼泽、森林、湖泊、草原挽歌的号角。
城市化带来的生物多样性的消失绝非仅仅发生在城市所坐落的土地之上，在全球化的今日，城市的生态腹地扩张至整个星球。文化多元主义的高涨与生物多样性消失的悖论在全球生态腹地的重构中有了新的意涵。前者对异质文化的兴趣与好奇带来的不只是宽容、活力，也带来了全球消费的热情，异域的食物、服饰、器物，包括那些地方本身，都在多元文化的刺激下成为大众消费的新时尚。约翰·麦克尼尔（John McNeill）在与其父威廉合作的世界史《人类之网》的结论中写道：“人类历史是一个由简单同质性向多样性，而后又朝着复杂同质性的演进过程。”[8]新的同质性过程恰与城市化同步。反讽的是，多元文化主义带来的既是地球生态圈为了迎合全球消费而出现的简化与同质化，也可能带来全球文化本身的同质化与简化，情形一如在本章伊始所看到的高度一致的全球城市景观。
由此，也必然引发第三个也是最根本的生态悖论，不断膨胀的城市与持续萎缩的星球之间的悖论。美国现代城市的物质根基在于第二地球的丰饶，基于此，发生了一应现代意义的革命、创新与破坏。伴随全球经济、政治与生态的重构，第二地球彻底与第一地球融合，换言之，第二地球的丰饶所激发的想象、激情与自信已经疲倦、退却，那个在鲜活而丰盈的自然中创造的现代世界已然走向终结。人类文明现在面对的仅有一个地球，一个不断萎缩的地球。而美国城市仍然在扩张，或许不尽然是地理与人口的扩张，但是城市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对增长的野心与对创新的期冀以思想之流的方式在整个星球蔓延，城市变得更加拥挤、饥饿、罹毒。在现代世界诞生之后，城市不再需要围墙去抵挡有形的敌人与异端的思想，但是，不论在其历史还是现实之中，城市是否当真如我们所假想的那般安全、坚固？自然是否已经被城市所驯化，剔除所有的危险，如病毒与“害虫”、洪水与地震，满足所有的需求，如能源与食物、健康与美丽？抑或无论在城市的诞生之初，还是在城市演化至今，我们始终在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与自然——这一不为人类文化所创造的力量之间脆弱而必需的平衡？
本书所讲述的是美国城市与它们的自然世界在其所创造的生态悖论中协同演化的历史，是一部美国城市的环境史。环境史学者往往讲述关于一个“地方”（place）的故事，作为一个国家，美国太大，很难激发著名的美国西部作家华莱士·斯泰格纳（Wallace Stegner）所言的“地方感”（the sense of place），一种层积而成的感知。它的获取需要通过自我的劳动去感受那里的土地、天气、灾难、丰饶，通过日复一日的生活了解那个地方四季的温度、天空的颜色、空气的味道、水流的声音，通过世代的记忆去触摸没有形成文字的过往，也通过本地的诗人去观察最为细微的变化。[9]很多环境史学者在撰写一个地方的历史时，都在寻找这样的一种地方感。但是，就此而言，或许只有祖祖辈辈居住在一个村庄或者小镇的人才能够拥有这样的地方感，而对在现代社会中不断穿行、漂泊的人来说，这将是他们无从获取的感知。即使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人来说，同样的地方感也是一种奢侈，因为美国的城市，如同大部分的现代城市，在一代人的生命轨迹中可能已经发生太多的改变。如果斯泰格纳的地方感在无根的现代世界已变得古老而陌生，可能现在需要一种新的地方感帮助环境史学者去思考一个地方的生态经历。
美国，同样是一个地方，当它凭借政治权力界定其地理边界后，它便不仅是一个政治单元，也是一个文化单元、地理单元、生态单元。虽然自然本身的演化往往超越人为的边界，但是人工的边界在文化与自然的相互作用间仍然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对现代世界而言，民族国家划分着人工世界中最重要的边界，而人工创造的世界同样栖息于自身的生态系统当中，甚至成为形塑这个生态系统的重要力量。美国的城市在这样的边界之内，同自身创造的腹地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其他城市分享着某些共性，正是这样的联系与共性使之成为一个地方，拥有文化、生态与历史内核的独特地方感，为撰写它的共同历史奠定了基础。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城市史如同历史学的其他学科一般，仅仅被作为一种人类事务进行叙述。这种情况在城市环境史产生之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以乔·塔尔（Joel Tarr）和马丁·麦乐西（Martin Melosi）为代表的历史学者开始关注城市内部的环境演化，尝试通过垃圾处理、下水、卫生等基础设施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理解城市的运行机制；至1991年，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之《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与大西部》横空出世，彻底改变了城市环境史研究的范式，也给整个环境史学界带来了一次头脑风暴。正是在此书中，克罗农打破了城市的边界，将之放入一个远为辽阔的生态与历史维度中进行讨论，从而开创了环境史研究的新天地。他在此书中言道：
城市与乡村、人类与自然的二元对立遮蔽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到两种人为割裂的观念中还存在着深层次的统一。如果我们仅聚焦于城市，在它身上看到的只有“人类”征服“自然”的终极象征，往往会忽视城市居民将会继续依赖非人类世界，就像他们自己彼此依靠一样。对于世人来讲，他们的许多生活与关系——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在工厂还是在野外，在车间还是在账房——都不能够用单数的人类征服单数的自然这一简单的看法来概括体现。我们看不到这些具体鲜活的人。我们在遗忘他们、将他们的历史抛诸脑后的同时，也用围墙圈住了自身，将自己与广阔的生态系统（其中也包括我们自己居住的城市家园）隔绝开来。[10]
这段写于近三十年前的文字，直至今日，仍然能够启迪环境史家的新思。《自然的大都市》也切实地将芝加哥的成长放入大西部之中，在乡村与城市的生态与经济互动中塑造了环境史研究的新高峰，至今尚无人能够超越。然而，遗憾的是，限于个人的兴趣与书籍的篇幅，克罗农并没有真正将生活在城市的不同人群同城市腹地不断变迁的生态结合在一起，他们因何而来，何以谋生，为何贫困，如何成功，他们对城市的规划——广义上的规划——多大程度上是长远的考量、审慎的评估，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对自然被迫的适应？同样在克罗农的自然的大都市中缺失的是，那些普通人的环境经历，他们遭遇着怎样的不公，有着何样的渴望，是否对自然的期待仅仅是如克罗农所言的西方文化的教育遗产，抑或它是一种广泛的人类共有的本能？[11]
进而言之，虽然克罗农一再告诫他的后继者，不要将城市的崛起简化为征服自然的叙事，而要看到“城市居民将会继续依赖非人类世界”，但是，《自然的大都市》最终仍然成为城市文明对广袤的大平原和其上包括人类在内的土著物种的征服，是一个“第二自然”如何压倒，甚至取代“第一自然”的故事。克罗农认为，在“第一自然”的构成中，除了气候因素，其生态在根本上更具地域性，是本地的地貌、水文、物种。而“第二自然”强调的是一种资本的逻辑，“居于中心的城市对其周边的地区施加着长远的市场影响”，远离市场的腹地的景观变迁与物种兴衰不再由其所在栖息地的环境所决定。无疑，这是极具挑战性的洞见。然而，如果自然所指的是非人类所创造的那种力量——人类从属于自然的部分，是自然的创造——那么，所谓“第二自然”不过是某种非人类力量与资本力量之间互动的关系，而非后者对前者压倒性的胜利。克罗农并非没有意识到此，他写道，“第二自然”同样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仅表现为众多实体和彼此之间更加多样化的关系”；只是，紧接这一分析，克罗农又不忍将“第二自然”彻底非实体化，指出“抽象的概念也有某种实体”，而城市如芝加哥和它的广阔腹地都是实体化的“第二自然”，资本成为终极的统御性力量。[12]至此，“第二自然”丧失了同人工环境之间的差异——既然所有的人工环境仍然需要依赖来自非人类世界的材料与能源进行建筑，那么“第二自然”概念的存在又有何意义？
虽然资本的逻辑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四处蔓延，但是自然的力量始终在与之相抗衡。芝加哥的生态故事并未结束于“白城”，自然也没有就此为资本的逻辑所统御，简化为克罗农所言的“第二自然”；恰恰相反，作为一种独立的、自发的力量，它执着地存在于城市、乡村和更遥远的腹地，不断地形塑着城市的生态、经济与个体的生活。[13]城市从来不仅仅是生活在城市之内的人群的伟大创造，无数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栖息的农民、牧人、矿工共同参与城市的构建，在研究城市的历史时，他们的经历、劳动、迁徙、苦难或者成功理当引起史家的关注。同样，城市的历史也从来不能化约为人类物种或者由他们所启动的资本力量的故事，一种广阔的、非人类所掌控的力量和它所诞育的各种形态的生命与非生物存在，在城市历史的演化过程中从未缺席，与其起伏兴衰、文化思想息息相关，彼此作用，它们共同构成了美国城市演化的生态悖论。这正是本书的核心论点。
从塔尔、麦乐西、克罗农开始，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自此蔚为壮观，几乎每个重要的美国城市都拥有一部以上的环境史传记，如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则有5—6本，甚至更多。但是就整体而言，城市环境史学者回避了将美国作为一个地方，思考城市在其中同自然之间的关系。[14]无疑，美国城市环境史是一个可以包容万象的主题，人们可以在其生态悖论中重新解读美国历史从微观到宏观，从文化思想到政治经济的各种事件与个体，因此，本书必然在论述中做出取舍。例如交通与能源是开启美国城市时代的关键性因素，它们既是连接城市与腹地，维系城市运转的基本动力，也是城市得以获取主宰地位，改变包括大气在内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根本仰赖。但是由于我的学养无力对此两个主题提出具有某种创新性的见解，所以只是将对之的分析嵌入行文当中，而非单辟章节加以讨论。就个人的研究旨趣而言，全书最大的舍在于对城市面对灾难时的脆弱与恐惧的论述。在原本的构想中，此问题占据两章的篇幅，然而在读到乔安娜·戴伊尔出版于2019年的新书——《地震城市》之后，我被迫就此问题搁笔，因为无论是她对自然及其力量本身的定义，还是对自然灾难同建立在技术自信之上的城市之间吊诡关系的分析，抑或对不同种族、阶层面对自然灾难时的行为、恐惧、解释与想象，同我对此问题的思考完全一致，而且更为深刻。[15]
在舍弃灾难章节后，除绪论之外，本书分为四个部分，共七章。第一部分《城市书写》是对美国城市环境史学发展脉络的梳理，在此基础上，思考城市环境史的既有范式，遭遇的困境，以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在美国城市的生态悖论上书写美国城市环境史，要求打破城市的边界，将城市的历史与广阔的生态演化的历史之间建立联系。首先，在时间维度上发现城市历史与更为古老而持久的自然历史之间的联系。其次，在空间维度，或者是能量交换的维度上，将城市生态系统与受其消耗、改变的腹地生态系统相结合，从而探讨其中的经济与生态互动。第三，在思想维度上探寻城市时代不同人群对文化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思考，这其中既有对消费社会中资源匮缺的焦虑与警惕，也有当乡村与自然变为城市人群的心灵异乡后，如何重建城市的美学想象，反思城市的文明取向，考量自然在城市时代存在的可能与形式。[16]
在此思考之上，第二部分《增长的城市》、第三部分《扩张的城市》与第四部分《城市的思想景观》则分别从城市的内部、外部、思想层面考察美国城市环境史的演化。应予注意的是，将此三个层面分开论述，是叙事中不得已而为之的还原论做法，事实上，因为人口、能量与思想的流动，它们彼此之间处于不间歇的互动状态，构成密不可分的整体。每个部分都包含一章总论，一章城市田野，意图以具有代表性的城市令综合的分析呈现具有个性的色彩，沾染地方感的味道。
第二部分《增长的城市》聚焦于城市内部，该部分的第一章《拥挤、罹毒与美丽》讲述在那里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群，不同的物种如何与他们所处的物质世界相互动，新的能源与技术如何进入城市，城市如何在环境困局与解决之道的回路中往复，如何在拥挤、罹毒的城市中寻找健康与美丽。当下，同其他美国史的研究领域一样，关于种族、阶级、性别的讨论同样占据美国城市内部环境史研究的主流，这些主题也不可避免地进入此书的思考范畴，但是即使在城市，这个由人占据主导地位的生态系统中，讲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也应取代对于人与自然的其余部分之间关系的反思。环境正义指向的也不应仅是不同群体的环境经历的差异，同样应当负有对其他物种的环境伦理。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此章力图从不同于麦乐西《环卫城市》的角度，探讨美国城市内部的环境历史，重审自由、健康与道德在此历史中的张力与变化。
与此章相联系的城市田野是“山巅之城”波士顿。该城位处美国东海岸，是北美殖民地最早建成的城市之一，是早期的商贸与工业中心，更是美国的文化中心，是先验主义、实用主义，一应同美国城市思想最为相关的重要思潮的发源地。从殖民时代到当代，波士顿的历史沿革同美国革命、工业化、进步主义等关键节点息息相关，它的历史处处遭遇对文化与城市关系的深沉思考。在简述波士顿的环境史后，本章的重点在于探讨波士顿在城市中为不同形式的自然寻找其存在的位置，以期重新定义文明在城市时代的内涵。
第三部分《扩张的城市》将关注城市与城市之外的世界之间的关系，看到无墙之城如何改变了城市之外的自然世界，又如何始终受到自然的约束与影响。此部分的第一章将始于城市的人口流动，讲述关于生态的遥联现象（teleconnection），探讨美国城市人口的迁移原因与其所来之地的生态之间的联系。人们需要水、食物、能源维系城市的运转和他们自身的生存，还需要更多附加的东西满足他们城市时代的消费欲望。城市化启动的人口流动带来的远不止是数字、符号或者家庭与个人命运的改变，也是同城市密不可分的生态系统的变迁。城市扩张的过程也是其腹地的建构过程，我将这个过程称为“制造气泡”（making bubbles）。在传统社会的城市与腹地关系中，城市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由其周边腹地的生态承载力而决定。在“制造气泡”的过程中，城市和腹地之间的生产与消费链条上加入资本的环节，通过现代交通技术，城市的腹地不再仅是与之在地理上紧密相连的地区，而扩张至整个大洲，甚至整个星球。在城市腹地的四处延展中，城市自身的生态独立性也日趋丧失，愈发仰赖其他遥远地方的生态系统支撑自身的运转。然而，“气泡”是脆弱的，腹地也并非稳定不变的，自然以其极限、萎缩、剧变，不断挑战着城市与腹地的结构，迫使城市文化变革以适应新的环境。与此同时，城市不断膨胀造成的异化，刺激了对自然世界的情感渴望，我将之称为“情感断裂”（emotional rift），又再一次促使城市人对远离城市的地方进行保护。
这一部分的城市田野将在“草海之城”堪萨斯城进行。这个城市位于美国中部，在美国的地图上，无论南北、东西，都处于地理位置的中心，却在美国人的认识中处于边缘。我曾在距离这个城市30分钟车程的大学城——劳伦斯的美国堪萨斯大学生活、学习六年，因此，于我而言，这个城市有了特殊的乡土意义。但更为重要的是，这座城市具有不同于芝加哥那样的超级都市的普遍性，它的起落及其同自然的关系代表着在农业腹地中兴起的中西部城市所共具的特征，映现着这个国家在丰饶的西部自然中扩张的野心、自信、成功与挫败。因此，在此章中，我希望以堪萨斯城同其农业腹地的关系延续，进而反思克罗农在《自然的大都市》中所建立的范式，审视城市建立、壮大之后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关于城市的思想景观是第四部分的主题。这部分所聚焦的是对于城市与自然关系的讨论，而非一切关于城市的宽泛思想。自美国建国一代的知识分子与政治精英如托马斯·杰弗逊开始，美国便存在或鼓励或压制城市的发展的争论。反城市主义思想在美国的思想谱系中从来不乏承继者，在城市发展至不同阶段的时候，其主旨也发生着变化。然而自弗里德里克·劳·奥姆斯泰德（Frederic Law olmsted）始，城市主义成为一股新的不可阻挡的思想潮流，城市也被赋予新的意义和价值。既然城市与城市生活已经无从回避，如何令城市更美好，成为城市主义者思考的核心。事实上，城市主义与反城市主义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它们的出现与演化的背后始终是城市与自然之间的生态悖论，而悖论也必然意味着辩证与相互形塑。反城市主义的思考总以微妙的方式迫使城市的青睐者对美好城市的构想做出调整，而城市改革者的声音与行动也反过来激发人们对于荒野与乡村的想象。
这一部分的城市田野将继续向西，直抵太平洋沿岸的旧金山。如果说波士顿所面对、思考的始终是大西洋的自然财富和彼岸的欧洲文明，堪萨斯城是在辽阔的西部天空下，在北美的内陆上构想美国城市的蓝图，旧金山则呼吸着太平洋潮湿的空气，眺望这片地球上最辽阔的水域和对岸陌生的亚洲文明。这座城市的环境史囊括了所有可以想象的元素，从来自东西南北各方人口的涌入，到淘金热带来的矿业开发与羁縻帝国之河形成的灌溉农业，到地震、山火等各类自然灾难与技术支撑的现代城市之间的对抗，到城市绿色政治的蓬勃发展、城市公园与国家公园的建造与保护，每一个角度都可以激发城市环境史撰写的雄心与想象。作为思想一部分的田野，我的旧金山叙事则徘徊在它壮伟的海湾、嶙峋的海岸、延绵的山峦、温柔的晨雾、高低起伏的城市地貌中翻腾的诗意想象之中。如此想象是对吸引人们来此的自然风貌的回应，对僵硬的、主流的东部城市文明的继承与反叛，也是对异域亚洲文化中对自然与生命的独特体味的沉思。
美国的城市可能仍将在这个萎缩的星球上延续很多世纪，它们可能会变得更加“绿色”“生态”，也可能不会，但是它们总有一部分在脉动、成长或者死亡，究其根本，它们是各种生命所构成的一个个共同体，如同森林与河口，吞吐能量，新陈代谢。美国文化热衷于畅想明日，明日的城市也一再成为每一个转折期规划者的主题。惠特曼最忠实的继承者，美国城市热情的讴歌者卡尔·桑德伯格（Carl Sandburg）在1918年，美国在全球历史中第一个高光时刻来临之际写道：
我谈论新的城市，新的人民/我告诉你过去是一桶灰/我告诉你昨天是已停息的风/是落下西天的夕阳/我告诉你世上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一个充满明天的海洋/一个充满明天的天空。[17]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那将会是怎样的光景，但是，历史并未过去，在明日的海洋与天空中重新呼吸的城市必须直面它所创造的生态悖论。
【注释】
[1]在城市生态学中，一直存在一种争论，即城市本身是否可以被视为一个生物群系。城市中同样生活着不同的物种，彼此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与亚马孙雨林或者天然的河流流域，虽然人类在后者同样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却非绝对的统御性物种。在一个城市中，人类却是唯一的、绝对的统御性物种，就此而言，很多城市生态学者反对将城市称为一个生物群系，但其仍然构成多个生态系统。
[2]狄金森著，江枫译：《狄金森诗选》，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第vi页。
[3]关于卡霍基亚的历史，参见Timothy R.Pauketat,Cahokia:Ancient America’s Great City on the Mississippi.New York,N.Y.:Viking,2009.
[4]唐纳德·沃斯特认为，正是新大陆的物质丰裕刺激、引爆了一连串现代革命，它们包括科学革命、资本主义革命、世界权力的重组、欧美内部的社会与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Donald Worster,Shrinking the Earth:The Rise &Decline of American Abundan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chapter 2.
[5]约瑟夫·熊彼得著，吴良建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46—147页。
[6]关于圣路易斯的环境史研究，最好的著作是Andrew Hurley所编辑的论文集。Andrew Hurley ed.,Common Field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St.Louis.St.Louis:Missouri Historical Society Press,1997.
[7]Donald Worster,Shrinking the Earth:p.13.
[8]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著，王晋新、宋保军等译：《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2页。
[9]Wallace Stegner,“The Sense of Place,”http://www.pugetsound.edu/files/resources/7040_Stegner,%20Wallace%20%20Sense%20of%20Place.pdf,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Random House,Inc.2020年8月1日登陆。
[10]威廉·克罗农著，黄焰结等译：《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与大西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2页。
[11]已有数本著作从环境正义的角度探讨芝加哥的种族问题与城市污染、城市规划、垃圾处理的关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Sylvia Washington所著《把他们包起来》一书，从福柯的权力/知识关系探讨芝加哥环境种族主义的起源与发展。(Sylvia Washington,Packing Them In:An Archaeology of Environmental Racism in Chicago,1865-1954.Lanham,Maryland:Lexington Books,2005.)Brian McCammack在《希望的风景》一书中则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黑人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既往探讨黑人环境史必以邻避运动、草根环保组织对污染与健康的关怀为主题，而McCammack另辟蹊径，探讨了芝加哥黑人移民在环境记忆的影响下，在芝加哥寻求、争取、建造和享受自然的与景观化的空间的过程，从一个新的角度重审所谓环境正义的内涵。此书获得2018年的数项图书奖，包括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特纳奖（首部著作奖），美国环境史学会的马什奖（最佳图书奖）。(Brian McCammack,Landscapes of Hope:Nature and the Great Migration in Chicago.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
[12]威廉·克罗农著：《自然的大都市》，第379页、381—382页。
[13]“白城”，white city，指的是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的建筑群，其总设计师为丹尼尔·伯纳姆（Daniel Burnham），景观设计师为弗里德里克·劳·奥姆斯泰德。克罗农以《白城朝圣之旅》为其芝加哥故事的终点。在克罗农看来，“白城”标志着芝加哥成为一个世界性大都市的华丽崛起，也标志着城市与乡村的彻底一体化。
[14]目前从整体上考察美国城市环境史的著作为《自由之梦想、自然之极限》。此书以时间为经，以北美五个大城市包括费城、纽约、芝加哥、洛杉矶与多伦多为纬，探讨自然同北美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政治、社会、居住与工作环境等的互动作用。但该书集中探讨的是城市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对城市发展进程中其与乡村、荒野之间的关系基本未曾涉及；对城市发展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考察，也局限于经济思想，对城市规划、城市公园以及反城市发展等思想脉络缺乏梳理。(James Lemon,Liberal Dreams and Nature’s Limits:Great Cities of North America since 160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5]Joanna L.Dyl,Seismic City: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San Francisco’s 1906 Earthquake.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9.关于此书的内容以及与旧金山相关的其他环境史著作在本书旧金山一章中会有进一步的讨论，因此此处不再赘言。
[16]此部分的内容以“没有边界的城市：从美国城市史到城市环境史”和“错综的轨迹：在自然中重写城市史”为题分别发表，在成书的过程中，内容做了全面修改与调整。
[17]Carl Sandburg,“Prairie,”.译文选自赵毅衡编译：《美国现代诗选（上）》，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年，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