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共空间的城市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的美国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城市社会转型的时期。18世纪80年代，在它建国之际，美国总人口大约为400万，其中95%的人口是农业人口，包括大量的种植园奴隶。即使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初的19世纪上半叶，这个国家基本尚处农业阶段。甚至到了19世纪50年代，在美国已将进入所谓的现代经济发展的关口之际，它的总人口为2300万，其中农业人口仍占90%。然而，50年后，在1900年，美国的总人口飙升至7600万，而它的农业人口所占比例则下降至60%。在1920年的人口普查中，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一半的美国人成为城镇居民，此时的美国人口为1.06亿。[20]
如果说在广大的西部尚且保留着大片公有的、基本处于自然状态的土地，美国的东海岸在19世纪后期则已完全进入城市社会。在1800年，美国最大的城市是纽约，6万人口；其次是费城，4.1万；再次是巴尔的摩，2.6万；波士顿第四，仅有2.5万。到1850年，纽约与巴尔的摩分别以51.6万和16.9万居于第一、第二，波士顿成为美国第三大城市，总人口为13.7万。到19世纪末，波士顿下降至第五位，然而其人口已达56.1万，而纽约则是340万，费城130万；此外有两个新兴城市崛起在美国版图之上，芝加哥170万，圣路易斯57.5万。[21]在短短的100年间，这些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均达数十倍，整个城市的版图、风貌与气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虽然技术的发展，物质的富足，知识的勃兴，均为人们对文明的进步带来前所未有的信心，和对人类自身能力的崇拜；但是在如此自信的另一面，这个新的社会却涌动着焦虑不安的声音。这样的声音并非是潜隐的暗潮，而是以各种形式积极地呼吁社会的变革，以期建立新的城市与工业规范，或者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恢复原有的自耕农时代的秩序。后者代表的是依然坚守在土地上的农民，特别是中部与南部大量沦为佃农的农民。他们曾经是土地的拥有者，也坚信自己是美国民主的脊柱，美国自由与财产的象征，是杰弗逊所称的“最为道德的人”。因此，当其土地与财产被城市与资本侵吞之际，他们力图逆转在他们眼中即将倾覆这个国家所应具的美德的狂澜，维系农业社会，特别是美国特有的自耕农社会的原有价值体系，如放任自流的政治与经济理念，新教教义为基础的道德标准，以及予取予求的人地关系，从而掀起了一场“平民主义”运动。然而，虽然这场运动初始轰轰烈烈，它内在的矛盾以及对时代发展的悖离令其注定惨淡收场。[22]
与时代节律更为契合的是一场后来被称作“进步主义”的改革运动。在19世纪80年代，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大城市中的部分中产阶级开始对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作出回应，期望以革新的方式为这个转型中的社会寻求新的秩序。与同时期的平民主义运动相比较，它们之间从社会基础、追求目标与基本内涵，都有极大的不同。进步主义运动强调政府对社会与自然事物的管理，调整劳资关系，提高工人福利，倡导妇女权益，推行普及教育，改良城市环境，保护自然及其资源等等。它与平民主义运动一样，带有强烈的道德诉求。然而，后者着眼于彰显个人主义精神，进步主义运动的道德标尺却更多地设立在社会群体之间的依赖与共存之上。之所以会有如此不同，一方面由于城市生活与工作必然要求人与人之间存在较之乡村更加紧密的协作，而另一方面，则在于城市物理空间的有限要求个人对自我行为的约束。因此，进步主义改革者的道德倾向存在着双重性。在自由与民主的基本前提之下，他们强调个体对群体意志，特别是对公共利益的妥协。
当时的进步主义改革者普遍将城市的道德问题归咎于城市嘈杂、肮脏的物理环境与冷漠、枯燥的社会环境，因此，他们认为，如欲建立城市时代的道德秩序，必须改良城市环境，并且教导城市新移民学会如何适应这个与乡村迥异的环境。他们所关注的焦点首先投射到城市道德问题最为集中的所在——城市贫民，其中多数为新移民的生活与工作之处。在当时推行的贫民窟与工厂区环境的改革中，最为显著的是一场主要由妇女领导的“市政管理运动”（municipal housekeeping movement）。她们中间的代表人物很多来自东部与中部的大城市，最著名者是生活在芝加哥的简·亚当斯（Jane Addams）。[23]在这些改革女性看来，贫民窟的犯罪与道德问题并非如当时的很多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所言，是种族问题，应当以优生学的方式，对社会族群优胜劣汰。与之相反，“市政管理运动”将之更多地视为环境问题，因此，她们要求改变贫民窟的环境，特别是卫生与教育水平，为被迫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建立一个更加有利身心健康的成长场所，从而提升他们的道德修养，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进步主义改革。
这些女性改革者并非仅是受到良好的传统才艺与人文教育的家庭妇女，虽然她们在改革的路径上找到市政与家政的结合（municipal housekeeping），以期令她们的号召更具亲和力，更容易为普通女性所理解，但是她们所怀的并非只是一腔让女性加入社会改革的热情，所呼吁的更不是简单的妇女家庭角色在公共生活的延展，她们对现代城市及其环境和健康的理解超越了传统的道德话语。事实上，她们中的一部分人是当时最前沿的自然科学的积极阅读者，甚至直接身处其研究当中。
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首位女性毕业生，也是该校的首位女性教员——埃伦·理查兹（Ellen Swallow Richards）。与其后继者艾莉丝·汉密尔顿相比，理查兹的生涯在城市环境史学者的著述中远未受到其所应得的重视，然而，正是这位女性化学家开始以专业知识重新诠释人们，特别是女性习以为常的生活日用。[24]她所倡导的家政学（home economics）建立在其本人关于卫生化学的研究之上，将个人和家庭的食物、饮水、营养放入环境当中。在公共健康仍然停留在细菌理论的阶段，她开始探讨水和空气的化学污染为人体带来的危害，从某种意义上讲，开启了环境健康的早期讨论。在其1900年首版的《空气、水、食物：从卫生的观点》一书的开篇，她即写道：“空气、水、食物是健康人类生活的三大要素。卫生化学研究这三种商品同日常生存需要的关系：首先，研究它们的正常构成；其次，研究它们由正常构成发生的自然变化；第三，研究它们的人工变化——它们或是由人类的善意目的所直接制造，或者由人类的草率或贪婪所致。”[25]在分析人类为空气、水，还有食物所带来的变化的基础上，理查兹形成了对她所称的“环境改善学”（euthenics）的探讨。在1910年，她出版了《环境改善学：可控环境的科学》一书，真正将作为身体和家庭的私人空间同作为城市的公共空间，在现代科学的话语中有机地结合为一整个相互渗透、不可分割的环境。[26]
值得注意的是，进步主义是为历史学家丹尼尔·罗杰斯（Daniel Rodgers）所称的“跨越大西洋”（Atlantic Crossings）的社会与政治运动，而非一场充满美国例外色彩的孤立事件。[27]在资本主义所向披靡的力量推动下，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美国被深刻地卷入北大西洋世界的重构当中，城市成为两岸世界政治与社会改革的实验场。罗杰斯的学术兴趣集中于政治理念与思想的转型之上，在他看来，城市具有奇妙的两面，显性的一面是极端个人主义的放纵，而隐匿于城市内部的一面是相互依存的网络。这张网络被罗杰斯称为“城市无形的资本集体主义”，它“迫使集体考虑进入了人们的政治意识”。他敏锐地注意到，在两岸世界的城市中，改革的最紧迫问题在于“健康”：“社会政治形成的大部分历史，实际上可以作为围绕公共健康概念而斗争的故事来写——健康不仅根源于个人纪律和卫生，而且也在于劳动与住房的社会环境”。正是这一主题形塑了对这些大城市在此时所分享的“共同元素”的改革。它们“是都市生活中平凡的物质设施：自来水、街道、有轨电车、公共澡堂、煤气、住房等”，但是它们指涉的根本性问题在于是否继续容忍自由放任原则的横行无忌，特别是资本主义企业罔顾公共利益（public good）的榨取与扩张。因此，“【进步人士】试图把城市隐含的集体主义在自觉的、公共的界限上加以实现”。[28]市政服务在此时成为政府的责任，是一种公共服务，而不应再是私人企业营利的渠道。无疑，这是一个漫长的改革过程，但是，正如罗杰斯所言：“市营化运动是大西洋范围第一个重要的进步工程。在借来的经验和跨越国界的先例中，在共同的语言如细菌、污水处理……中，北大西洋经济体的市营化改革者开始创造适度的、替代性的社会经济来改造彻底商业化的城市。”[29]
今天，当我们阅读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北大西洋两岸的历史时，会诧异于这个前航空（遑论网络）时代在知识和思维上交流的频繁与密切程度。当时的政治家、改革者、知识精英在各国间往来穿梭，书籍、知识以大西洋为媒介迅速传播。美国的旅行者去往欧陆、英伦，或者心仪奥斯曼治下巴黎的恢宏、典雅，或者慨叹统一后的德国城市的整饬、效率，或者在英国实践霍华德理想的花园城市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30]当他们回到大洋彼岸的家乡，很多人为自己城市的粗糙、肮脏，缺乏统一性、完成性的气质感到羞愧，更多人则满怀抱负，从令人目眩神迷的欧洲城市风格中找到自身所爱，提出一个又一个改造城市公共空间的蓝图。
但是，美国并非只是欧洲城市审美与社会理念的平庸的接受者，在罗杰斯看来，“北大西洋经济体中没有哪个规划师比美国人在19世纪90年代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制定的城市蓝图更大胆，也没有哪个地方在城市规划方面像美国人这么热情真挚地推动”[31]。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开始创造表达自身特质的城市——现代性的都市。当芝加哥的天际线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为钢筋水泥铸成的摩天大厦所勾勒，当曼哈顿岛用高耸入云的建筑崛起于大西洋彼岸时，美国的城市也开始为欧洲，乃至世界提供了新的审美方向，无论喜爱与否，它们重新定义了世界的城市景观。与之同样重要，也许更具持久性的美国进步主义贡献在于，它为城市文明提供了、保留了一个对立面——荒野。从1872年建立世界上第一个黄石公园开始，在美国进步主义改革者看来，最能够凸显美国之为美国的改革正在于，他们启用国家的职能建立起了一整套保护荒野的法律、机构与制度。在未来的一个半世纪中，人们对荒野的认识伴随生态学思想和美国社会的演化而演化，原有的民族主义色彩逐渐淡化，既定的单一审美法则逐渐松弛，荒野的意涵变得远为复杂、多元，自然自身的存在权利最终将定义荒野的价值。但是，在荒野与城市的关系中，在弥合城市人群与自然的“情感断裂”中，从进步主义时期衍生出的诠释直至今日，仍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这样的诠释同样也将翻山越岭、漂洋过海，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32]
回到城市内部，正是在这样的交流中，北大西洋两岸的大城市在进步主义时代开始趋向现代城市社会的基本特征——高度的同质性。如果说传统社会的世界城市形态如同它们所处的自然系统，在本地的生态与文化中被定义、被形塑，则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城市开始被统合于全球同质的生态与社会秩序当中。巴黎、柏林、伦敦、纽约，均在工业化的迷雾中寻找现代城市的方向。它们都面对着从农村涌入的大量移民，骤增的人口令城市的体积迅速膨胀，原有的基础设施、市政服务、能源供应左支右绌，应对不暇。它们都面临着农业社会向工业、城市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的失序、混乱，劳资之间的激烈冲突，同样还面临着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同政府职能、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冲突。更为重要的是，在大西洋两岸因为新的技术手段而达成的更为频繁的交流中，它们分享着一整套共同的政治话语与科学话语，在需要新技术与秩序维持的城市时代，这套话语成功地进入其政治生活当中，形成了以专业知识管理社会与自然的“技术统御”（technocracy）。
与此同时，它们也都面临着许多共有的阻碍：企业的对抗和政府内部的不同声音是意料之内的；此外，一种相对弱势但是绵长而坚韧的抗拒来自普通人对私人生活边界的捍卫，他们世代相袭的习俗、道德、本地知识，他们处理自己身体与财产的方式，都在此时被进一步纳入公共健康与道德的规训与调整当中。在进步主义改革者的眼中，所有的阻碍都是保守、落后或者贪婪对“进步”的顽抗，但是在每一组抵抗者自身的诠释中，其抵抗有着别样的内涵。对受到管制的企业，特别是美国的企业及支持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家而言，进步主义改革干涉的不只是利益，同时也是在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所坚守的自由原则。对此，进步主义改革者的回应清晰而强硬：毫无疑问，自由构成资本主义文化基本的道德内涵，但是，其前提是不危害他人的自由。在城市中，罔顾甚至破坏公共健康的逐利行为追求的是利润，而非自由，因为它们的行为侵蚀了自由的前提。[33]然而，在包括身体在内的私人空间对抗公共规范的层面上，浮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它可能表现在城市与乡村在习俗和心态的差异之上，也可能存在于彼此对抗的阶层之间在知识与经验的不同之中，还有可能，这种复杂性缠绕在不同性别、不同宗教——特别是英语国家中的天主教与新教——对于健康和道德的理解与认知的错位之间。在大西洋两岸最具代表性的进步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和彼岸的美国，如此复杂性贯穿进步主义改革的始终。[34]
最为吊诡的是，在这种复杂性当中，存在张力的群体分享某些共同的道德诉求，他们都在寻求社会公正，寻求对极端利己的自由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约束，寻求有效、廉洁、民主的政府，他们都以自身的诉求框定正义的标尺。在公共健康的问题上，各阶层的关键性不同在于知识的不同。如同帕顿所见的匹兹堡人，从乡村初来的新移民，原有的城市贫民、劳工阶层，都有着自身的一套行为方式及对健康的解释，其背后的生活逻辑源于他们固有的知识和经验。当一种新的带有普适性的知识以强势的话语侵入他们的生活，他们感到困惑，深受威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阶层在这个过程无所表达、束手无语，与之相反，进步主义时代的北大西洋两岸城市弱势群体都通过某个平台或者代言人，找到了发声的渠道。他们对城市环境改革，特别是其关乎公共健康的改革的接受，并非被迫的、无可奈何的失败，而是其自身对现代技术所创造的舒适与健康的选择。为了这种选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同时接受了城市作为一个公共空间所要求的道德规范和所给予的自由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