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后克罗农时代
在《自然的大都市》出版两年之后，罗伯特·戈特利布（Robert Gottlieb）的新书《推动春天：美国环保运动的变迁》问世。[30]该书付梓以来，毁誉参半，然而无人能否认它对以往美国环保运动叙述的挑战。自塞缪尔·海斯的经典之作《资源保护与效率的福音》问世，美国19世纪后期的环境运动或者改革往往被描述为城市之外进行的活动，无论是以科学林业开其绪的资源保护改革，还是以国家公园肇其端的自然保护运动，在美国环境早期环境史家的叙述中似乎总是在田间野外大展宏图。[31]这种叙述无疑大幅度地窄化了一场远为复杂、综合的环境改革运动，也使得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内城进行得如火如荼的环境正义运动变成无本之木。戈特利布则指出，美国环保运动究其根本，乃是对19世纪后期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种种环境问题的修正，而其出现的中心正位于在此时期兴起的各大都市，集中体现为进步主义时期的各类城市卫生、医疗改革。种族、阶级与性别在《推动春天》的推动下，进入了早期美国环保运动史的疆域，而城市也在其中赫然崛起。
戈氏之书很难被视为真正的城市环境史著作，但是其对城市环境史的贡献却是显而易见的。长期以来，环保运动与政策都是美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主题，而城市却在占据环保运动史半壁江山的进步主义时期环境改革运动研究中始终身份暧昧，对此问题的存在，戈特利布的著作无疑有廓清迷雾之功。同时，对于他的城市环境史同行来说，戈氏著作中对环保运动边缘群体的关注，以及对人类健康与环境健康的密切联系的关注，更对他们进一步拓展城市环境与不同社会族群之间关系的研究深具启发作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戈氏对于美国环保运动起源的研究，并非试图恢复一场被史家窄化的运动的全景，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将之再度窄化。作为一位环境正义运动的行动主义者，他自有其政治与社会诉求。当他将早期环保运动的阵地由乡村、荒野转移至城市，他使工业城市社区的公共卫生改革成为环保运动发展的核心脉络；而依据他的著述，那场在很多方面超越人类狭隘的自我关照，追求包括人类在内的生态系统的平衡、美丽与健康的运动，似乎成为人类，尤其是某个人类特定群体对自身健康的考量。自然在其叙述中再次被边缘化了，如果不是被全然隐没。而这一倾向在新一代运用文化分析手法的环境史学人那里则有愈演愈烈之势。
继《推动春天》的出版，社会史学者安德鲁·赫尔利之书《环境的不平等：印第安纳州加里的阶级、种族与工业污染，1945—1980》付梓。此书堪称城市环境史与社会史研究结合的典范。赫尔利所选择的城市并非如芝加哥、纽约、匹兹堡等大都市，而是位于印第安纳州一个鲜为人知而饱受污染之害的小型工业城市——加里。赫尔利的研究揭示，在加里，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主要是居住于内城的黑人贫民与白人劳动阶级。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恰恰是环境污染中的弱势群体，而环境的不平等正是社会的非正义的体现。同大多数社会史学者一样，赫尔利在他的研究中表达出对社会边缘群体的深刻同情以及对环境不平等的严厉批判。然而，同大多数社会史学者不同的是，赫尔利的研究关注到人类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形态之外的空气、水与能源。
赫尔利的著作在环境史学人中间大获成功，很快跻身大多数环境史研究课程的必读书目，而赫尔利的个人定位却饶富兴味。无论公开的访谈，还是私下的对话，赫尔利都将自己视为一位社会史学者，否认环境史学者的标签。一年一度的美国环境史学会也鲜少看到赫尔利的身影。在中国环境史学者高国荣博士为赫尔利所做的访谈中，一段对话颇引人深思。当被问及其目前所做的研究为何时，赫尔利回答说他目前没有从事环境史研究，而是在做历史遗迹保护的问题。他接着谈到他的朋友，环境史学者大卫·斯特拉德林（David Stradling）认为这仍然是环境史研究，并且强调但凡涉及地面景观的问题，无论是人工还是自然的，都是环境史研究的一部分。赫尔利对此颇不以为然，反驳道，在他看来“非人类的自然只有成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时，才能被算作环境史方面的成果。对我而言，环境史有这样一个门槛。自然应该是环境史研究的中心”。[32]赫尔利的否定想来不免令先锋的后现代环境史学人有一厢情愿之嫌，多了几分尴尬。但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的问题则是，从研究客体来看，一部自然隐退的城市史著作应当如何寻求环境史特具的视角，它如何能够超越前代的城市史研究；而从研究方法来看，一旦城市环境史研究为简约的“文化主义”所主导，它是否仍然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
幸而，并非所有的中生代与新生代环境史学人都愿意踟蹰于人类事物与文化分析的旧邦，即使在城市环境史的内部也永远不乏具有生态学意识与关怀的学人。在2000年，亚当·罗姆出版《乡村里的推土机：郊区蔓延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为城市环境史研究再放异彩，其贡献表现在多个层面。[33]首先，该书的开疆拓土之功不容忽视。20世纪50年代后美国城市发展的基本模式是以批量住宅为标志的郊区蔓延，城市与乡村交界的郊区成为美国城市人群的基本栖止之地。在城市史的研究中，不乏关于郊区研究的佳作，譬如至今为人乐道的《马唐草边疆：美国的郊区化》，从政治、经济、城市发展与社会人口流动模式的角度考察郊区化的进程及其对美国社会产生的影响。[34]但是在城市环境史研究的领域中，罗姆则首开郊区研究之风气。然而，该书对城市环境史更为重要的贡献在于，与此前的著作相比，它第一次使城市环境史的研究切实地立足于由土壤、水源、动植物、空气以及人类所构成的土地共同体之上，考察在郊区蔓延的过程中，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各种矛盾，人们在生理层面、物质层面、审美层面、道德层面、科学层面和生态层面对这些矛盾的认识以及反思其对社会的影响。
与此同样重要的是，当文化分析的号角响彻云霄之际，罗姆能够坚守环境史始建时的初衷，与自然科学保持严肃的对话。由此，《乡村里的推土机》既保留了历史学者所熟悉、擅长的文本分析与历史叙事，同时，又技巧地采用大量缜密的科学数据与理论，使其对这个土地共同体的理解摆脱了文化政治学的羁绊。而这种跨学科的交流，更使得人文学者认识到，自然不是狭义的仅供解构的词汇，亦非仅仅透过人类审美想象方始存在的景观，更是客观存在的独立力量与物质现实。在冷静、客观地分析历史事实的同时，罗姆并未试图隐藏那种深沉的生态关怀。正是这种生态关怀使他对历史的审视超越了逼仄的人类事物，从而更为深邃与广阔。
罗姆的著作出版于2000年，该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环境史研究的新的分水岭。在此后的20年间，城市环境史研究蔚然大观，新作不断。从由麦乐西与塔尔主持的匹兹堡大学出版社城市环境史研究的书目中，我们可以一窥该领域20年间在深度与广度上的孜孜探求。[35]在这些著作中，既有从不同主题或者侧面切入，考察美国城市环境议题的著作，也产生出更多关于个体城市的环境传记。在第一类著作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城市环境史开创者麦乐西百科全书式的《环卫城市：殖民时代至今的美国城市基建》。哈罗德·普拉特（Harold L.Platt）则从比较的视角探讨不同地区中有机城市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建造城市环境：美国、欧洲、拉丁美洲的有机城市观》。唐·比勒尔（Dawn Biehler）与扎卡里·福尔克（Zachary Falck）二人分别看到了城市中不受欢迎的生物——害虫与野草，审视这些城市人尽心竭力以求消灭的生物如何顽强地占据城市系统中的生态位，如何以它们的存在影响城市内部不同阶级与种族群体的关系。而梅拉尼·基谢乐（Melanie Kiechle）的《味道侦探》别具一格，让味道渗透19世纪美国城市的历史，进而考察城市环境与卫生观念的转化。[36]
在个体城市的传记中，21世纪的环境史家展示了更蓬勃的创造力，他们的议题更加多元，思考更为深入。一方面，他们敏感地意识到由于种族、阶级、性别的差异而形成的权力结构，对之的讨论渗透在他们对城市与自然关系的考察中；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城市环境史学者意识到自然——这一并非由人类所创造的力量，贯穿于城市的演化之中，而这一力量往往以灾难的形式宣告其存在。这两个方面并非在城市环境史研究中作为两条平行的线索出现，恰恰相反，二者始终缠绕在一起，敦促环境史学者看到自然灾难的非自然性藏匿于社会的不公正当中。作为一座自然灾难频仍、空气污染严重，但是文化上又异彩纷呈的城市，洛杉矶格外引人注目。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迈克·戴维斯以两部洛杉矶环境传记开启了这个城市的环境叙事。虽然灾难的身影在环境史学科初建之际便徘徊不去，但是真正开始成为城市环境史的重要主题，是戴维斯对围绕洛杉矶的脆弱生态而产生的恐惧与想象所展开的。[37]在城市和灾难之间难解难分关系的撰写中，乔安娜·戴伊尔（Joanna Dyl）对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的杰出研究——《地震城市》尤为发人深省。[38]而新奥尔良则因为其独特而迷人的南部经历和卡特里娜飓风的末日性冲击备受城市环境史家的青睐：安迪·霍洛维茨（Andy Horowitz）的新书《卡特里娜：一部历史，1915—2015》将这场震惊世界的灾难放入一个世纪的时段中考察，反思这个城市所代表的美国城市中灾难、基础建设与社会结构性不公之间的关系。更早的关于西雅图的环境史著作则侧重新奥尔良人对技术征服自然的自信和他们对于灾难伤痛的善忘。[39]
当然，过去20年的城市环境史研究并非仅是灾难的现场，垃圾、上下水、污染等城市环境史的传统题目在此20年中长盛不衰，不过在这些主题之外，更多的角色登上了城市环境历史的舞台。以不同城市为例，如纽约，既有麦乐西在2020年出版的关于美国最大的填埋场——弗莱士河（Fresh Kills）——前世今生的新著《弗莱士河：纽约的消费与丢弃历史》；又有对该城历史进行根本性解构与重塑的整体研究，这其中最具挑战性的著作当属西奥多·斯坦伯格（Theodore Steinberg）的大作《不羁的戈瑟姆》，后文对此书有更具体的讨论；与之同年出版的另一部纽约城的环境传记《驯服曼哈顿》则在种族、阶级、性别的框架中反思纽约人与自然的关系；此外，马修·甘迪（Matthew Gandy）与大卫·斯特拉德林均将目光投向纽约，进一步破解城市与自然的二元对立。[40]西雅图的环境史书写也是如此，弗里德里克·布朗（Frederick Brown）和马修·克林格（Matthew Klingle）从孑然不同的角度切入研究，前者关注西雅图人同动物关系的转变，后者则讲述了这个城市的绿色故事。[41]对西部沙漠城市的研究同样呈现出主题上的更新，例如在20世纪下半叶异军突起的凤凰城（Phoenix）。在迈克尔·洛根（Michael Logan）关于凤凰城与图森（Tucson）的比较研究中，他关注水资源的可获取性与文化差异造成的两座城市的异同。而获得2016年美国环境史学会图书奖的《输电线》一书则在煤矿开采、火力发电、能源消费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博弈中重写了凤凰城崛起的历史。[42]
然而，遗憾的是，上述大多数著作并未能对克罗农所创立的城市环境史模式进行更深层次的拓展。在芝加哥崛起的历史中，克罗农看到城市的人为边界不仅局限了历史学者的想象，更是对城市本身演进过程的片面解读。因此，他呼吁打破城市的边界来研究城市的环境史。但是，迄今为止，虽然城市环境史学者在短短40年间业已创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除了少数城市传记外，大多著作仍然驻足于城市的边界之内。他们讨论城市有机体内部的新陈代谢，城市人群与环境健康之间的紧密联系，不同群体对待城市景观的不同认知，环境正义与社会公正之间的逻辑关系。毫无疑问，这样的研究是城市环境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必要，而且仍将保有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