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东部的资本（capital）遭遇西部的牲口（cattle）
那么从堪萨斯城向西瞭望，人们究竟能够看到什么？无论当日还是现在，人们看到的都是一片广袤的大平原，它是如此之平以至于后来有人做过比较，发现大平原的地貌比玉米松饼在显微镜下的表面还要平坦。没有巍峨的山峦、奇崛的峡谷，没有葱郁的森林、奔腾的瀑布，但是它有着毫无阻碍的整片辽阔天空，在夕阳西下的一刻，漫天的霞光蕴染出从红色到紫罗兰色光谱中所有奇异的色调；在夏季雷雨的夜晚，狭长的银色闪电从墨蓝的天际劈入黝黯的原野，地平线上的光芒闪耀着惊心动魄的美。在今天，站在堪萨斯与密苏里河的交汇处西望，可以看到纵横的铁路网，贯通北美大陆的70号州际高速，其上川流不息地奔驰着巨大的十六轮卡车；可以看到堪萨斯城蔓延到堪萨斯州之后形成的街车郊区——约翰逊县（Johnson County），平整的草坪，独栋的豪宅，这里长期名列全美最富县榜；再往西去，还可以看到大片整齐划一的玉米地，在烈日下，玉米叶微微黄枯，小型飞机在上空盘旋，喷洒着农药，在希区柯克的名片《西北偏北》中，加里·格兰特便是在如此景观中险遭机枪扫射。更向西，有着更多的灌溉农场与牧场，它们在微风中荡漾着同样的绿色，壮硕而大小相仿的牛群几乎处于静止的状态，在那里，庄稼与牲口营造出统一、重复而单调的工业景观。当然还可以看到更多大大小小的城市郊区，宽宽窄窄的各级公路。这是今日的美国中西部，也是在内战前夕的堪萨斯城精英和无数鼓吹西进的东部人所期待成就的“天定命运”。
然而如此西部，在19世纪50年代仅仅浮现于少数政治与商业精英的模糊想象中，甚至他们也全然无法预知那里将会变成怎样的光景。当范霍恩他们西望时，今日被称为约翰逊县的中上阶层居住区仍然是从密西西比河流域退却的沙尼人（Shawnee）保留地，不过很快，他们也将永久地离开那里，去往更荒凉的俄克拉荷马。没有任何铁路线抵达这里，遑论横贯东西的70号高速，不过圣塔菲、俄勒冈小径在此时依然繁忙，点亮堪萨斯城商人们眼中闪耀的商机。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大平原上看到如此之辽阔，如此之肥沃的草原。诚然，各个族群的土著人在那里漫游生活了数千年，他们却从来没有成为大平原上生态系统的决定性物种。在这里或者那里，他们焚烧过森林与草原，开垦出小片的玉米地，搭起了几个圆锥帐篷，但是他们的劳作生息并未改变这里的自然节律和多样性的物种构成。[25]大平原看似单调的草原生长着数百种不同的草种，野牛草（buffalo grass）、瞌睡草（sleepy grass）、不弯草（rough bent grass）、蓝茎草（blue stem）、紫三芒（purple three-awn）、毛绒野黑麦（downy wild rye）、平原乱子草（plain muhly），高矮参差、形态各异、色彩斑斓，诚如大平原的历史学家沃斯特所言：“复杂性、适应性和美丽，是所有的自然有机体迎接平原挑战的方式。”[26]虽然皮毛商人已经在圣路易斯、堪萨斯城建立了盈利丰厚的公司，皮毛猎人的身影在大平原的草叶间穿梭，在19世纪50年代，这里仍然生活着数以百万计的野牛。在它们毛皮丰美的伙伴们纷纷丧身来复枪与捕猎夹的时候，这些庞大的动物仍然在咀嚼着鲜嫩多汁的蓝茎草，他们毛粗皮糙，无法匹配城市贵妇型男的娇嫩肌肤，只有东部工厂机器的皮带方需要它们厚实粗糙的皮革，曾经作为尖顶帐篷为平原土著挡风遮雨的皮革。
当然这些大平原的霸主终将消失，不是因为它们身上利润微薄的毛皮与骨肉，而是因为它们必须为自己来自遥远大陆的远亲让位。大平原虽然辽阔，却容不下野牛和家牛的同时存在，bison或者American buffalo，如何及得上cattle听来那么悦耳，后者与资本（capital）的读音如此相似，而它也将证明自身不会令资本的持有者失望。更何况，这里不仅将变成一个个辽阔的牧场，还将变成世界的面包篮，犁开大平原的土地，翻起这里的土生草种，令它变成小麦与玉米的家园。坐落于如此位置，如其鼓吹者所言，堪萨斯城“注定”成为一个农业中心（agricultural capital）。在1882年出版的题为《堪萨斯城的主要工业》一书的导论中，作者用最为热情洋溢的语言重复着在19世纪该城的出版物中对此处随处可见的称颂：“在一片辉煌领土的入口，一片拥有无与伦比的肥力和生产力的领土，一片有着绝佳的有益健康的气候的辽阔区域，一片面积接近旧世界若干个国家的总和的领土，屹立着我们伟大共和国的中心都市（centropolis）——堪萨斯城，它坐落于连绵的山丘之上，俯瞰这片壮丽的区域，邀请世界上最好的民族（nations）与人民（peoples）。它几乎坐落于美国的地理中心，无论从任何一个方向进行精密的计算，得出的中心距离也不过数英里的差距。而且，一个强有力的事实还在于它恰巧位于这个大洲的农业带，同它接壤的区域涵盖世界上最好的畜牧业领土，此外还有密苏里与堪萨斯著名的铅矿、锌矿、煤矿，科罗拉多河新墨西哥的铅、煤、铁、银、金矿。”[27]在堪萨斯城同业公会（the board of trade）从1878年开始无间断地整理的年度报告中，同样的信息以相对朴实的语言出现在每年的报告当中：“在过去的一年中【1878年】，四季风调雨顺，农民有了大丰收。他们的家禽和牲口不断增加；我们开垦肥沃土地的面积也在不断延伸；移民，估计有数十万健壮而精力充沛的勤劳人民开始在丰产的草原上寻求机遇，为既有共同体的生产力添加他们的财富、力量与努力；这一年我们也完全分享到美国铁路修建的红利……虽然我们的市场的价格压得偏低，但是商品在自由地流通，金钱也颇为充足。在这个城市【堪萨斯城】中，也有着同样令人满意的情形，因为堪萨斯城与新西部之间的关系如此亲密，同声共气，不论什么对一方产生影响，另外一方便会迅速地受到同样的影响。”[28]
坐拥这片巨大的腹地，堪萨斯城的鼓吹者有了十足的底气向东部掌握资本的大亨们游说，吸引他们的财富。芝加哥早已给出如何发展的模板，因此堪萨斯城十分清楚铁路之于现代城市的意义。绝佳的水路位置仍然是可供吹嘘的资本，但是它的实际作用已经在铁路时代大幅度降低，尤其是在堪萨斯河并非一条适于汽船航行的河流的状况下，堪萨斯城的水路优势有限。而如果沿密苏里河北上，如同昔日的刘易斯、克拉克，则那片流着牛奶和麦汁的中部大平原便于此城关系甚微，所以只有铁路，才是任何一个中西部小镇得以崛起的根本。范霍恩在1855年的展望被堪萨斯城内部长期的流血冲突和此后全国性内战的爆发所中断。但是内战甫一结束，他们便开始游走奔告，鼓吹堪萨斯城无与伦比的地理位置和此城商业精英们果决的智慧和合作的精神。在打败所有位于堪萨斯、密苏里的竞争者之后，堪萨斯城联手新英格兰资本将在密苏里河上修建第一座永久性桥梁——汉尼拔大桥（the Hannibal Bridge，至少当时的期望与设计都认为这座桥梁将永远矗立，但是1886年的一场龙卷风摧毁了它的中段，后来为在距其60米处上游修建的汉尼拔桥取而代之），正式启动了堪萨斯城日后成为大平原铁路网中心的进程。[29]
铁路的修建直接带动的是同芝加哥曾经有过的相似历程，这个城市将成为牲畜与粮食的中转、加工集散地。不同于芝加哥的是，木材在这个城市的商业中无足轻重，虽然在堪萨斯城初立之时，沿密苏里河流域，甚至沿堪萨斯河向西仍然有不少森林，但是大平原的本质是草原，高大乔木在这里并非优势物种。不过，对这个城市来说，牲畜与粮食的庞大利润足以令它的商业精英志得意满。再一次的，推动力来自资本。1869年，就在汉尼拔大桥竣工的同一年，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二世（Charles Francis Adams Jr.）在他位于波士顿的豪宅中开始思考，他的钱待字阁中，应当嫁往何方的问题，堪萨斯城雀屏中选。在1871年，他建立了该城的牲畜围栏（stockyard），当时的面积不过13英亩，位于堪萨斯河的西岸洼地（the West Bottoms），在州界的西边。自此，不仅这个城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景观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同样，与它息息相关的新西部生态也将为之改变。
很少有人会将亚当斯同那些臭烘烘、毛茸茸、性情温和、身躯庞大的家伙联系起来。他的曾祖父是开国元勋约翰·亚当斯，美国第二任总统，《独立宣言》的撰写人之一；祖父是昆西·亚当斯，第六任总统，满门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真正的波士顿婆罗门，世家出身。虽然美国没有贵族，但是亚当斯家族无疑是最近似于贵族的存在。查尔斯自哈佛大学毕业之后不久，内战爆发。战争结束之后，他有过短暂的彷徨，但是很快便清楚地知道自己应当做什么，什么又是“这个时代最发达的力量、最广阔的领域”，答案是铁路。这成为他的终身事业，他不仅担任过若干铁路企业的理事，也以历史学者的身份撰写过多篇跟铁路、运河相关的文章。他看到西部的无限商机，深知他眼中“最发达的力量”将在西部大有用武之地，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对西部文化和经济现状的鄙夷。1860年，在他第一次去往“尼亚加拉以西”的旅途中，他一路上抱怨着交通的落后，设施的简陋，服务的粗糙，除了在密西西比河上游看到夜晚沿岸被火把照亮的景观让他颇为感怀外，他写道：“堪萨斯是我们旅行的地区中最有趣的地方。”[30]但是究竟是什么令他感到有趣，他并没有明言。很难想象他会为彼时仍然在风中摆动有致的狗尾巴草而心动，但是或许他看到了大平原上惊心动魄的落日，或许是接天漫野的绿色中绽放的金色向日葵令他有瞬间的恍惚。亚当斯并非不具备欣赏自然之美的能力，恰恰相反，他对波士顿周边的山石林木一往情深，在波士顿都市公园体系的建立中举足轻重，曾经担任马萨诸塞州公园委员会的主席。[31]在这部55年后撰写的自传中，他却对西部的景观未置一词。不过，在论及堪萨斯时，他将堪萨斯在成为准州之后所陷入的自由与废奴州之流血冲突和此处刚刚经历的一场大旱相提并论，写道：“堪萨斯，不是流血便是饥饿。……在1860年，此处人口稀少，其不幸的居民正在经历一场漫长而破坏性严重的干旱。在那里，不幸似乎是无尽头的。”[32]或许这段话他不过是抄录了当年所写的日记，然而，当他在1915年重新读到这段话时，回望这片被他和他的资本一手建成的牲畜围栏所改变的土地和人民时，他究竟做何感想？
对自己的堪萨斯城所立的功业，亚当斯毫不掩饰他的得意。他写道：
我确实取得了一项伟大的商业成功，这是唯一一项在商业上让我颇感自豪的功绩。我自1869年堪萨斯城牲畜围栏公司伊始，便参与了它的建设。四十年间，我一直担任它的领导人，指导它的策略与发展。在我最初成为它的主席时，它不过是个资本10万美金的公司，每年净盈利大约两万美金。从这里开始，作为它的主席，我一步步地令它发展壮大，直至今日【1915】，它的资产已经超过千万，每年净盈利大约120万美金。在过去的这些年中，它一直在行业内稳居第二，只有一次一年分四次发放红利，而导致这一情形的原因是一场巨大的灾难——1903年堪萨斯河流域的洪水。三天内它卷走了这个公司价值60万美金的财产，这是我所创始的公司，我也从中获利最丰。对我而言，在财务上，就好像走在熟悉的大路上，一块砖头从天而降，正击头顶。这场损失一直无法弥补。我一直以一种开放的、自由的精神管理着堪萨斯城围栏，它既是一项巨大的公共福利，也是一项可观的商业功绩。……[33]
如同众多和他一般的企业家，特别是波士顿的企业家，亚当斯真诚地相信他所投资的公司是一项伟大的善业，为这个踌躇满志的城市创造了如此之丰厚的利润，也为成千上万来到这个城市寻求生计的穷苦移民提供了工作和面包，可能还有肉糜糕。他从未记录自己是否曾经亲临这个在潮湿的洼地，隆隆作响的铁路旁建成的围栏，每一个小小的牛棚中挤满待宰的牛、猪、羊。在机动车还没有完全取代畜力的时代，这里还收入大量的马和骡子。当然他也没有造访过受恩于他的慈善的工人日夜作息的地方，围栏周围的空气永远散发着粪便、汗水，牲口身上特有的臭味。与他对这个企业的公益性所怀的信心相比，更盲目的却是他一再强调一己之力在这个美国第二大牲畜围栏的建设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虽然亚当斯更认同的身份是历史学家与公共事务的领导者，他在如何看待一个由他担任主席的企业崛起的问题上同所有的企业家一样，显然有着一致的思维：伟大个人的头脑力量导引资本的聪明流动是成功的关键。但是，在牲畜围栏的经营上，西部的土壤、水、草、牛，还有数以千计的移民劳动力至少扮演着同等重要的角色。
无论如何，确如亚当斯所言，这是一场巨大的成功。1891年，在牲畜围栏公司成立20周年后，堪萨斯城的商贸年度报告回顾了该城牲畜业的发展。由于这是堪萨斯城商业俱乐部（the Commercial Club of Kansas City）在年度报告停刊三年后，第一次接替同业公会撰写的报告，报告内容格外详尽。报告写道：“堪萨斯城的牲畜业开始于23年前，在1868年，它统共接收1.3万口猪，4200头牛。[34]……与其他任何行业相比，牲畜业对堪萨斯城无与伦比的发展的贡献最大；这门生意不只是与其他产业保持同步，而且总是处于领头羊的地位。现在，堪萨斯城在牲畜业上排名全国第二，仅次于占据世界牲畜市场领先地位的芝加哥。”浩浩荡荡的牲口大队延绵不绝地乘坐火车抵达堪萨斯城，队伍如此之庞大，报告继续道：“如果将所有被带入堪萨斯城的牲口装入一列连续的列车，这个集合将从肯塔基的路易维尔一直延伸至旧金山，再回转路易维尔；如果这列火车以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运行，需要14天才能通过同一个地点。如果将这些牲口全部放入一个纵列，这条活生生的线有39,376英里之长，或者可以绕地球一圈半。如果让这个纵列以每小时四英里的统一速度昼夜不停地前进，则需要一年零45天才能完全通过同一个地点。”此时，这里的牲畜围栏已经占地100英亩。[35]在20世纪20年代，牲畜围栏接收的牲口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在好年景如1923年，有2,631,808头牛，2,736,174口猪，377,038只牛犊，1,165,606只羊，42,987匹马和骡子来到这个城市。[36]到1945年，这个“牲畜旅馆”占地238英亩，共有4200间牛“房”（围栏），700间猪圈，450间羊栏。[37]
并不是所有的牲口都是这个旅馆的过客，吃饱喝足后踏上下一程火车，奔赴其他城市的市场。事实上，对它们中的一大部分而言，堪萨斯城的牲畜围栏不是“旅馆”，而是“屠场”的号房。同堪萨斯城牲畜围栏一同崛起的是这里的肉类加工业。同样以1923年为例，1,194,527头牛留在本地，直接进入肉身分解线（disassemble line），占总量的45%，留下的猪有1,857,143口，牛犊约48%留下，羊的比例更大，近62%。马和骡子的绝大部分都留在堪萨斯城，不过它们的命运不是待宰，而是被贩卖给大平原的农场主继续它们受驱使、奴役的命运。[38]在这些加工厂与围栏旁边，则是一栋九层高的牲畜交易大厅，人们在这里对将要离开堪萨斯城的牲口进行交易，出价最高的买家将满载而归。这些自出生便已命运注定的动物有过在西部广阔的天空下咀嚼多汁美味的青草的好时光，但是当它们被驱入火车的那一刻起，在买卖和中间商的眼中，它们只是移动的商品，而不是在生长、呼吸、吃喝拉撒的生命。
肉类加工、牲畜围栏与牲畜交易大厅精诚合作，奠定了堪萨斯城“牛镇”的赫赫威名。当然，堪萨斯城从不只是一个牛镇，它还是一个“谷仓”，从联合谷仓（the Union Elevator）开始，一座座巨大的谷仓以比牲畜围栏较为单调、沉闷，但是更为整饬、高度机械化的方式定义了西部洼地铁路沿线的风景。小麦、玉米、燕麦、大麦、干草、苜蓿同牲口一样络绎不绝地进入堪萨斯城，在1945年城市规划委员会展望堪萨斯城战后的发展报告中，他们写道：“在正常年份中，堪萨斯城在磨坊饲料的生产上一直排名第一，在面粉的生产上，也多年来常居第二。此外，堪萨斯城在很多年中，一直是全国——假若不是全世界——排名第一的冬小麦市场。”与牲畜围栏与肉类加工厂之间建立的关系一样，谷仓与磨坊以及其他各种食品生产厂如面包、意大利面、糖果并肩出现；当然，这里少不了谷物交易大厅的存在。从这些谷物被倾入谷仓的那一刻起，它们同其产出之地的联系便被彻底割裂。人们无法再分辨出它是来自堪萨斯的野火鸡农场，还是曾经生长在内布拉斯加的约翰逊家庭农场，它们只是被简单地划分等级，等候下一位买家的到来。[39]
在资本的运行逻辑中，大平原变成了商品经济掌控下的腹地，堪萨斯城则成为真正的“门户城市”。同芝加哥一样，它既面向西部，汇集彼处丰饶的产出，又通往东部，为那里的市场生产食物。如同城市规划委员会为它所做的定位：“堪萨斯城在全国经济中做出了几项特别的、很有价值的服务。来自丰饶的农业地带的牲畜与谷物、牛奶与奶制品、家禽、鸡蛋、蔬菜和水果倾入它的铁路与卡车中转站。在那里它们被移入包装车间、仓库、批发市场、加工车间、零售店和交易大厅。其中一些在生鲜状态便已被消费，还有些是加工之后在堪萨斯城得以使用。再有一些穿过这个城市，甚至没有离开过车厢或者卡车，在其他遥远的中心被食用”。[40]一切看来都很美好，一方生产，一方买卖，还有一方消费。买卖一方的加入，隐藏了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联系，城市与其腹地的联系，消费的那一方关心的只是杂货店或者超市中的食品架上食物是否充足，有否涨价，至于这些食品的生产之地是怎样的情形，生产者是怎样的状态，他们既不关心，也没有得知讯息的渠道。[41]
但是，联系被隐匿，并不意味着联系被切断，买卖的一方——城市农业经济的运行者们其实从一开始便清楚地知道自己同其腹地的联系，在经济的规划中，不断强调这一联系。在同一份报告中，委员会再次明确这个城市和它的腹地之间的关系不可分割，要求人们认识到“大堪萨斯城是一个经济整体”，认识到“这个地区对其农业腹地的依赖”。“正因为它将自己与一个非常丰产的农业腹地以蜘蛛网般的铁路和卡车线路联系起来，堪萨斯城的都市区方得以存在。”[42]
1870年，乌克兰移民带来了强壮、耐旱的俄罗斯冬小麦，似乎突然之间，人们可以看到堪萨斯居民的“不幸”尽头的曙光，虽然实际上，在这里拓殖的人仍然数起数落，有丰年，有饥年。不过就整体而言，新的移民不断涌入，新的土地不断得到开垦，新的机器不断得到使用，新的制度不断出台鼓励人们继续将草原转化为资本的努力。在一战结束，世界小麦需求达到巅峰时，大平原的农业也迎来了自身的巅峰。[43]与之相呼应，堪萨斯城同样在起落中不断巩固自身增长的信念，在1891年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颇为发人深省的话：“在过去一年中，堪萨斯城的内部发展与贸易情况受到1890年粮食歉收的影响，这一状况极大地恶化了西部城市的地区和整体萧条。在上文中提到的所有产业【牲畜业与农业贸易】，以及贸易、银行和各种类型的工业，都深受这个原因的限制和压抑。1889年冬天的严酷状况对冬小麦的破坏以及1890年的大旱对玉米的影响，将平均产量减至这个地区有史以来的最低点，这足以成为农业和商业圈广泛蔓延的萧条的理由。”不过，这些勇敢而乐观的人们没有理由因之而一蹶不振，在其后的数页中，他们写道：“在未来的岁月中，仍然会有歉收的年景，仍然会有整体的财政与商业的萧条，堪萨斯城不可能置身其外。其他处于同我们相似地位的城市已经向我们展示出，在朝着某些特别的方向发展时，一定会有痉挛式的发作，要看到在一时的巨大进步之后，尾随着一个时期的不良反应，直到情况渐渐均衡。不过这样的状况一定很快就会让位与向前的、向上的稳步运动，以一种不倦的、持续增加的力量行进。”[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