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新英格兰愿景”
1630年的夏天，来自英格兰的清教徒领袖约翰·温思洛普伫立在缓缓驶入马萨诸塞湾的Albella航船之上，遥瞰眼下一片陌生的大陆，发表了他的著名布道——《基督博爱的典范》（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亦即为后人所熟知的《山巅之城》（A City upon a Hill）。在这篇布道中，温思洛普乐观地期待着实现一个互助、自律，与上帝有着特殊盟约的清教徒社会。借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中的比喻，他将这块新土地及其将在其间定居的殖民者比作将为世界瞩目的“山巅之城”。在他看来，这片与故土远隔重洋的大陆是上帝的恩赐，而英格兰的清教徒，是上帝的真正选民，在这里，他们将实践与上帝的盟约，建立一个新英格兰，一个较之大洋彼端的英格兰更为富足、快乐，并且在道德上更加完善的世界。
数百年来，虔诚的宗教徒、热情的爱国者、理性的历史学者俱试图诠释温思洛普的布道。尽管上述人等对“山巅之城”的比喻所持的态度大相径庭，或有赞誉者，或有批判者，或有反思者，他们却普遍从该比喻与美国例外论的产生之间的关系来考察这一重要的历史文件，鲜少有人讨论甚或意识到这块新大陆的景观对温思洛普布道的启发，以及这篇布道所产生的生态后果。设若Albella即将驶入的港湾之外延伸的那片大陆荒凉满目，寸草不生，来自青翠葱郁的英格兰的温思洛普是否能有如此的自信宣称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他们漂洋过海抵达的大陆是上帝惠赐的福地？又或者他举目望去的土地平原千里，迁延不断，他是否会生出此处便是理想中的“山巅之城”的遐思？
然而，自然为温思洛普展现的那片土地，能够恰如其分地触发建立“山巅之城”的灵感。这是一个几乎完全为马萨诸塞湾与后湾（Back Bay）之水环绕的半岛，面积大约是789英亩（小于后来的纽约中央公园）。查尔斯河（the Charles River）在其西端入海，连接该岛与大陆的纽带是一道细长的地峡，西面是湿地，岛上矗立着三座山丘：西北面的“三山”（Trimountain），北端的Copp’s Hill，和南端的Fort Hill。该岛时称Shawmut，一个迄今含义不明的印第安词汇。或有人将之解释为“海水围绕的半岛”，从而引申出“独木舟停泊地”等意；或有争论道，Shawmut应当作“甘泉之地”讲，而该处丰富的淡水资源也正是促使温思洛普等人自当年春天初抵北美时的Charlestown移居此地的诱因。
在1634年出版的一本宣传册——《新英格兰愿景》中，威廉·伍德（William Wood）留下了欧洲人对这个陌生岛屿的早期描述：
波士顿在罗克斯伯里（Roxbury）东北方两英里处：它的位置非常宜人，是一个半岛……他们最大的需要是树木和草地，二者都无法在此处寻见；……它是一个颈状地带，没有树林，【因此】，人们不用忍受狼、蛇与蚊子这三大厌物的烦扰。[1]……这里面积太小，无法容纳过多的人口，然而却是大陆同英国等进行贸易往来的绝佳所在，是航运与商业的主要地区。……这块狭长的土地面积不超过四平方英里，形状几乎是长方形。在其南端一角，有一座宽广的山丘，其上修建着一处堡垒，在那里可以掌控任何驶入这个寂静海湾的所有港口的船只。在北面，则是一座同样大小的山丘，那里伫立着一架风车。在西北面，是一座高山，其上耸立着三座山峰，因此它被称为三山。在这座山巅，人们可以眺望这个海湾中的诸岛，同时监视海岸线上船只。……这个地方有着极好的土地，可以支持富庶的玉米田地和丰硕的果园，还有着甘甜美妙的泉水。这里的居民将他们的农舍扩展到距离市镇两英里的马迪河（Muddy River）一带，那里有着好地、巨木，以及大量的沼泽地和湿地。[2]夏天，他们在那里放牧猪群、牛群，而在波士顿种植玉米，冬季再将牲口赶回市镇。[3]
伍德的叙述是对白人初到时的波士顿景观最为详尽的记录，个中或有夸张之处，但是基本而言是客观可信的。由此可见，在白人真正定居之前的数千年间，印第安人以刀耕火种的方式极大地改变了半岛上的生态，虽然温思洛普向西遥望的大陆仍然密布原始森林，但是这个半岛的山间已是印第安人营造的阔敞空地。半岛本身的森林资源不甚充裕，不过对这些雄心勃勃的开拓者而言，驱车或者乘船到二三英里之外树木蔽日的大陆以及其他小岛并非难事。因此，当以温思洛普为首的清教徒来到这里时，他们既可以免于筚路蓝缕之苦，又无资源匮乏之虞。而在这些见多识广，大都来自富裕的英国中产阶级商人家庭的清教徒眼中，波士顿得天独厚的海港位置以及与内陆连接的水陆交通，在使他们在远离母国腐朽的社会与宗教的同时，又可以藉地理之便开展贸易往来，扩张他们的财富。在他的布道中间，温思洛普非常明确地指出，积累财富并非道德沦丧的标志，而是保障一位基督徒慈爱的重要凭证，更是上帝赋予他的信徒的基本使命之一。[4]
然而财富应当从何处来？温思洛普清晰地意识到，财富的源泉正是他们即将踏上而且“拥有”的这片土地。在结束他的布道时，温思洛普激昂地宣称如果他们敬爱主，遵从他的意志，履行与他的契约，那么他们将生存、繁衍：“在我们到来拥有的土地上，主会保佑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心灵远离了主，不再服从，受到诱惑，尊崇其他的神祇，……我们则将在这一片我们远渡重洋前来拥有的美好土地上腐烂、消亡。”[5]在这里，温思洛普对他们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两度使用“拥有”（possess）一词。“拥有”直接联系着财富，它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从获取到使用，也有可能最终失去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它不仅仅反映了一种社会关系，同时具有深刻的环境内涵，它标识着在这些来自旧世界的清教徒步入新大陆后，这片土地上的自然，有机与无机的一切存在，都将被这个过程彻底地改变。
因此，这个半岛的自然环境为温思洛普以及他的追随者的“山巅之城”的理想提供了真实可依的基础。在这里，“山巅之城”将不仅是一种象征，也是一处人与自然之间交相作用的地方。在这个甫被命名为波士顿的半岛上，将出现一座城市，一座清教徒试图提升其道德信仰的城市，一座连接新旧大陆物质、精神交换的城市，一座酝酿独立革命的城市，一座即将成为美国文化中心的城市，然而也是一座在劫掠、侵吞自然中不断扩张的城市，一座最终令山丘消失的城市。在这个过程中间，社会经济体系的沿革导致自然经济体系（nature’s economy）的颠覆与重整，换言之，在人类经济体系的原则下，一个原本天行有常、生机勃勃的土地共同体变为仅供前者运行的资源，各种分门别类的商品；但是，这并非意味着自然的经济体系不复存在、运转、抗拒，在其被改变的同时，它也将对这个“山巅之城”的社会、经济以及生存在它中间的各色人等产生复杂而深刻的影响。
推动这一进程的根本力量是一种独特的社会体系、价值观念和经济秩序，一词以冠之，即资本主义。美国环境史家唐纳德·沃斯特以三点概括自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首先，自然必须被视为一种资本；其次，人类有权力，甚至有义务，为了自我财富的积累而使用这种资本；第三，资本主义所建立的社会秩序必须允许并且鼓励这种对个人财富不懈的追求。[6]在这一特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下，一个方圆不过四平方英里的半岛的嬗变，成为北美大陆，乃至整个世界所发生的变迁的组成部分。在坚定持久的追求财富的过程中，波士顿积极地融入了世界市场，同时，它也将距离它数十里、数百里、甚或数千里的土地纳入这个“山巅之城”的营建进程，为那里的土壤、水流以及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种生命带来根本性的变化。[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