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焦炭城的救赎
如环境史学者大卫·斯特拉德林所言：“整个19世纪，美国人都把烟与煤带来的所有积极变化联系在一起：生产、繁荣和进步。对于许多依赖肮脏的软煤的城市居民来说，烟流就像文明的旗帜一样，从工厂烟囱、机车和蒸汽船上升起。”[3]通俗小说会用热情的笔调形容它，百老汇戏剧会让它的演员大声地歌咏它，明信片、宣传画、小册子的封面上绘制高耸的烟囱，扶摇而上的黑烟展现城市的魅力与活力。帕顿不过是参与这场工业文明嘉年华的大众中的一员。虽然作为东海岸知识精英，他所受的教育令他对自然之美有种超验的激赏，但是相比之下，他更青睐文明的进步和美国的利益——在文中，他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国家的忠诚和自豪，煤及其所带来的工业增长为他以及和他一样的千万美国人，带来超越日薄西山的英帝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希望。毕竟，煤所点燃的工业革命造就了大英帝国的辉煌，而现在，那里的煤储量可能仅能维持80年；而在这里，帕顿的脚下，这片厚实的、宽广的宾夕法尼亚煤层，可敷数千年之用——至少人们是这样告诉帕顿的。
美国的确是煤的波斯湾，而匹兹堡的确变成了一座繁荣的工业城市，由煤带动的钢铁业和与之相关的其他重工业均在这里找到了最佳的生产与集散地。在帕顿造访匹兹堡时，这个城市的人口尚不到10万，却在1920年美国用煤量达到巅峰之际，它的人口已经飙升至近60万，其中包括大量东南欧移民和大迁徙中来到北方城市的黑人。但是此时，这里已不再是那个未定的、开放的、遍布“自由”土地的“第二地球”了。来到新世界的人们，面对的是同他们离开的世界类似的所在，同样拥挤的城市，同样鲜明的等级，在西部的某个偏远的地角，或许仍然有一片待开垦的土地，然而，大多数新移民则注定要在蓬勃发展的工业城市中寻找他们的生存空间。匹兹堡成为最受青睐的城市之一，因为那里有煤、有钢、有安德鲁·卡内基。钢铁大王卡内基与钢铁之城匹兹堡彼此成就，创造了美国工业文明的第一个伟大奇迹，也创造了又一个从穷光蛋到大亨的美国神话。这是匹兹堡乃至美国城市始终编织的神话，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卡内基，虽然大部分人终其一生仍是鲍勃、汤姆和乔，在煤烟熏黑的狭窄公寓中吃一顿咸肉煎蛋早餐；穿过弥漫着烟雾的拥挤街道去往矿场、车间，或者是同样被煤烟熏黑的狭小办公室；傍晚，在昏暗晕黄的灯光下喝一杯劣质的波本威士忌，家中的女人则昼夜不歇地刷洗着永远洗不去的煤灰。或许有抱怨、厌倦、疾病、贫困，或许没有如帕顿那些知识精英对文明愿景的宏阔想象，但是如他们所言，当看到工厂的黑烟升起的时候，他们便有了今日的面包。
这些人和那些煤方是卡内基亿万资产的真正源头。不过，卡内基也并没有留在匹兹堡同他的雇员和崇拜者一道继续享受匹兹堡空气的独特风味。相反，他逆向而行，回到他的故乡，苏格兰，在那里置下一座巨大的城堡——斯基博（Skibo）。城堡之前绿草茵茵，城堡周遭林地环绕，城堡之外有着虽然野性但是柔和的高地风光。他用钢铁坚固这座城堡，用电报、电话，还有铁路、汽车将自己与他留在匹兹堡的财富生产之地联系起来，但是他选择了去呼吸苏格兰乡间清晨被露水浸润的空气。
然而，匹兹堡天真的满足时光并没有持久地留驻，或者至少没有如帕顿所预见的方式那般延续。事实证明，不仅宾夕法尼亚煤层丰厚，从宾夕法尼亚向西，西弗吉尼亚、俄亥俄、肯塔基、伊利诺伊、密苏里、堪萨斯、科罗拉多、怀俄明、蒙大拿，全部蕴含着丰富的煤矿，等待勇敢而坚韧的人们的到来。全世界的煤储量为8609亿吨，美国便占有2372亿吨。虽然没有数千年的开发不竭可期，但至少按照现有的使用量，可以确保200年无虞。然而，问题不在于是否有煤可用，而在于是否应当继续使用煤。
在美国建国之初，托马斯·杰弗逊坚持将肮脏的城市留在欧洲，让大洋彼岸煤烟笼罩的世界成为美国这片洁净、清新的农业之土的工厂时，对煤烟及个中蕴含的道德腐败之意的强烈排斥便已十分鲜明。而此疑虑正是对同时代英国的反城市思潮的回应。早在13世纪的伦敦，当木炭短缺，人们被迫转向海煤时，便已有批评“腐败的空气”的声音。[4]从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开始，贯穿整个现代早期，伦敦肮脏的空气一直为人们所诟病，也成为英国乡绅的乡土情结的重要原因。很多历史学者怀疑此时对于空气污染的批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健康相关，又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着时人对道德与权力的诠释。的确，当时的批评者多视肮脏的空气于君王的威严有碍，但正如同《雾都伦敦》的作者威廉·卡弗特的中肯之言，“现代早期科学和医学都能够支持烟雾有害健康这一说法，只是没有明确地表明烟雾危害的程度与性质。……人们普遍发现烟雾具有医学上的危险，但似乎不是从确切论证和适用于所有人的角度来认识”。17、18世纪，众多学者加入对空气污染的讨论，但是，声音芜杂，反而令人们的认识更加含混不清。卡弗特写道：“与妨害相关的习惯法和自然科学的新发展为现代早期的英国人提供了具有影响力的、可用来谴责城市烟雾的语言，但也受到两者的制约。无论是法律还是科学都没有给烟雾即危害这一观点提供明确的支持，这种矛盾使得反烟雾大军难以击败煤在人们心目中越来越重要这种主张。”[5]
直至19世纪，对普通人而言，污浊难闻的空气于健康无益仍是通过直接的生理感受而得出的常识性认知，并没有建立在严谨研究基础上的医学为之背书。狄更斯可以在《艰难时世》中描绘一座焦炭之城渲染时事的艰难，但是伦敦一如既往地让烟囱冒出黑烟。当常识遭遇经验——匹兹堡人的本地知识的挑战时，帕顿不知如何应对。更为重要的是，同英国以及大西洋彼岸其他工业国家一样，煤的意义已然超越了单纯的燃料，而肩负了更多的内涵。如果说此前它制造的污浊被认为是对王权的玷污的话，那么工业革命之后它带来的滚滚财富则令它拥有了道德上的合理性。对资本家而言，它意味着增长；对爱国者而言，它代表着力量；对普通人而言，它提供了温暖和生计。甚至在20世纪上半叶，当煤烟之于健康的广泛危害已不再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之后，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阴影远比煤烟更令人战栗，再一次，匹兹堡的煤和它所燃动的钢铁业获得坚实的存在基础，毕竟，为了取得胜利，什么都可被暂时牺牲，更何况，二战结束之际，这个城市无论在经济地位还是人口数量上都达到了巅峰。但是，它的污染也达到巅峰，令“掀开盖子的地狱”成为人尽皆知的比喻。无论普通公众还是政府，此时都感到有吹开黑烟一探地狱究竟的必要。
在国家的普查表中，在城市的GDP上，经过巅峰的匹兹堡开始衰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口不断迁出，1980年代，钢铁企业纷纷关闭，昔日闪闪发亮的钢铁城成为锈带（rust belt）上一枚失去光泽的铆钉。为数众多的学者都在思考这个时期包括匹兹堡在内的老牌工业城市衰败的原因，或从国内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或从国际经济格局转变的角度，创造出可观的成果。[6]但是，如果从城市的内部去考察这一转变，或者这不是一种衰落，而是一种如他们自己所言的“复兴”（Renaissance）。匹兹堡人开始重新定义这个城市的身份，选择它的发展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匹兹堡的转型是自我改革的结果。[7]与1866年帕顿所希望看到的文明和城市相比，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美国人对之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现代医学的发展让本地人无法再用他们所期冀的本地知识继续解读煤烟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他们自身对生活和环境的诉求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换言之，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希望以健康换生计，更无法接受以增长为名牺牲健康。成千上万希望住在上风处的匹兹堡人都渴望卡内基所隐遁的地方，或者是那样一个所在的低配版。在这条环境改革的道路上，匹兹堡无疑是成功的，教育与高科技成为它新的经济支柱，其中环境设计是其经济的亮点。虽然空气污染仍然困扰着这个城市，但是从昔日帕顿发现“掀开盖子的地狱”的山崖望去，人们清晰地看到一个绿色而蓬勃的城市。[8]
匹兹堡的救赎讲述的似乎是一个关于胜利的故事，这个城市没有真正地没落，而是变得更健康、更宜居，甚至更富裕了。然而，得出这样一个胜利的结论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前提之一，不去回望曾经在“掀开盖子的地狱”中被煎熬、牺牲的个人、群体、其他物种的生命，还有为帕顿所叹惋的野性之美。前提之二，不去展望匹兹堡的未来，不去思考当下维持这座城市生机的能源和食物从何处来。历史学者喜欢讲故事，故事必然有头有尾，有高潮，然而真实的世界仍然运行，不会因为历史学者为之选择的终点而停顿。匹兹堡和数百个在锈带上的美国城市一样，解决空气污染的根本，不在于新技术的发明，而在于燃料从煤向石油的转换，在于重污染企业向海外的转移。曾经作为旧世界腹地的北美在20世纪50年代后回到东半球，去往南半球，在那里开拓自己的腹地。当这些腹地无法继续支撑美国城市如匹兹堡的运转时，未来又将如何？
关于腹地与城市的问题是下一个部分的讨论主题，在这一章中，我们将暂时停留在城市之内，审视城市内部环境的变迁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