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自然：无法断裂的联系
城市，在今天看来似乎无处不在，极为普通，然而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它却并非大多数人的栖止之地。那时，人类的家园是农田一侧的黄土高坡上掘出的间间窑洞，或者是游牧民族在他们采集狩猎的土地上开辟的条条小径。有时，它是筚路蓝缕后开垦出的一块随同季节变换的庄稼地，有时它是一个小小的村庄，几户砖房，同彼岸的另一片村庄长期隔绝，互闻鸡犬之声，却鲜少往来。城市是存在的，但是它存在于距离绝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太过遥远的地方。
19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属于城市的时代。突然之间，汹涌的人潮从乡村涌入城市，在那里寻求新的生存空间与生活方式。当20世纪到来之际，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已远远超出乡村人口，而城市人口的绝大部分则居住在大都市当中。在21世纪的今天，现代工业的种种发明将更多的人从躬耕田亩中解放出来，在这个地球的每个大洲，无论是在发达抑或发展中国家，大量人口继续向城市迁移，这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与此同时，食物、水以及其他资源从乡村源源不断地运入城市，以支撑城市的运行。然而，城市人群却基本上没有参与生产这些他们所赖以生存的资料，他们消耗着地球，却是以一种层层中介的间接方式。一个普通的城市人同他们所生活的地球，或者与那些延续他们生命的自然力量与资源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接触。
在科尔组画绘成后不到一个世纪的时光中，世界文明经历了帝国的兴衰，城市的崛起，最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处身战争中心的德国人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战后他眼中文明的冬日里，出版了《西方的没落》一书。带有明显神秘主义倾向的斯宾格勒旗帜鲜明地反对进化论，因而其历史观亦与此时兴起并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的进步史观迥异。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他对西方中心论的挑战，同样在于他将文明比拟为一种超级有机物（superorganism），历经出生、成长与死亡的过程，在春夏秋冬的节序中完成历史的循环。斯宾格勒对文明历程的描述呼应了科尔百年前的组画，几乎可成为它的文字注解。对他而言，农业促生一种新的情感，“敌对的自然变成了朋友，土地变成了大地母亲”；而“文化本身就是依次从大地景观中生长起来的，它不断地更新并强化着人与土地的亲密关系……只有在拥有大城市的文明中，我们才再次对这些根源表示蔑视，要让自己挣脱它们”。斯宾格勒认为，在每个文明的青春期产生的城市，并非真正的城市，而是乡村的衍生物，因为二者在精神上是一致的，都根植于土地之中；只有文明晚期的城市，方培育出城市独立的智性与心灵，令乡村成为自身的附属，并对之不断进行剥削，最终导致后者的彻底破产。自然与乡村都成为城市的异域：“世界城市的出现标志着有机成长时代的结束和无机的、漫无节制的无限堆积过程的开始。另外，如今还出现了那种人工的、数学的、完全与土地隔离的产物，即城市建筑师设计出来的城市，它们纯粹只是一种心智的满足。”[1]最终，一种文明在城市智识的狂欢中终结。
在斯宾格勒的论证中，“文明晚期的城市”之所以脱离了土地，在于城市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在心灵层面崩塌，由此，城市的建筑不复从土地中生长而出，而仅仅矗立于土地之上。据此来看，斯宾格勒虽然将文明拟生物化，其史论的基础却是全然唯心的，罔顾历史的物质性。然而，比之其历史循环论，这样的历史解读更为后来史家所接受。自这部极富争议的著作问世以来，其文明史观之影响固然深远，其历史循环论所受之诟病亦喧嚣不止。但是，无论其追随者抑或批评者，或聚焦于其文明循环论之合理性，或着力于其个体文明讨论之利弊，却鲜少对其论点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城市”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对大部分历史研究者而言，这一对关系并未进入他们的研究视野；而在大部分城市史学者看来，城市全然是文明的产物，自然位处城市之外。虽然这种割裂是否将导致城市乃至文明的最终崩溃，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但是割裂本身似乎成为城市史与城市批评不言自明的前提。它反映了城市时代的普遍认知。
事实上，无论是弥漫于大众情怀的“乡愁”感喟，还是穿透于学者纸背的“城乡隔阂”的洞见，只是城市人对所谓自然“异域”的心理建构。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叙述了城、乡与自然在精神层面和浅层景观层面的变化，却无法完整反映在深层次的生态与历史层面之上，城市、乡村与自然之间千丝万缕、无法割裂的联系。新的城市环境史研究要求将城市放回其广阔的生态系统延展的历史当中，在物质流动、资源竞争、生态变迁的基础上重审城市本身的权力变化、经济兴衰、思想起伏，也同时考察城市与其乡村腹地之间的互动历史。唯其如此，方能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一个关于城市的基本事实：城市从来就不仅仅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而是文明与自然力交互作用的结果。
在探讨城市与乡村历史关系的问题上，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更富物质性的命题，亦即为后来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所总结的“新陈代谢断裂”（metabolic rift）。[2]马克思认为在以化学农业为基础的第二次农业革命发生后，城乡之间的新陈代谢发生了“不可修复的断裂”。他在《资本论》第一卷讨论工业与工业化农业之间的关系时论述道：“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3]此处，暂且不讨论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思想“绿化”努力之合理性的问题，因为无论马克思对自然在资本主义扩张过程所做的牺牲是否持有同情态度，他毕竟清晰地认识到，城乡关系的变化并非仅仅依赖人的身份认同变化，甚至于生产力与阶级构成变化便可以解释。在这对关系变化的背后潜藏着生态关系的重大转变，城乡之间的物质交换由从前有机的新陈代谢，变为城市对乡村的单方面能量剥削。城市中由于消费食物生产的“废物”，通过原有的新陈代谢过程，以肥料的形式反馈到土地，为土地所吸收并转化为食物；伴随化学农业中化肥对有机肥的取代，潜在的肥料变成了真正的废物，城市和乡村之间物质交换的链条被割裂。
“新陈代谢断裂”对于城乡生态关系演化问题的认识，其启发意味是不言而喻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马克思致力探讨的问题在于城乡之间的二元关系，强调在此过程中发生的土地和劳动力所遭受的双重压迫；然而，新陈代谢断裂的思考同样有益于对城市本身环境历史的研究。例如，在细菌科学兴起之后，现代城市由有机城市（organic city）向卫生城市（sanitary city）的转变，城市基础服务如供水、下水、垃圾处理，由运输、转移这一物理过程向消毒、杀菌这一化学过程的转变，在新陈代谢断裂的命题中都可以得到理论的借鉴。[4]
但是，虽然就物质性而言，“新陈代谢断裂”与斯宾格勒之“有机成长时代的结束”说之间大相径庭，马克思仍然落脚于断裂之上。当他指出资本主义祛魅自然之时，他既无意恢复自然的神性，也对以一种整体观、有机观重审自然无甚兴趣。在马克思对城市与自然的分析中，自然被还原为土地和土地上的资源，二者的关系也被简化成为如何使用与被如何使用的关系。因此，马克思所言的新陈代谢断裂，切断的仅仅是农业层面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有机互换，却无法反映城市与乡村以及它们共同生存的生态系统之间的联系。城市人的双脚虽然自沾满浸透城市粪肥的泥土中拔出，但是他们的身体仍然与其呼吸的空气、摄入的饮食、消耗的能源、共存的生物息息相关。城市化社会的权力流动与等级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于资源配置的基础之上，而资源的匮缺与富足则在定义人类关系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城市时代的思考，无论是对文明的反思，还是对权力的检视，都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受制于、并影响着周遭环境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