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士忌、爵士乐、干旱与洪水
有意思的是，在1945年的城市规划委员会报告中，有一个在19世纪高频出现的词汇自始至终没有现身：自然（nature）。无论是堪萨斯城最早的鼓吹者，还是同业公会报告早期的撰写者，都会反复地使用这个词，提醒人们大平原的沃土和物产是自然的慷慨馈赠，位于两河交汇处的堪萨斯城是自然选择的绝佳地点。但是，在1945年，委员会的精英们看到了腹地，也明智地提醒着城市的规划者，堪萨斯城不能脱离于它的腹地而独立存在，却没有看到腹地背后仍然保有的不按资本逻辑运行的自然。克罗农也没有，虽然他讲述的是“自然的大都市”的建立，但是最终，自然同样变成了腹地，变成“第二自然”，为资本所左右的人工化景观。腹地是人为规划的产物，是温顺的、有序的、可预知的，虽然偶然发生“痉挛”，却总会回到既定的规划道路上前行。但是自然，则是一种不驯服的、自发的、独立的力量，当人类带着力图与它相适应的姿态进入它时，双方或有相对稳定的合作；但是在纯粹的征服、榨取之下，双方则处于对抗的状态，有时，技术和资本会占据上风，令“沙漠如玫瑰花般绽放”；但是当这样的榨取达到一定的极限时，自然的对抗性力量便会爆发，即使并非总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仍将破坏既有的规划，带来巨大的对人类而言的灾难，迫使征服它的资本、技术与城市力量进行调整。堪萨斯城、芝加哥，还有成千上万的其他城市都不例外。
20世纪30年代的堪萨斯城与其他深陷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城市一道，进入了艰难时代。在这个城市的政治与社会史上，它有一个特别的标签——彭德格斯特时代（the Pendergast Age）。同许多美国城市一样，堪萨斯城同样处于城市大佬政治之中。吉姆与汤姆·彭德格斯特，兄弟二人执掌堪萨斯城风云近40年之久，从政府选举到黑帮斗殴，从警察局到小酒吧，从此城的市长到将要赴华盛顿特区担任罗斯福总统的副手的杜鲁门，他们的喜恶深刻地渗透在这个城市文化的脊髓之中；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这个城市的文化塑造了他们的喜恶。汤姆是个教父式的人物，恩怨分明、残忍嗜血，却怜贫济弱、仗义疏财的黑帮老大，是堪萨斯城边疆往事渐渐谢幕之间那抹怀旧的斜照。[45]
今天，很难想象这个循规蹈矩，一半位于宗教带之上的城市在禁酒令时期，是如同它的老大哥芝加哥，以及遥不可及却又密不可分的纽约一样恶名昭著的“完全敞开城市”（wide-open town）。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在全国范围内颁行禁酒令，堪萨斯州严格执行，直至50年代仍然罕见酒精饮品。但是在堪萨斯城下城，不论是昔日城市美化运动中乔治·凯斯勒（George Kessler）所设计的经典公园大道——“漫步走廊”（the Paseo Corridor）两侧的黑人聚居区，[46]还是该城的白人精英在白色石灰岩的悬崖之上所建的优质山（the Quality Hill）区域，排列着大大小小或昂贵或廉价的酒吧，当然还有赌场和妓院。前者在早年间是堪萨斯城的市中心，大道井然，小巷整饬，两旁房舍精美，此时成为后来迁入堪萨斯城的黑人的主要定居点。在1900年时，这里的黑人人口不过1,331人，占这个社区人口的29%，到1920年，白人纷纷迁出，黑人人口已到75%。[47]后者是建在200英尺高的山崖之上的高档社区，能够俯瞰堪萨斯河和密苏里河双河交汇，滚滚东去。汤姆在此处建成他的豪宅，操纵此城的运行。在城市的周遭，有着大量的私酒作坊，这个城市即使在经济萧条的困顿时刻中，仍然有丰足的玉米供他们酿造波本威士忌，它的优质大麦和德国移民传统也保证了一桶桶口感丰富的堪萨斯城风味啤酒的酿造。这大约是一个粮食之都得天独厚之优势，在禁酒令下达之后，无数城市只能运营地下酒吧，想方设法获取购买私酒的渠道；堪萨斯城则成为私酒的生产方。
一个“完全敞开城市”的有趣之处在于，在它能够容忍帮会、赌博、妓院、酗酒这些为一个正常社会所排斥、唾弃的事物时，它往往也对多元文化有更强的包容力。这样的城市角色，令它吸引了形形色色的不同人群再次来到这里。毫无疑问，堪萨斯城自建立之初，便已建立起一个由资产和教育程度所决定的等级社会，伴随它的增长和新移民的不断涌入，等级区分愈趋森严。但是，在20世纪20—30年代中，萧条的经济与黯淡的天际令每个人都怀有某种末日之感，一度令罪恶与正义、贫穷与富裕，甚至黑人与白人的界线开始显得不那么分明。私酒贩子旁边住着在高尔夫球场挥棍谈生意的企业管理人；黑人社区迅速扩大，地下酒吧与爵士乐舞厅混杂在众多的小教堂与贫民窟中间。这个城市此时已经有大量从爱尔兰、南欧和南部边境到来的天主教移民，在20世纪早期又迁入了大量波兰人，他们成为西部洼地牲畜围栏和加工厂的主要劳力。就在每日醉生梦死的赌场酒吧附近，形成了每周虔诚去做弥撒的劳动人民的社区，而就在不远处，那些从牲口和粮食中赚得盆满钵满的大亨们建造了铸铁栅栏守护的花园豪宅。
在某个层面上，堪萨斯城对这种敞开并不陌生。当它还只是“西港”时，它就是美国躁动不安的边疆上的一个完全敞开小镇。讲着法语、西班牙语、英语的皮毛商人从北美各地赶来，紧随其后的是左手圣经、右手锄头的农夫，找寻土地喂养他们的后代。士兵们在这个镇中穿梭，在酒吧中消磨大量的时光。摇摇欲坠的某栋小楼可能火光突起，想来又是某个醉汉的杰作。没落的土著部族被剥夺了生计，游逛在街头，有时可能会讨要半杯威士忌或者一根烟卷。教堂的神父们孜孜不倦地抵抗这些邪恶，努力让他们虔诚的信仰者双眼纯净不见罪行，双耳闭塞不闻秽语。在这样的一座城市中，市政秩序从来不是轻而易举便可建立的。这里没有城墙，没有圣地，街道不时地更名，永远处于建设与拆迁当中。
与那些继续往西在大平原上建立起的乡镇社区相比，堪萨斯城在人口构成上有一个巨大的差异，这里聚集着大量黑人。其中一部分人在内战之前便已到达，有的是自由黑人，有的则是奴隶，在整个19世纪50年代，这个城市都在自由州和蓄奴州的对峙下左右摇摆。有些人则是内战后陆续到来，在一个非种植园的环境中开始自由的新生活。他们中还有一部分人更往西去，成为宅地农，期冀昔日的自由州能够以更包容的心态接受他们。留在堪萨斯城的这部分人，逐渐形成黑人聚居区，忍受着隔离的歧视，但是也建造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社区、教堂、商区，包括簇集在毗邻“漫步大道”的18街和瓦因街（the Vine Street）的酒吧和夜总会。正是在这里，他们为堪萨斯城“牛镇”“谷仓”“完全敞开城市”的名片添上了新称号——“爵士乐摇篮”（当然只是摇篮之一，其他的摇篮包括新奥尔良——爵士乐的诞生之地、芝加哥、纽约、费城、匹兹堡和圣路易斯）。这个“完全敞开城市”以完全敞开的风格纵容爵士乐的恣意演奏，在18街上烟雾缭绕的糜废酒吧中，伴着骰子与砝码的声响，一种全新的爵士乐风格从萨克斯风管中流淌出来，人们将之称为“bebop”，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声响词，恰如以之命名的爵士乐风格，无主题、无意义、无固定的曲调、无鲜明的情感，它是即兴的产物，在演奏者随心所欲的诠释中，几乎会跳脱出演奏者的掌控，拥有自己的节奏。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这个堪萨斯城的土生子正是bebop的天才创始人。[48]
而这一切同土地、河流的关系何在？这个“完全敞开城市”建立在多种族移民之上，其中最特别的群体是黑人。从1900年到20世纪20年代末，此处的黑人人口增长了119%，共有38,574人。如同很多和他们同期而至或者先于他们的其他种族移民，他们的身后有着独特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但是共享着同样的生态原因——环境压力。为了满足内战之后北方城市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需求，南部种植园以前所未有的努力投入棉花的生产。原来的奴隶变成佃农，依旧一贫如洗；原来的土地在日复一日无轮耕、无看护的情况下肥力日渐减退；而原来未曾在种植园中出现的访客铺天盖地地飞越南部边境线，进入德克萨斯，开始它们的“反向舍尔曼向大海进军”。boll weevil，棉铃象鼻虫。有人将它们称作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昆虫，是南部棉花种植园主的梦魇，南部赖以生存的棉花经济的瘟疫。据统计，到20世纪末，棉铃象鼻虫摧毁了数百亿磅棉花，造成损失达一万亿美金。它们不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是一连串爆炸力超群的炸弹，所到之处，在原本已经脆弱不堪的种植园生态系统中摧枯拉朽，与其他的驱赶力结合，将近200万黑人送出了他们生活了数个世纪，血泪交织，但是已成家园的土地。[49]他们中的一些人来到了堪萨斯城，对他们而言无比陌生的城市，在那里，他们并没有找到一个城市天堂，但是至少找到了一个可以包容他们，在大多时候让他们沉浸在自己的“蓝调”世界中的城市。
在许多黑人移民到来之际，恰逢整个世界处于萧条之中，这个城市的基调同爵士乐的呜咽声一样忧郁，它的节奏也同bebop一般无序。与东西部同处于大萧条的城市相比，堪萨斯城遭受的是双重打击。他们引以为傲的腹地，在过去的80年光景中推动这个城市的增长，在经济萧条、投机失败时，给予它“更强有力的发展”的腹地终于不再以城市资本期望的方式继续产出，而是用笼罩一切的黑风暴扫荡了一切的希望。干旱，极度的干旱，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困扰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对于大平原来说，干旱却是一种常态。翻开从1877年到1939年的堪萨斯城的年度商业报告，干旱不断地出现，导致庄稼歉收，使得堪萨斯城该年农业产业的某个部分利润下降。然而，人们似乎总是乐观的，总是期待着“来年”。问题在于，干旱并不必然导致沙尘暴，后者是另外一种灾害，是当人们将多年生的野草连根拔起，换上单年生的庄稼时导致的灾难。这些为人类产出食物，由农夫年年耕种的草，在地面的部分，看似同本土的野草一般茁壮、青翠，掩埋在地下的部分则彻底不同。它们的根太短，当干旱开始，狂风刮过，没有深植于土壤下一两米之深、盘结的多年生根系固定泥土，在下一刻，这些泥土，孕育无数生命和人类食物来源的泥土（soil）变成了尘土（dust），尘暴开始了。
沃斯特在他的经典之作《尘暴：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南部大平原》中讲述的就是尘暴如何形成的故事，这本在1979年出版的著作构成了环境史研究的经典叙事：资本主义并非仅是一种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也是一种政治与社会文化，这种文化在生态层面上将自然视为资本，对之进行极度压榨，以求得最大的产出，而尘暴便是此种文化所制造的巨大灾难。沃斯特所关怀的大平原中的草、水、土壤，还有在尘暴中制造苦难与罹受苦难的人，但是他并没有试图将大平原同它服务的那些城市联系起来，思考自然和都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克罗农找到了另外一个方向，从大平原的反方向——城市出发。他同样讲述的是资本主义文化对自然的掠夺，但是最终，成就的是芝加哥这个自然的大都市。不过，克罗农虽然心系荒野，厌恶城市，他仍然不会将芝加哥的崛起称作一场彻底的生态灾难。更何况，他所在意的仅是自然如何被商品化的过程，而无论干旱、蝗灾、洪水，或者此后的尘暴都没有出现在他的城市建造故事中。现在已是时候将这两本经典著作所思考的问题结合在一起，重新反思自然之于城市的意义，而非仅是腹地之于城市的意义。
20世纪30年代的尘暴一时间摧毁了南部大平原蒸蒸日上的农牧业，土壤流失、庄稼旱死、牲口渴饿而亡。沃斯特言道：“30年代南部大平原的故事根本上就是关于尘暴的历史，那时候，连泥土也在发狂。在这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并非是一次或两次，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沙子打得窗子嘎嘎响，粉尘粘住人们的嘴唇，美好的青春变成绝望，贫困吞噬着人们的自信心。”[50]而这片被尘土吞噬的地区正是堪萨斯城最重要的腹地。在城市的年度报告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粮食收入的变化。在1900年，堪萨斯城总计收入粮食46,638,250蒲式耳，其中小麦34,775,450蒲式耳，玉米8，334，250蒲式耳。此后的二十年，虽然不同粮食的数量有所变化，但是总体持续上升。1921年，一战之后的小麦大丰收也为堪萨斯城带来了新的繁荣。这一年，总共收入粮食139,629,550蒲式耳，小麦110,204,550，玉米15,495,000。之后的十年虽然偶有起落，但是基本保持稳定。到1931年，东部的城市仍然深陷经济危机之中，但是堪萨斯城的粮食业依旧繁荣。这一年，它收入粮食总计152,949,350蒲式耳，小麦125,032,000，玉米22,044,000。1932年，干旱开始影响大平原，这一年的粮食总量降为91,699,559，小麦80,294,400，玉米7,630,500；1933年，尘暴降临，总量72,751,650，小麦49,115,200，玉米18,831,000；1934年，总量73,136,000，小麦44,057,000，玉米25,236,000；1935年，73,351,400，小麦49,700,800，玉米，18,054,000；1936年，略有回升，粮食总计为87,105,400，小麦63,744,000，玉米17,481,000。[51]这样的情形延续至1939年才渐渐恢复正常。在城市规划委员会的报告中，撰写人说道：“直接围绕堪萨斯城的领土（堪萨斯、密苏里、内布拉斯加、爱荷华、阿肯色和俄克拉荷马）在1939年为堪萨斯城的农业市场提供近2/3的农业原材料。……在堪萨斯城这样一个在根本上依赖于它的周围腹地的城市，所有职业的‘存在理由’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农业相联系。”这个城市规划委员会并非没有看到尘暴对堪萨斯城经济的影响，指出1939年，堪萨斯城的牲畜业在每一项中排名都在前七位，而回到1932年、1933年，“在那些极端干、热的年份之前，堪萨斯城的排名总是比1939年的排名要好”。[52]
在大萧条与尘暴的双重压力下，堪萨斯城同他在大平原的同胞们一样，转向华盛顿，吁请帮助。当联邦政府入驻，特别是二战期间，借用战时之利，包括军用飞机制造在内的大量军工产业转入内陆，堪萨斯城再次得到救赎，这一次不是依赖其尘土漫野的腹地，而是华盛顿那位永远有着迷人微笑的天使——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他身旁那位沉稳坚韧的堪萨斯城土生子——哈利·杜鲁门。
1950年，堪萨斯城已有百年历史，虽然在纽约这样的东海岸大都市眼中，它还是一个位于中西部可直接飞越地区（fly-over region）的乡下地方，这个城市的鼓吹者们已有足够的自信对这样的无知一笑了之。他们成立了一个堪萨斯城百年委员会，回顾这个城市的辉煌历史，展望它的光明未来。他们写道：“商业工业的进步，与市政建设和文化业的增长，令堪萨斯城置身于进步主义城市的队伍中，共同构建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堪萨斯城，在100年间的增长中，从一个稚嫩的拓荒者小镇变为一个展现其商业、工业、市政、文化肌肉的强大城市，现在正阔步向前，成就工业的力量……工业生产力和工业领导力。”文章的撰写者期待这个城市成为一个产业更多元的城市，但是毫不讳言农业是一切的基础，农业自身也直接促生了各种工业。经过了尘暴、二战，大平原又恢复了昔日的繁荣，堪萨斯城再次成为牲畜业和粮食业的中心，“冬小麦市场全国第一；谷物中心排名第二；……”[53]在韧性上，自然与城市拥有着某种共性。堪萨斯城的商业精英在1950年摩拳擦掌准备开始新一轮的增长。
然而，一场新的意外爆发了，1951年，经过多天的暴雨之后，堪萨斯河水和密苏里河河水暴涨，堪萨斯河无法汇入密苏里河，洪水爆发了，从西部洼地冲破堤岸，轰然登岸，引发爆炸，摧毁了早已成为这个城市身份象征的牲畜围栏。此后，它不断地衰落，最终在1991年彻底从城市的版图上消失，昔日的交易大厅变为古董和手工制品的市场，千奇百怪的小东西在那里贩售。来到堪萨斯城的游人带着访古的心理，去往那里，买一份用堪萨斯面粉制成的面包中夹着著名的堪萨斯牛肉饼的汉堡包，要一杯本地的冰啤酒，想象这个地方曾经独有的气味和繁华。
事实上，洪水之于堪萨斯城，就如同干旱之于大平原，原本应当是这个城市始终审慎应对的常态。在1845年，当这个城市还不存在，一场洪水摧毁刚刚出现的商贸定居点。到1903年，堪萨斯河、密苏里河流域再次爆发大洪水。相比较1845年的那场洪水，人们对于1903年洪水的记忆清晰得多。大多数年轻的亲历者仍然生活在曾经被洪水席卷过的地方。在浊浪仍然拍打着两岸石灰岩的悬崖时，就有人决定记录这场洪水，撰写了一部小册子。作者W.R.希尔（W.R.Hill）在该书前言第一句话中写道：“笔者相信1903年的大洪水应当在这个地区的历史上有一席之位，所以他决定写下对这场洪水的画面描述。”他鼓励人们去想象“两条狂野的河流冲入一个有着25万居民的城市和它的郊区，想象12英尺高的洪流如特快列车般穿过联合仓库和周围的区域……”显然，当时的人们亲历过，恐惧过，悲痛过，但最终遗忘了。[54]
不仅洪水被遗忘，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这两条堪萨斯城因之而生的河流也在铁路、汽车和将要到来的航空时代中，成为人们视而不见的存在。密苏里河上曾经川流不息的汽船早已消失，这两条河流对于这个城市的功用看似消失了，至少在普通人的认识中消失了。对于城市规划者来说，它们仍然是流动的上、下水道，提供饮水，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如同大部分城市那样，城市废水与垃圾直接排入河流当中。[55]它们是这个城市的另一种腹地，在铁路时代之后，只有在抚今追昔的时刻，方为人们忆起的存在。然而，1951年洪水的降临，再次提醒着人们，它们是自然的河流，无论建有多少水坝与堤岸，当足够的雨水倾入它们的河道，古老的狂野力量就将再次被唤醒，冲破一切人类的羁縻，宣告它们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