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生命的栖息地
如果说桑塔亚纳在自然中看到的是无垠、庞大、美与力量，看到自然如何令美国这个年轻国家的思想超越它的老派传统，他没有看到，或者至少没有言说的是，自然对这个年轻的国家、年轻的城市所设的限制。对美国城市而言，最难逾越的无形之墙不是某种固有的、僵化的传统，而是自然本身。自然用它自身的边界与极限告诉这座城市和每座城市，它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在美国两百年的城市演化史中，最不受质疑的努力便是对自然边界的挑战，但是，最终自然也用它的方式，美、生命，回应人类欲望的有限性与不受羁縻的力量，重塑人们对其发出挑战的思维定式，让他们发现了自然无形之墙存在的意义。旧金山正是这场重新发现的诞生之城。
毫无疑问，吸引着百万计的人口从全世界来到旧金山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在其矿业、金融、贸易、渔业和林业中看到的非同寻常的经济机遇。淘金热的退却并没有冷却人们金山之梦的热度，金门原有的意涵变得愈发鲜明，这里成为美国西海岸最大的港口，通向太平洋与亚洲的门户。在这座崛起中的大都市，人们可以找到全世界各地的饮食，听到各种语言的乡音杂谈，穿梭在各种服饰、肤色的人群之中，时刻感受到这座新鲜城市中翻涌的商机与财富。
但是，旧金山吸引人们来此的原因并不止于对财富的追求，还有自然，在如此之多的层面上，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是自然力量的杰作。它的坐落之处是世界上最为壮美的环境之一，全年气候温和怡人，早上的浓雾为它蒙上神秘的面纱，当午后明媚的阳光穿透雾气时，整座城市和它所依傍的海湾熠熠生辉。在它的沙丘上生长着如此丰富的植物，或许并不高大青翠，但是色彩斑斓，生机勃勃；内湾中则呼吸着各种水生生命，它们或者是永久的栖居者，或者是一年一度的拜访者，每一种都在这个海湾中找到自身的合适位置。在金门海峡守护中的海湾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单调蓝色，它的每一次翻腾，每一次波动，每一缕阳光映照下的光影，每一片浮云投射下的变化，都是新的色彩，新的形块。海峡两岸的岩石崔巍嶙峋，向南延绵着大瑟尔（the Big Sur），向北是醒目的红树林。向东则是无数旧金山人和美国人的精神家园，缪尔口中的加利福尼亚的山。
当人们的审美终于翻越了新英格兰湿润的田园风光所构建的无形之墙后，旧金山的自然壮美成为吸引源源不断的艺术家、诗人、作家前来的根源，也成为更多向往物质丰裕之外的精神世界的普通人在这里建造家园的原因。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上半叶的数十年中，人们在旧金山可以找到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杰克·伦敦（Jack London）、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约翰·缪尔（John Muir）、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诗人伊娜·库布里斯（Ina Coolblith）、画家威廉·基思（William Keith）、摄影家埃德沃德·迈布里奇（Eadweard Muybridge）。他们每一位都用不同于传统的眼光审视这里的自然与文明，体察它们的每一种悸动，也用不同质地和形式的记录传递他们生成的全新诠释。在摄影成为20世纪的新艺术后，再一次，旧金山吸引了美国最优秀的摄影师的镜头。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20世纪最伟大的景观摄影师之一，1902年出生在旧金山，他用锐利的、对比鲜明的黑白光影捕捉加利福尼亚自然，特别是他所挚爱的约塞米蒂的每一种风景。然而，亚当斯不只是约塞米蒂自然的记录者，他也同样揣摩、思考着他所出生、成长的城市。与所有对美异常敏感的旧金山艺术家一样，亚当斯的双眼并未遗漏金门海峡的变化。他在金门大桥建成前后拍摄了两帧照片，一样风云变化下波动的海湾，不一样的在于一座成为未来旧金山标志的大桥出现在第二帧照片之上，在云山与海湾之间，它默然而立，并不突兀，在那里，亚当斯看到了文明与自然所共同构建的美。亚当斯对自然的热爱令他成为一位真正的环保主义者，一度成为塞拉俱乐部的领导人之一，和许多其他人一起，成功地令他们的思想为更多人所见、所听、所理解、所接受，也令旧金山成为美国最为环保的城市。
所有这些20世纪的艺术家几乎都带有一种拒绝与主流文化相妥协的姿态，一种异于理所当然的正常社会价值的波西米亚气质，他们将之解读为自由，跳出美国老派传统的自由，脱离工业文明规训的自由，超越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哲学中诞生的道德与价值观的自由，而允许如此自由恣意表达的正是西部丰美而野性的自然。耐人寻味的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仍然同缪尔走出冬季白雪覆盖的约塞米蒂一样，渴望文明的火光和智性灵魂的碰撞。但是对他们来说，这样的文明应当是一种新的文明，更少传统傲慢，更多谦卑自省的文明。东海岸的美国文化太过书院、主流，即使格林尼治村中流浪的诗人与艺术家也完全为人类自我的小世界所捕获，满腹牢骚然而又心甘情愿地将自身放逐在高度技术性的城市文明当中。所以当这些“波西米亚”人目光逡巡，在北美大陆上寻找建立新文明的地方时，他们发现了旧金山。美国现代主义诗人罗宾逊·杰弗斯（Robinson Jeffers）正是其中的先驱。他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却移民西部，吸引他的不是那里获取财富的机遇，而是在他眼中美丽非凡的岩石与海岸，最终他在旧金山文化圈中的重镇——卡梅尔（Carmelby-the-Sea）小镇定居。在那里，云集着找寻都市与自然中间地带的诗人、作家、音乐家、画家，杰弗斯恰如其分地成为其中一位，在彼处海风的碰撞中，他成为美国战后环境保护主义的偶像诗人。
与同时代的东海岸主流艺术相比，此时来到旧金山的艺术家对自然都有着某种特殊的感悟力。在他们看来东部的诗坛、艺术界已经丧失了新鲜、原发的创造力，在辞章的排列中志得意满。所以他们离弃了那里的主流世界，来到旧金山，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了美国诗坛的“旧金山文艺复兴”（San Francisco Renaissance），其创始者肯尼思·雷克斯罗特（Kenneth Rexroth）同其他主要人物一样，再次来到自然当中寻找新的灵感。但是与此前不同的是，他们在旧金山这个多元文化自始便在形塑其根本气质的城市中，重新发现了东亚文化。此前的美国思想者并非没有阅读过古老的中国或者日本文化，无论是爱默生、梭罗，还是19世纪晚期的实用主义思想家或者反现代性学者，都曾经读过孔子、老子，听说过庄子、孙子，但是东亚文化对他们来说只是他们完整的西方思想训练中一点代表博学的异域点缀，从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定义过他们的思想，无论是其对社会的反思，还是对自然的审美。桑塔亚纳虽然深知老派思想的僵化，但是他本人仍然停留在西方思想的脉络中，因此他找到了自然的力量去冲击、震撼，甚至粉碎这个脉络，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缪尔、奥斯汀、基思都进行过类似的尝试，他们也确然开启了一种对自然与文明的新认识。正是如此新认识促生了一种对他者文化的新理解：既然人们可以在非人类的自然中找到其自身的价值，在超越西方既有的审美训诫中发现美的多样性，既然平等的伦理应当延伸至所有的物种，对非我们所创造的力量应当怀有一种敬畏，那么对于不同于自身的文化难道不应持有同样的态度？
当这些渴望走出老派传统禁锢的诗人、艺术家为西部的自然之美和反传统的自由来到旧金山时，他们看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他们发现在单纯的个人于荒野中体悟的精神自由之外，还应允许各种文化共生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正茁壮地生长在这个城市混合的国际社会当中。在那里，有意大利建立并定居的北滩（North Beach），更有这个城市历史最悠久的社区——中国城。正是后者，启迪了他们的新思。在旧金山这样的城市，他们又怎能无视以中国、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文化的存在？当它以金门开启其历史时，它便注定是一座面向太平洋的城市。事实上，在此时，在二战之后的新社会文化中，很多艺术家与文学家来到此间正是因为这里是通向亚洲——中国、日本、印度——特别是他们的哲学与艺术的门户。对西方文明，尤其是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幻灭，令他们在这座城市中寻找一种新的生存可能，在这股思想与社会浪潮中，诞生了“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
“垮掉的一代”一词最初出现在大陆的彼端，1948年的纽约。出生在马萨诸塞的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世界文艺青年的圣经——小说《在路上》（On the Road）的作者创造了该词。这些垮掉的人中著名者还包括另一位老牌文青偶像——犹太诗人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以及出生在圣路易斯的小说家威廉·伯勒斯（William Burroughs）。最初，他们同样选择寄住在纽约的格林尼治村，这片曾经的波西米亚圣地，但是最终，他们纷纷离去，虽然定居的地点各有不同，但是都在旧金山停留了漫长的时间，并且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文学团体，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这个城市的文化。他们的智性家园便是位于中国城与北滩交界处的“城市之光”书店（the City Lights Bookstore），诗人劳伦斯·费林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ti）是其创始人与管理者。一群歌咏着自然与野性之光的诗人聚集在城市之光的书店之中，表达着对城市的新的期许与反思。
在20世纪60年代，他们真正形成了“垮掉的一代”，这些“比尼克”们（beatniks）孕育了他们其文化后代，反主流文化中的“嬉皮士”，特别是那些来到旧金山“爱之夏”的“鲜花青年”（flower children）。“垮掉者”所称的“嬉皮士”并非只是长发宽袍，怀抱吉他唱唱歌的流浪者，他们应当具有一种深邃的对人生与自然的感悟力，摆脱传统美国生活物质主义的盲目性，转身进入大地与宇宙。不过这样深层意识的获取需要某种助力，而太多人在酒与大麻中找寻肉体的放纵，以期思想的自由。但是仅仅将他们定义为一群在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生活中成长起来，无所事事、耽于放纵的年轻人，并不公平。无论对文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我意识的关系，还是人与自然其余部分的关系，他们都有反叛性的思考，都希望找到将美国从新的物质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变革方式。或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的思考并不深刻，找到的方式太过极端，他们至少在尝试反抗社会与文明加诸己身的各种规训与教条，反思人类对增长的追求，对物质进步的信仰，以及劫掠自然的合理性，这些都是此前的社会运动中所不具备的特质。如此思想在这场运动之前只是闪耀在零星的个人当中，但是，在此时，它真正变成一种普遍的质疑性力量。虽然那些留着长发的年轻人最终成长了，很多人回归了，但是他们掀起的质疑性力量并没有伴随他们的长发消失，而迫使整个处于高度城市文明的美国社会重新思考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
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正是他们中间的一位思考者，凯鲁亚克笔下的“达摩流浪者”（the Dharma Bums）的原型。在50年代中期，他结束了流浪，在距离旧金山大约15英里的米尔谷（Mill Valley）定居下来。与大部分“垮掉的一代”的城市出生背景不同的是，斯奈德成长在贫困的乡村环境中，是他们中的“自然之子”。当他旧金山求学期间，他接触到中国与日本的诗歌和俳句，深深为其万物自得的空灵禅意所触动。不过当他真正去往日本、中国之后，他开始发现“他对中国感兴趣是出于误解”。在他借用庄子之“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之意而名之《大块》的散文集中，他解释了这句话。他写道，之所以说他对中国的兴趣出于误解，是因为“我之前以为自己踏入了一片高度文明之地，那里的人对脚下的土地及居于其上的生灵，存着敬畏之心，怀着谦慎之意。事实证明我错了。这让人纠结，又充满了质疑”。[41]他意识到东亚诗歌中所吟咏的自然情怀，仅是东亚巨大文明中的一小部分，这个部分是真实存在的思想，但是并不能代表整个东亚文明同自然之间的关系，那其中，同样充满着杀戮、破坏与征服。但是，无论这种新的认知让他产生了怎样的纠结，那一小部分真实的思想对他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他开始将自身西部荒野文化的传统与东亚禅宗冥思的颖悟相结合，觉察万物最为细碎的变化与思想之间不绝如缕的联系。他写道：“所有变化/在思想中/也在万物中。”[42]
在1975年，45岁的斯奈德再一次回到旧金山，在一个名为“作为栖息地的北滩”（“North Beach as Habitat”）的场合发表演讲。这个以其各色饭店、波切球场（bocce ball），还有天主教堂著称的社区，是他在这座城市中最爱的漫游之地。但是他所深爱此处的，并非仅是人情味十足的社区文化或者诱惑味蕾的意大利美食，也是一个“小小的流域”，数条曾经流经此处，最终汇入海湾、大洋的小溪流。但是，当他回来时，那些小溪已被道路与房舍所覆盖。那些小溪中流淌的是从大海——“黝黯而翻滚的大海”中吹来的冬日暴雨，而那大海也是这座城市独特气息的源头之一。在那个流域经过的栖息地中还有更多的东西，食物、缆车、书店、上上下下的陡坡、进出金门的船只灯光。旧金山，在斯奈德看来，是一个栖息地，一个自然与文化融合在一处，为艺术家与革命者，为任何寻求自由的人提供庇护的所在，也是无数人，以及无数为斯奈德所尊重的其他生命的栖息之地。为了回报大海所携来的降雨，这个城市的艺术家给予世界一种关于城市生活的新思。“如同阿留申群岛的风暴，自50年代一波又一波地从北滩涌出，触摸着世界各处的生命。”他回忆道，在这座城市中，“有着承载非凡美丽的富饶土壤，有着在美国孵化别样之物的优秀作品；让我们祈祷它尽早破壳而出。致谢此处的一切生灵；祝愿所有的生命共同绽放”[43]。
如同所有其他城市，旧金山是一座人类创造的城市，是人类在寻求一个新的栖息地时运用自己的想象、知识、技术、传统所构建的所在。但是，每一个城市都是在自身的自然环境中的创造，每一个城市都为自身所处的生态所滋养、形塑、制约。旧金山如此，波士顿、堪萨斯城都不例外。在这座城市中，其海、其水、其从水中浮现的陆地，其在陆地和水中生活的植物、动物、昆虫、细菌，其承载来到此处的矿工与诗人、形形色色的移民与商人的“大块”，并非仅是人类建构的思想。此处的自然，如同在任何其他地方的自然，是真实存在的力量，强有力地改变老派的传统，促发新生的思想。在那些来到旧金山寻找这种力量的人不仅能够看到它，听到它，感受到它，也在用这样的思想改变他们所栖居的城市，在它允许所有文化共存交融的同时，也希望它不仅为人类所期待的美而定义，而成为所有生命共同绽放的栖息地。
【注释】
[1]John Kander &Fred Ebb,“New York,New York,”1977.在片中，此曲最早由Liza Minnelli演唱，辛纳屈深爱此曲，在1979年首次录制此曲，1993年，在他78岁，再次录制该曲。
[2]George Cory &Douglas Cross,“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1953，侯文蕙译。
[3]关于旧金山1848年人口，参见Frank Soulé,John H.Gihon,and James Nisbet,The Annals of San Francisco;Containing a Summary of the History of the First Discovery,Settlement,Progress,and Present Condition of California,and a Complete History of All the Important Events with Its Great City.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54,with Introduction by Richard Dillon and index by Charles Goehring,Berkeley:Berkeley Hills Books,1999:p.200.此年鉴出版于1854年，对旧金山以及加利福尼亚的早期史有最翔实、全面的记录。关于其他人口及族裔构成，参见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https://www.census.gov/quickfacts/sanfranciscocitycalifornia.2020年9月20日登陆。
[4]《帝国旧金山》是对旧金山城市史研究的重要著作，在此书中，城市地理学者Brechin尝试打破对旧金山的浪漫想象，揭示旧金山扩张过程中，一小部分资本的掌控者如何通过遥控技术从其四处伸展的“帝国”攫取能源和资源。他认为，旧金山以及整个城市化的过程，都是少数人以牺牲腹地及后代福祉的代价积累大量财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这些人掌握了城市的声音，通过大众媒体重塑了自我形象，将自身的贪婪隐藏在神话的构建之下。Grey Brechin,Imperial San Francisco:Urban Power,Early Rui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5]在《城市中的乡村》一书中，历史学者Walker从一个完全不同于《帝国旧金山》的视角观察这座城市的演化，他认为这座城市经过诞生之初半个世纪的疯狂劫掠之后，开始内省自身的发展轨迹，建立了一种新的城市文化。同美国所有的其他大城市相比，Walker认为，旧金山的城市文化是最绿色、环保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环境文化并非少数如约翰·缪尔那样的知识精英所独自创造的，而是这座城市中不同阶层、不同种族的人的共同参与的结果。在Walker看来，这些人对抗着资本的野心和力量，限制这座城市的无序发展，共同努力将其建成一座乡村完全融入城市的城市和大都市区。Richard A.Walker,The Country in the City:The Greening of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Foreword by William Cronon,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7.
[6]与《帝国旧金山》与《城市中的乡村》这两部关于旧金山的著名环境史著作相比，出版于2019年的《地震城市》真正让旧金山的自然重新在环境史的叙事中发声。在Brechin的著作中，自然意味在资源与能源，是被劫掠的对象；在Walker的著作中，自然意味着景观，是被设计、建构、保护的对象。分析角度虽然不同，但是在两本书中，旧金山的自然都是被动的客体，人的力量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在《地震城市》中，戴伊尔指出，由于旧金山处于断层线之上，这个城市从其诞生以来，便需要不断地调整、适应自身在自然中的位置，自然也时刻挑战着这座城市在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自信与盲目。自然的自发力量以地震的形式从始至终参与着这座城市的历史，不仅是其建筑和景观的历史，更是其社会、政治结构的历史。Joanna Dyl,Seismic City.
[7]Frank Soulé,John H.Gihon,and James Nisbet,The Annals of San Francisco.p.149.
[8]Frank Soulé,John H.Gihon,and James Nisbet,The Annals of San Francisco.p.150-1.
[9]Carl Meyer,Bound for Sacrament:Travel-Pictures of a Returned Wanderer.Trans.by Ruth Frey Axe.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in 1855,re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38.Claremont,Calif.:Saunders Studio Press,1938,p.114.
[10]Carl Meyer,Bound for Sacrament:Travel-Pictures of a Returned Wanderer.p.115-6.
[11]James Ayers,Gold and Sunshine,Reminiscences of Early California.Boston,R.G.Badger,1922,p.30.Ayers在1896年完成此书，1897年去世，此书在其身后出版。
[12]Hiram Dwight Pierce,A Forty-Niner Speaks;A Chronological Record of a New Yorker and His Adventures in Various Mining Localities in California,His Return Trip across Nicaragua,Including Several Descriptions of the Changes in San Francisco and Other Mining Centers from March 1849 to January 1851.Oakland,Calif.:Keystone-Inglett printing Co.,1930,p.33.
[13]Frank Soulé,John H.Gihon,and James Nisbet,The Annals of San Francisco.p.157.
[14]Michael C.White,California All the way back to 1828.Dictated by Michael C.White and written by Thos.Savage for the Bancroft Library 1877.Republished in Los Angeles,G.Dawson,1956,p.26.
[15]Frank Soulé,John H.Gihon,and James Nisbet,The Annals of San Francisco:p.178-9.
[16]Frank Soulé,John H.Gihon,and James Nisbet,The Annals of San Francisco:chapter VI.
[17]Frank Soulé,John H.Gihon,and James Nisbet,The Annals of San Francisco:p.214 &215.
[18]关于加利福尼亚淘金热的专著不胜枚举，从环境史的角度探讨淘金热的最优秀著作为Andrew Isenberg,Mining California:An Ecological History.New York:Hill and Wang,2005.关于淘金热的综合历史，参见：Malcolm Rohrbough,Days of Gold:The California Gold Rush and the American Na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19]“四大佬”分别是Leland Stanford，后来斯坦福大学的创始人；Collis Potter Huntington，其侄子捐赠了著名的亨廷顿图书馆；Mark Hopkins与Charles Crocker。四大佬均来自东海岸的普通家庭，是实现白手起家美国梦的典型案例。关于旧金山资本与扩张的环境叙事，参见Gray Brechin,Imperial San Francisco.
[20]Ernest Massey,A Frenchman in the Gold Rush:The Journal of Ernest de Massey,Argonaut of 1849.Trans.by Marguerite Eyer Wilbur.San Francisco:California Historical Society,1927,p.12.
[21]William H.Brewer,Up and Down California in 1860-1864:The Journal of William H.Brewer.ed.by Francis P.Farquhar,with a preface by Russell H.Chittende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London:H.Mil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0,p.9.
[22]Frank Soulé,John H.Gihon,and James Nisbet,The Annals of San Francisco:p.500-2.
[23]Miriam Squier,California:A Pleasure Trip from Gotham to the Golden Gate,April,May,June,1877.Nieuwkoop [Netherlands]B.De Graaf,1972,p.167.
[24]Henry George,Progress and Poverty;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 of Industrial Depressions,and of Increase of Want with Increase of Wealth—The Remedy.San Francisco:W.M.Hinton &Co.,1879.
[25]Frank Soulé,John H.Gihon,and James Nisbet,The Annals of San Francisco:p.161.
[26]Mathew Booker在《依傍海湾》一书中讲述了旧金山湾的环境变迁，整个过程充满了着意料之外的结果，所有的获取都以某种巨大的牺牲为代价。虽然Booker认为自然在地震中展示了自身的力量，但是旧金山湾本身已经变成一种杂糅景观，体现了其后的环境政治与社会冲突。Mathew Booker,Down by the Bay:San Francisco’s History between the Tid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3.
[27]关于曼哈顿沼泽的填埋及其生态后果，参见Theodore Steinburg,Gotham Unbound.
[28]具体分析参见Joanna Dyl,Seismic City.
[29]George Santayana,“The Genteel Tradition in American Philosophy,”Address Delivered before the Philosophical Un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August 25,1911,p.2,3.https://monadnock.net/santayana/genteel.html,2020年9月10日登陆。
[30]Ernest Massey,A Frenchman in the Gold Rush,p.15.
[31]Frank Soulé,John H.Gihon,and James Nisbet,The Annals of San Francisco:p.159.
[32]Carl Meyer,Bound for Sacrament:Travel-Pictures of a Returned Wanderer:p.121.
[33]从1852—1857年，奥姆斯泰德受聘于《纽约每日时报》（《纽约时报》的前身）前往美国南部和德克萨斯考察那里的奴隶制经济，为《时报》撰写专栏。后来这些专栏文章被收入三部著作当中，被视为内战前从北部视角观察南部社会、经济、环境最全面、客观的分析。其于1853—1854年的漫游被收入此书：Frederick Law Olmsted,A Journey in the Back Country in the Winter of 1853-4.New York:G.P.Putnam’s Sons,1907.
[34]Frank Soulé,John H.Gihon,and James Nisbet,The Annals of San Francisco:p.160-1.
[35]Frederick Law Olmsted,Preliminary Report in Regard to a Plan of Public Pleasure Grounds for the City of San Francisco.New York:W.C.Bryant,1866.译文参考F.L.奥姆斯特德著：《旧金山，本地吸引力》，《美国城市的文明化》，王思思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87页。
[36]这里的金门公园属于旧金山市，是该城的城市公园，得名于附近的金门海峡；金门大桥修建后，其两岸被辟为国家公园，属于联邦政府公园管理局管理。
[37]关于金门公园的研究，参见Terence Young,Building San Francisco’s Parks,1850-1930.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4.Young在2015年，旧金山陷入更大的干旱中，为《洛杉矶时报》撰写了一篇精彩的短文，讲述奥姆斯泰德计划的搁浅和金门公园为了维护其植被对水的大量消耗。Terrence Young,“The Great Park San Francisco Needed;But Rejected,”Los Angeles Times,Sept.20,2015.https://www.latimes.com/opinion/op-ed/la-oe-young-olmsted-drought-golden-gatepark-20150920-story.html，最近登陆2020年12月24日。
[38]Donald Worster,A Passion for Nature:The Life of John Mui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216.
[39]关于旧金山对水的榨取，参见Grey Brechin,Imperial San Francisco。
[40]George Santayana,“The Genteel Tradition in American Philosophy,”p.30-2.
[41]Gary Snyder,The Great Clod:Notes and Memoirs on Nature and History in East Asia.Los Angeles:Counterpoint Books,2016.译文参考加里·斯奈德著，吴越、郦菁译：《大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6页。
[42]Gary Snyder,“Riprap,”https://www.poetryfoundation.org/poems/47178/riprap,2020年11月20日登陆。译文参考加里·斯奈德著，柳向阳译：《砌石与寒山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51页。
[43]Gary Snyder,“North Beach,”A Place in Space:Ethics,Aesthetics,and Watersheds.Los Angeles:Counterpoint Books,2008: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