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无形之墙
1911年，旧金山已经是一个富裕而文雅，有着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旧金山大学等著名学府的成熟大都市。它仍然是西海岸最大的城市，不过在未来十年中，南边的洛杉矶将后来居上，超越它，成为新的西海岸老大。但是此时，经历了五年前那场毁灭性的大地震洗礼后的旧金山，迅速重建，洋溢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整个北大西洋两岸世界共有的乐观和自信。进步主义改革也在彻底地改变这个城市的社会风貌，如罪恶粗野的边疆城市这样的标签早已被抛入旧金山湾中。在这一年，哈佛大学哲学教授，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应邀来到旧金山对岸的伯克利大学，面对加州大学哲学联盟发表了题为《美国哲学中的老派传统》的演讲。作为一位少年时方移民美国的西班牙裔哲学家，桑塔亚纳对这个国家的观察始终保持着一种冷静的外来者态度。他自身的非盎格鲁-萨克逊背景也令他对新英格兰地区的超验主义传统持有审慎的怀疑。在这篇演讲的开篇，桑塔亚纳言道：“美国是一个有着古老思维的年轻国家：它享受着一个被精心培育、彻底灌输先辈信仰的孩子的成长；它一直都是一个聪慧的孩子。但是，一个聪慧的孩子，长在年轻肩膀上的老式脑袋，总是有着它滑稽而前途渺茫的一面。”他继而言道，美国并非简单地传承古老的思维，“它是一个有着两种思维的国家，一种是父辈们的信仰和标准的存续；另一种是青年辈的本能、实践与发现”。[29]当桑塔亚纳发表此篇演讲时，他所身处的正是这个年轻国家中最年轻的都市之一，他在思考其哲学时，面对的是一个在两种思维中成长的年轻城市。
同所有美国的现代城市一样，旧金山没有城墙，它宣告着同传统的决裂，明确地表达着开放而包容的多元气质，同样，也昭告自身向往扩张的决心。与东海岸城市和中西部城市相比，这座城市面对着太平洋，在大航海时代席卷太平洋世界后，它地理位置注定它所面对的是一个迥异于波士顿、堪萨斯城所拥抱的世界，而旧金山似乎也确实如此。与之相比，东部与中西部城市的多元文化伴随新移民的不断到来，不断地增长、扩大，而旧金山，自建城之始，便毫无选择地成为多元文化的中心。敏感的法国人马谢在1849年时便已注意到如此气质，他写道：“在嘈杂纷乱中，你可以分辨说着很多语言的行话。用英语问一个问题，你的回答可能是德语的；如果你说法语，可能回答你的是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俄语、波兰语或者汉语。”[30]说着每一种语言的人都带着自己独有的文化进入这个城市，但是当他们汇集一处时，一种新的文化随之而诞生。在其第一个50年的演化中，旧金山标榜着所有无墙之城的精神特质，创新的技术、坚韧的心智，自由资本主义虽然野蛮但是具有高度生命力的野心，个人主义对自由与自立坚定不移的信仰；但是当我们真正走进旧金山，走进这个实体的城市与其思想的演化当中，会发现它的建造者从来未曾真正推倒他们思维中的无形之墙。波士顿、纽约、匹兹堡、芝加哥、堪萨斯城都没有，所有这些城市都在某种思维的无形之墙中建筑着它们自身，如果说桑塔亚纳生活的波士顿、坎布里奇地区是一个被精心培育的聪慧孩子，旧金山则是一个放养的野孩子，在它成长的经历中，努力地仿效着聪慧的哥哥们，渴望得到那个体面而高贵传统的接纳。
如前文所言，旧金山多山峦、多沙丘，它与曼哈顿在地形上所分享的共同之处是海湾形成的大量沼泽，但是完全不同于那个遥远东部城市的地方在于，曼哈顿平坦而宽阔，旧金山崎岖而狭窄。当曼哈顿规划其城市时，网格化街区既是城市的规划者自欧洲带来的老派传统，也是他们对于土地买卖和管理的便宜选择，虽然这仍然是对当地生态系统的无视，至少可以从中看到某种经济与管理上的合理性。旧金山却在其起伏不平的狭窄空间中做出了同样的选择——网格化街区。《年鉴》作者描述道：“在这个有限的空间之上，耸立着旧金山最有价值的商业区及其最坚固、最堂皇的建筑。但是，在所有的山丘和大部分山丘之外每一方向的土地上，都铺设着笔直的长街，彼此直角交叉。”[31]瑞士人迈尔有着类似的记录：“像所有美国现代城市那样，旧金山也用笔直的角度铺设它的街道。这些纵向的街道与子午线平行，同那些横向的街道相交叉，沿着横向的街道将来到一个中间横贯一条大道的360平方英尺的海港。”[32]整个设计完全罔顾自然的地貌和线条，生硬地将东部继承自欧洲的传统城市美学加诸这个新鲜的地理环境迥异的城市之上，认为如此方能彰显一个现代城市的科学特质，为此，它也势必付出远多于结合自然的设计需要的金钱和环境代价。
《年鉴》的作者无疑对此有着他们的批判。早在1854年，在纽约的中央公园尚未动工，奥姆斯泰德仍然在美国南部种植园中漫游，思考那里土地和奴隶的生存状态时，《年鉴》已经开始为新建五年的旧金山提出自己的警告。[33]他们写道：“看着那些四四方方的——全是四方的——建筑街区，数英里长的精准笔直街道线条，每一条都与其他的街道直角交叉，伸展在沙丘、谷地、平地之上，对地形自然的起伏和变化完全没有最起码的关照，这让双眼实在感到很累，想象力变得昏沉蒙昧。”在这三位作者看来，这个城市需要曲线，需要圆弧，需要装饰，或者用他们的话说需要“公园——一个大城市真正的‘肺’”。[34]
1854年的声音在美国内战结束之后，产生了巨大的回响。纽约的中央公园已经建成，奥姆斯泰德离开了加利福尼亚的“野蛮矿区”，回归东部的“文明世界”，正式开启其用自然文明化美国城市的生涯。旧金山，如同其他美国西部城市，迫切地渴望新的发展，新的认可。正如同他们用网格化街区设计这座城市的基本形貌，他们发现，若要摆脱边疆城市粗野不文的身份，他们需要用新的城市理念更新自己城市的景观，于是，一场城市公园运动在这个城市展开。
在表面上看，这场公园运动与在纽约、波士顿等处展开的城市自然化运动严丝合缝，其根本目的都是认识到自然之于城市文明的必要性，试图将自然之美与工业文明相交融，弥合城市人的情感断裂。但是，如果重新阅读旧金山在此时的倡议和他们的公园实践，便会发现，这座城市再一次将自己禁锢于传统所建的无形之墙。在奥姆斯泰德即将离开西部时，他受邀为这座草创的城市提供建造公园的建议。他勘察整座城市及其周边的水源、水质、地形、土质、植被，在1866年提出了一份准设计报告。他毫不讳言地指出：“规划必须适应自然环境的特殊条件……【旧金山】不以美丽的绿色草坪取胜，也不以绿树成荫取胜，在这两个方面，旧金山独特的地形、土壤和气候使我们不能希望这个场地哪怕最小程度地接近于那些在纽约和伦敦的休憩场所。”[35]奥姆斯特德敏感地看到旧金山砂质、流动的土壤、干旱的气候、海风的侵袭令其无法自然生长巨大的、树冠优美的乔木，本地物种在数百万年的演化中，形成了低矮的灌木丛和耗水量少的植被形态。这里不是纽约或者新英格兰，降雨丰富，土质肥沃，虽然中央公园的原址上没有良好的土壤，但是从新泽西运来的土壤和植物对纽约而言同样是本土物种，可以轻易地生长、繁茂。英格兰和西欧绿意盈盈的草坪也完全适应新英格兰、纽约等地的气候，无须花费大量费用和水便可轻易维护。作为一名景观设计师，奥姆斯泰德始终秉持设计结合自然的基本原则，虽然他本人的审美旨趣同英格兰的田园景观完全契合，但是他深知这样的美学理念并不能生搬硬套于全然不同的自然环境之上。更重要的是，当他战栗于约塞米蒂、尼亚加拉瀑布的壮美与野性，呼吁加利福尼亚和纽约州予之保护时，他清晰地表达了一个根本性的理念：自然之美是多元的、变化的，并非只有风景如画的英伦乡村一种美丽的形式；而自然的色彩远比人类可以想象的光谱更加丰富，绿色仅仅是其中一种。当人们尝试用绿色涂抹一切环境之时，他们陷入了另一种僵化的传统。
1866年的旧金山市精英们有在一座新兴城市中建造一座自然公园的创见，因为那是文明的象征；但是没有打破传统之墙的勇气，更缺乏对多变的自然本身的深刻认识。他们对奥姆斯泰德的建议深感失望，因为在他们原有的想法中，奥姆斯泰德的中央公园正是他们希望模仿并且超越的对象，一如他们对待纽约的心态。这份准设计书被他们尘封进故纸堆，奥姆斯泰德也告别了西部。虽然后来他受聘于在1885年成立的斯坦福大学，为之设计校园，但是再一次，斯坦福拒绝了他提议用本土物种进行设计的规划。这所大学的校董同旧金山精英们本就是同一批人，渴望开阔的绿色草坪和高大舒展的乔木，从东海岸和欧洲故乡移植而来的审美理念。
所以，在1870年，旧金山市聘请工程师威廉·哈蒙德·赫尔（William Hammond Hall）在城市的西部沿海湾的沙丘带上设计金门公园（Golden Gate Park），但是实际上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是苏格兰裔移民约翰·麦克拉伦（John McLaren）。[36]全然不同于奥姆斯泰德对旧金山设计的理念，不论鸟瞰抑或在其林荫小道行，金门公园都会令人们产生一种错觉，他们来到了中央公园，唯一的不同是它比中央公园占地更大，后者为843英亩，而金门公园为1017英亩。为了在这片流动的干旱沙地上营建盈盈绿荫，麦克拉伦从全世界移植来大量乔木物种，包括各种类型的桉树和松树、柏树等常绿乔木。所有人都深爱这座公园，身处其中，它不仅让人们遗忘工业与城市文明的汲汲营营，也让人们完全无法真正感知这个地方的生态现实——这是一座极其缺水的城市！为了能够让这些树木成活，最终成林，必须使用大量的人工灌溉。然而灌溉用水何来？180英里以外位于约塞米蒂国家公园之内的黑齐黑齐峡谷（the Hetch Hetchy Valley）。金门公园需要水，大量的水，这成为围绕黑齐黑齐峡谷展开的论战中，旧金山一方的重要论证依据。[37]
1873年冬天，约翰·缪尔（John Muir）从寒冷的塞拉内华达山脉走出，来到了旧金山，选择在这里定居。虽然缪尔始终将荒野称作他的“真正家园”，但是在他的传记作者唐纳德·沃斯特看来，这样的宣告未免有几分自欺欺人的意味。他已经不再拒绝城市，因为“城市不仅许诺为他的写作找到释放的途径，而且还许诺着一个家的所在，一个朋友圈，以及在约塞米蒂山谷淡季时所缺乏的丰富文化”[38]。在当时，没有人能预知这个整日游荡于荒野，热情洋溢、酷好争论、胡须满面的中年男子会为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带来怎样的改变。对城市，对自然，缪尔有着全然不同于奥姆斯泰德，更不同于大部分和他生活在同时代的人的理解。虽然他的最爱在于加利福尼亚那些峻伟瑰丽的高山之中，他尊重一切生命的形式，天然的色彩，自然的力量。当他定居于这座城市时，他开始了写作生涯，用他的笔向人们描绘一个完全不同于人们日日生活的人工世界或者城市中的公园的所在。那样的所在对缪尔而言毫无疑问是美的，每一处都有自身独到的美，但是美并非是珍视、保留它的唯一原因。在缪尔看来，是它的力量，蓬勃的、野性的、不羁的生命本身的力量方是它最值得敬畏的原因。他希望生活在城市中的人走出去，发现、观察这个世界，重新与这个非文化所创造的世界建立精神上的联系。他的呐喊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听到，越来越多的城市人从不同方向来到西部的高山，感受缪尔所体验的那个世界。虽然在他的时代，几乎没有人真正感悟缪尔内心深处以自由主义的民主精神重新定义人类在自然中所处位置的渴望，但是人们仍然能在加利福尼亚的山脉中触摸到不同于柔和而明媚的英伦田园风光的另一种美，一种冷峻却更祛除传统审美束缚的美。
在1892年，数位伯克利和斯坦福的教授、政府科学家，以及律师在旧金山成立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推举缪尔为第一任主席。最初这个俱乐部以倡导健步为主，同时呼吁在塞拉山脉中禁止伐木与放牧。但是，美国历史上首场环境论证改变了这个俱乐部的性质，也改变了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图景，这便是著名的黑齐黑齐水坝论战。论战的核心在于是否应当在位于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内的黑齐黑齐峡谷修建水坝，从而为旧金山城市发展供应便宜的淡水。此时，这个城市已为自然的极限所困扰，本地的水源完全无法供应它的进一步扩张，它寻求将周围所有的自然转化为自身的腹地，特别是建立新的水腹地，从而造就一个伟大的都市。[39]论战的焦点不在于旧金山是否应该得到水，而在于是否应该从法律规定不应开发的国家公园中获取水。事实上，当时的旧金山并非没有其他的选择，但是国家公园内的水源远比其他已为私人所有的水源便宜。在利益而非生存的驱使下，旧金山将目标瞄准黑齐黑齐。在其论证中，一个重要的观点便在于金门公园的灌溉需求，因此，这个为了满足传统审美规训而建造的城市公园，成为摧毁经过漫长的演化历程而形成的黑齐黑齐峡谷的合法理由之一。
这场论战最终以塞拉俱乐部和缪尔的失败告终，在既有对此次论战的诠释中，历史学者将之视为功利主义的发展观与以审美为核心的保护观之间的交锋。如此诠释并无问题，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它同样也是两种审美之间的冲突，两种对自然和文明之间关系的解释的矛盾。旧金山一方真诚地认为水坝建成后风景如画的水库远比粗糙的、无序的、乱石嶙峋的、野草蔓生的野性峡谷更为美丽，就如同他们认为一个以中央公园为原型的自然风格公园远比一个运用本土物种，并不隐匿这个城市干涸色彩的自然公园更为怡人。对他们而言，自然的存在与保护仅仅是为了文明之发展的需要。但是恰恰在这场论战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对自然、对城市、对文明的认识正在浮现。人们开始意识到，有数面巨大的传统的无形之墙束缚着这个新城市对自身的认识，限制它通过“本能、实践与发现”去思考这个城市同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一个更好的城市并不一定是一个更大的城市，而是一个更知道如何适应其环境的城市。
桑塔亚纳对此显然有着深刻的感悟。当他从对美国的老牌传统的回顾中走出时，他发现了惠特曼用诗性的自然主义情感与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以哲学的实用主义精神在美国思想中掀起的一场革命。面对他的听众，一群身处旧金山海湾与加利福尼亚群山环抱中的哲学家，他说道：
我以为，这场革命正能够在你们身上找到回应。你们生活在一个蓬勃的社会，面对着一个新鲜而奇异的世界。当你们将自然转为己用时，或者将自然简化为工业的力量，你们不可能感到自然是你们所创造的，或者为你而创造的，否则你们所做的那些转化应当早已被准备停当【无须你们的努力】。当她在一瞬间的突然发作中，摧毁你们数年的劳动时，你们更不可能有如此感觉。你们一定感到，自身是她的生命的衍生物；是她庞大的力量中一股小小的勇敢力量。当你们逃离，去往你们的森林与山峦之中——我相信这是你们喜爱去做的——我再一次肯定你不会感到自己创造了它们，或者它们是为你所创造的。它们如同你一样在生长，只不过规模更大，速度更慢。在它们非人类的美与平和中，它们激起了你的精神中非人的深度和超人的可能。它们所教诲的并非超验主义的逻辑；同样，它们也不会提供任何迹象，展现这个世界上固有的精心建构的道德。……一位我最近高兴地认识的加利福尼亚人观察到，如果哲学家曾经在你们的山峦中生活过，他们的体系会与现在不同。当然如此，我应当说，将会同那些从苏格拉底开始，传承而来的欧洲老派传统形成的体系极为不同，因为那些体系都是自我本位的，直接或间接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这些体系的灵感来源是一种自负的想法，认为人，或者人类理性，或者人对于善恶的分辨，是宇宙的中心与枢轴。正是山峦与森林终将令你们感到羞于做出如此断言。……它们将允许你，……简单地、谦逊地认识到你自己，允许你向野性的、冷漠的、没有道德苛求的无垠自然致敬。[40]
显然，当桑塔亚纳讲出这番话时，他的头脑中浮现的是一幕幕旧金山在自然之中的演化画卷：加州矿区中被击碎的山体、阻塞的河流、缩小的河湾、筋疲力尽的矿工；旧金山被填平的沼泽、铲除的沙丘，平整的山峦；五年前（1906年）那场地壳的轻轻震荡带来的天塌地陷，半个世纪的辛苦建成的“坚固城市”毁于数秒，引以为傲的技术如电线成为震后大火熊熊燃烧无法扑灭的重要原因，供水系统却又陷入瘫痪。当这些画面一一浮现时，它们迫使桑塔亚纳无法将自然当作这座城市或者人类思想的背景性存在，他认识到，人类的思想并非凭空生成，与之相反，自然对之有着强大的塑造作用。与此同时，还有数卷画面在他的眼前展开：从旧金山向东眺望时，巨大的塞拉内华达山脉和它的森林，那些远在任何人类出现之前便在缓慢地演化的自然形体，它们有着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历史，人们逃向它们带来的终极感悟，不是超验主义者的道德真谛，也不是传统主义者的审美规训，而是对人类自身的彻底反思和对一种不为人类所创造的远为庞大力量的敬畏，即使这种力量不是，或者不总是大地母亲式的脉脉温情。桑塔亚纳相信面对如此自然，旧金山人拥有最好的推倒美国哲学中的老牌传统，禁锢他们城市和思想的无形之墙的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