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花一世界
1888年，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出版了小说《回顾》（Looking Backward:2000-1887）。这是一部典型的科幻乌托邦小说。主人公朱利安·韦斯特（Julian West），波士顿人氏，在熟睡中间由1888年来到了2000年。当他梦醒之时，发现21世纪的波士顿已经成为理想中的大同世界：经济繁荣，科技昌明，人人各取所需，富足快乐，没有战争、阶级、垄断，也没有贪婪、嫉恨、私欲。然而在回顾之下，韦斯特清楚地记得19世纪末的波士顿却是政客钻营，寡头争利，贫富悬殊，劳资对抗，城市环境肮脏嘈杂，城市居民焦虑迷惘。
《回顾》一书问世伊始，举国竞读，洛阳纸贵，三年之内售出50余万册，稳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数载。如果我们将此书的轰动放入其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考察，不难理解为何一本故事、文字皆非上上之选的乌托邦小说能够获得如此之大的成功。如前文所言，19世纪后期是美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代。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不仅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便利，同时也酝酿着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社会问题，韦斯特回顾下的波士顿正是一个焦躁不安的美国城市社会的真实写照。虽然贝拉米式的社会主义政治理想难为美国主流社会认同，他所设想的城市文明却是众人向往的典范。平等之下的秩序、稳定与富足正是内战后美国城市化进程的既定目标；书中所标榜的科学精神，自维多利亚时代一路昂扬走来，至此已被奉为圭臬，受到顶礼膜拜。
然而在这一本长达400页（原著第一版的篇幅）的城市蓝图中，只有寥寥数行文字描绘它的自然环境：“在我面前，是一座庞大的城市。宽阔的街道一眼望不见尽头，两旁绿树成荫，排列着精致玲珑的房屋。它们大都各不相连，而是坐落在大大小小的围墙里，向四面八方伸展出去。每个建筑群都有广场，满栽树木，树丛中的铜象和喷水池在落日余晖中闪闪发光。四周尽是宏伟壮丽的公共建筑物，一层层高楼巍然耸立，凡此都是我那时代的建筑不能相比的。真的，以前我确未见过这个城市，或类似这样的城市。最后，我抬头向西面地平线望去，在夕阳下碧蓝如带、蜿蜒而去的，不就是弯曲的查尔斯河吗？向东眺望，波士顿港展现在两岬的环抱之内，港内的绿色小岛历历在目，一个也不少。”[23]与书中细致丰富的城市人文环境描写相比较，如此文字愈显苍白模糊。21世纪的波士顿在贝拉米的漫想中富裕、洁净、健康、舒适，然而留与人们体验想象自然的空间却所剩无几。查尔斯河与波士顿港的绿色小岛被一笔带过，行道树构成城市文明最为显著的自然，因为前者的整齐划一恰恰体现出后者的整饬与规范。
但是对奥姆斯泰德、萨金特、艾略特和巴克斯特等波士顿城市的实际设计者而言，这种将无视自然或者将城市与自然对立的观点不仅仅是对二者关系的错解，更是对文明沿革本身的误读。他们认为建筑于自然废墟之上的城市是单薄而贫瘠的，唯有在与自然的冲突之中求得融合的城市方有其生机与魅力。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应当展现出包罗万象的景观，其中自然的地位举足轻重。在他们看来，19世纪后期的美国文明并非如当时一部分知识精英所批判的那样已经处于过分文明的阶段，因而需要退回到更为简朴、自然的状态。与之相反，他们认为现阶段的文明程度尚且远远不足，因为在城市文明的演化过程中间，自然往往被忽略，或者至少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换言之，文明所包含的不仅仅是工业的发展，物质的繁荣，科学的昌明，民主、艺术、文学、道德等一应由人类的创造发明，它同样包括自然资源的充裕，自然之美的保护——不仅仅是在遥远的山林，也在城市的边界之内，还有一种在自然与人性的共生合作中赢得的秩序与持续性。作为现代文明最为堂皇的象征，城市，应当是一片包含上述所有因素，特别是自然的景观。
这一批改革者清醒地意识到弥漫在城市中产阶级中的“回归自然”的情怀，他们自身也无疑或多或少代表着这样的一种特定的城市情怀，那种简单的生活，纯净的道德，与自然直接、密切的接触，所有与从前乡村生活联系的各个方面都徘徊在他们的记忆之中。[24]但是，他们不仅仅沉湎在这样的一种情绪之中，而是试图使之扩展到一个更为实际的领域当中。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并非如梭罗或者约翰·伯勒斯（John Burroughs）[25]那样的自然作家，他们更重要的社会角色是自己领域内的专业人士，积极地直接参与并且领导城市的规划。自然对于他们而言，并非是在依稀旧梦中消逝的农业社会的记忆，而是城市工业时代的现实与未来中可触摸、可运用的实际存在。在他们社会改革的规划中，他们不可避免地引入部分美国传统农业理想中的伦理观念与行为模式，用以定位城市的道德坐标，就如同作为超验主义的信仰者，他们相信自然对道德的净化作用，但是那个远去的农业社会并非他们所力图恢复的模型。
自奥姆斯泰德以降，波士顿的改革者带有明晰的城市气质与精神。在萨金特主编的《园与森林》杂志中，一篇编辑手记写道：“而今，继续将城市的迅速崛起与不断上升的重要性视为一种纯粹的邪恶事物，已是非常狭隘的观点。卫生科学的发展使得现在的城市生活远比20世纪前数十年的情况健康许多，而城市中间的更为完善的设施也数倍地增加了它的舒适。如果说很多乡村社区的社会与政治重要性在明显被削弱，那么城市赢得的则正是乡村所失去的。”他们所要对自然的回归不是恢复一个遗失的乡村天堂，而是在城市化时代建立的文明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他们期冀将自然带回城市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与景观当中。在一方面，从景观上重塑波士顿，并期望借此重新定义城市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另一方面，他们回应的方式是园艺学在波士顿中产阶级中间的兴起，这是“回归自然”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倡导者认为园艺是后农业时代城市人群同土地进行直接交流的方式，可以改变城市居民与自然的疏离状态。它的最直接的作用在于以最简单的方式美化不同规模下的城市环境，但是它也同样具有鲜明的道德内涵：它不仅可以遏止中上层资产阶级浮夸的物质主义，同时可以平复贫民窟居住者的愤懑与不满，提高整个城市社会的道德修养。
1829年，一批波士顿的知识精英建立起了美国的第一个园艺协会——马萨诸塞园艺协会（Massachusetts Horticultural Society）。园艺，这一自18世纪在欧洲，特别是英国绅士间盛行的休闲方式，也为他们同时期的美国乡绅所钟爱。乔治·华盛顿将自己首先视为一个美国农夫，在他的种植园中保留着一片精心种植的花园；托马斯·杰弗逊的庄园蒙提切娄（Monticello）则几乎可以举办园艺博览会，而杰弗逊最大的嗜好便是培育新的植物品种。两位建国之父对园艺学的热情颇能代表在18世纪后期美国中上阶层对此道的青睐，但是这一时期的美国基本仍处于一个农业社会，生活在弗吉尼亚种植园中的杰弗逊仍然在构建他的农业理想社会。然而，北方的波士顿在19世纪初已经形成了一个内外交通贸易频繁往来，掠取其周边地区自然资源的商业化城市，因此，第一个园艺协会在当时美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的波士顿建立，则具有不同的意义。
波士顿的清教传统对这个城市的精英阶层——波士顿婆罗门（Boston Brahmins）——的塑造具有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他们视财富积累为上帝赋予他们在新世界的使命；而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这种物质积累与享受不应当成为人生的最高追求，道德的净化与信仰的虔诚方是衡量上帝选民的标准。因此，这个城市的精英阶层始终在寻找一种制衡力量，阻止物质主义的泛滥。在波士顿通过国内以及海外贸易成为美国最为富有的城市之一，当地清教徒的后裔以贸易、投资等各种手段积累大量财富之后，他们对自身的生存方式感到一种道德危机。然则如何消弭这一道德危机？慈善事业与义务工作成为他们以自己的财富回报社会的重要形式。正因为如此，波士顿的教育事业、公共建设均成为美国其他城市的表率。但是这种以财富反哺社会的方式更多地落实于公共领域，对个人的精神世界则并无直接的触动。就在此时，园艺开始兴起，并且发展成为一场运动。
这场运动的兴起具有生理、思想与社会的多层原因。很多当时的城市改革者都相信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存在着与土地接触的本能欲望。在土地上，或者至少在一小片土壤上种植一些生命，用一种特定的方式直接触摸自然，令其生产，与纯粹的阅读、欣赏甚至感受自然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在19世纪后期，城市的兴起为商业化园艺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当很多人选择购买切花来为他们的居所带来自然时，这些城市自然化的倡导者则提倡自己培育的盆花，因为同切花相比，盆花能够多少传递一些自然的生命力。在一篇发表在《园与森林》的文章中，作者探讨了屋顶花园对城市居民的重要性。在历数其道德教化作用之后，作者总结道：“屋顶花园最实际也最直接的作用是它对于那些城镇职业居民的重要性。这些人渴望接触到一些生长的东西，一丁点儿自然，不论是野生的或者被驯服的，一种纯粹私人的接触。”[26]
通过园艺学的实践，还能够同时唤醒对自然的本能的热爱。这种热爱有别于对自然景观的欣赏。后者是当文明发展到某个程度之后，混杂着记忆与想象的一种更为复杂的感情，但是前者，特别在其初级阶段，乃是一种即使是“野蛮人”也具有的直觉。对自然景观的热爱往往限于对某种雄壮的、可敬的、陌生的自然之美的膜拜，然而园艺学则能发掘沉睡在人们本能中的对平朴、简单甚而熟悉的自然本身的依恋。当时的园艺学倡导者几乎都是自然景观的热爱者，但是他们希望人们不要因为太过强调自然中间醒目的部分，从而忽视了自然中间平常然而真实的一面，希望人们能够穿透那些非凡的景观，触摸到自然的本质。在园艺学的倡导者看来，这也正是园艺学的魅力之所在。在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灌溉、施肥、培育中，感知平凡花草中间自然的美丽，从而体验对自然那种本能的热爱。
对于那些执迷于园艺学的波士顿婆罗门们，园艺学所激发还有探知自然的神秘的乐趣，某种程度的科学研究的兴味。在自然博物学勃兴的18、19世纪，很多北大西洋两岸的中上阶层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叩问自然的规律。对那些无法远行到热带雨林或者魔鬼岛的人们，自己花园中的植物向他们揭示了一些自然的天机。特别是在19世纪的后半叶，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精神高昂之际，很多接受现代科学训练的人们渴望参与到自然的进程当中，在了解它自身作用的同时，他们期待发现人的力量对进化过程的影响。
美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弗朗西斯·帕克曼在1875年就职马萨诸塞园艺协会主席时所说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园艺学是以科学或者数门科学为基础的艺术。如果想要寻求它的最高境界和最佳结果，它要求对各种不同能力的运用，并且是一项极为高妙的脑力劳动。……一个真正的耕种者要求时刻保持头脑的清晰，从而观察探索各种规律的运行，并将它们用于实践。阅读自然的秘密，协助她有益地运行，是一个人最惬意、最高贵的使命。”[27]帕克曼本人的经历也可以代表当时精英阶层对待园艺学的态度。虽然他是哈佛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但是他极为享受园艺学为他带来的乐趣与挑战。特别当他的健康限制他继续走入荒野、感知自然的美与力量时，他将闲余的精力完全投入他的花园，不但在1875年成为美国最古老的园艺协会的主席，随后被聘为哈佛大学伯西学院的第一任园艺学教授。[28]虽然如他这般在园艺学取得如此巨大成功的业余人士并不多见，但是与他背景相仿、兴趣皆类者则大有人在。当园艺学运动发展到19世纪后期时，已成为当时方兴未艾的自然学习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史学者凯文·阿米蒂奇在他的研究中指出：自然学习，在一方面，信奉通过理性的实验方法得来的关于自然的科学知识；在另一方面，又期望在同自然的亲密接触间保留一种个人的伦理体验。自然教育的提倡者力图在现代化时代调和这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29]
然而，究其根本，19世纪园艺学的兴起仍然是波士顿特有的清教与超验主义结合下的传统，试图以自然荡涤社会邪恶的途径，他们认为在培育、期待、观赏一棵植物的生长的过程中，自然的纯净与美丽将关照人性中美好的一面。虽然依靠土地上的劳作获取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已经在城市当中终结，但是对农业生活在道德上的尊崇并未结束。那么，当很多人放弃自己的农场生活，来到城市谋求生存，当城市的藩篱、工厂的规范不再允许它的居民获得土地上耕作的机会，至少园艺学能够让他们有机会以自己的双手与土地取得接触，涤清他们在城市中被物质与享乐主义玷染的心灵。
历史学者塔玛拉·桑顿认为，在内战之前的波士顿，园艺学由绅士们的业余爱好发展为一场涌现出各类组织与杂志的持久的社会运动。但是，在这个时期，由于园艺同乡村生活与道德之间的联系，它主要被视为治愈中上阶层由于贪婪与野心而形成的物质至上与粗鄙无文，这些道德疾病的良药。与此同时，园艺学的吸引力还在于它能够安定美国式的“焦躁不安”，令这个国家更加稳定。而在内战之后，园艺学的倡导者开始将他们关注的对象转向劳动阶级和新移民。由于贫困与新移民的天主教传统，在波士顿的清教后裔看来，他们往往同城市中间的各种罪恶，例如酗酒、赌博、懒惰、私通、剽窃甚至各类严重的刑事案件相联系。桑顿认为，园艺学“成为对抗这些人道德失落的良方”。她认为在这场园艺学运动的背后，是“相信园艺学能够教导人们共和道德：勤奋、节俭以及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30]因此，园艺学成为进步主义改革者的社会改良手段。
当单调的工业生活与晦暗的城市环境将自然从城市居民的生活中挤压出去的同时，也将自然封闭在他们的视线之外。因此，如何将自然重新植入城市环境之中，如何融解城市人对自然的冷漠，如何令他们对自然有更为深刻的理解，是这些改革者不断在追寻答案的问题。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所有人对自然的天生渴望，同时也确信自然具有提高人类生理和道德健康的能力。但是通过他们的观察，他们意识到城市生活造成的对自然的疏离，也导致人们遗忘了他们对自然和自然之美的本能的渴求。他们不仅试图将自然融入城市的景观，同时也努力使自然渗透进城市人群的日常生活与心灵。园艺是他们为城市人群建立的生活与自然之间的联系的重要方式，但是他们的思考与实践不仅仅停留对一人、一家甚至一个社区的环境与生活的改革之上，而是立足于对整个城市景观的重塑。他们所试图改变的是人们对城市的根本定义，通过城市公园体系的修建，他们将自然融入城市文明的演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