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后记

2020年五月底，我从青岛回到阔别四个半月的北京家中。彼时，北京已经入夏，家中的空调却出了问题。当空调维修的师傅打开外墙附带的空调外箱格时，赫然发现了一对小雏鹰，睁着滚圆的鹰眼惊恐地盯着那位半身悬在23层楼高空的闯入者。那位空调维修师傅是一个从山东县城来北京打工两年的年轻人，对这样的发现显然和我一样兴奋而不知所措，我们都没有任何野外生活的经验，也对汪星人、喵星人，或者厨房中的小强，卧室里的蚊子之外的动物毫无如何与之共处的知识。在一番电话求助之后，得知那对小雏鹰是红隼，决计不能干扰它们的生活，移动它们或者喂养它们，否则它们的父母就将抛弃这个旧巢和幼鸟。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中，我天天在没有现代技术调节的炽热而静止的空气中醒来，时时听到窗外唧唧的鸟啼，或者大鹰出入时双翅扇动的声响。那是一种新鲜而独特的感知，在23层楼高的空中，我平日熟悉的声音是纵横的大道上日夜如潮水般翻涌的车声，还有空调外机单调而无止歇的运转。大约半月之后的某日清晨，醒来的一刻，突然觉得有些异样，窗外只有车声，而没有夹杂在其中雏鸟的啼声。空调外箱隔间的栅栏半开着，在微风中一开一合。我探出身去，雏鹰已经杳无踪迹。空调师傅再次来了又走了，我的窗外响起了熟悉而令人心安的嗡嗡声，室内的空气变得凉爽宜人，我也全然没有因为天热无心写作的借口。然而，每日望向被高楼切割的蓝天，我仍然能够看到红隼双翅划过的痕迹，或者对面高楼上它们昂立的身影。这些高楼于它们大约如一座座深邃的峡谷，在这座巨型城市的演化过程中，它们找到了自身的生态位。这些红隼不是“杂糅”，我们的文化力量没有发明它们，也没有塑造它们，是它们自身的生物本能帮助它们成为新环境中生存的适者，也是它们或许能为这座巨大而拥挤的城市找到新的救赎的希望。

我很感谢那对红隼在高楼峡谷之间的游弋，也感谢水泥路的缝隙间生长的不知名的野草，它们的存在令我坚信城市首先也始终是各种生命的栖息之地，而我不过是这个广阔的生态共同体中的一员。同样，我也很庆幸自己始终身处一个生机勃勃的文化共同体。在这个文化共同体中，帮助我找到自身生态位的最重要力量是我的导师唐沃思（Donald Worster）先生。如果说在我昔日求学于美国大平原之上的六年光阴中，Don彻底打破了我曾经的思想之墙，令我看到一个全然不同却又千姿百态的智性与自然世界；在过去的八年中，Don每年五个月来到北京，用他独特的观察视角和敏锐的质疑态度提醒着我，不要停留在自己已然熟悉的知识与思维之中，始终询问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价值、思想与知识的合理性，让想象力突破一切有形的与无形的界墙，触摸新鲜的、野性的思想力量。虽然这部书最终以中文完成，但是，从最初的大纲到每一章节的撰写，都有着同Don思想的碰撞。

这个文化共同体的另一部分是那个我们称之为环境史的学科。我最初知晓这个名词，已是三十余年前的事情。家母邀请美国密苏里大学的Susan Flader教授在1986年来兰州大学讲学，开设了美国环境史的课程，正是在彼时，我这个全然懵懂的孩童识得此词，虽然完全不知其深意，更不能预料自己未来的生涯将与之声息与共。Susan是环境史的创始人之一，她将学问同环境行动主义相结合，毕生为实践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而奔波。她对此书有着独特的意义，在新冠肺炎席卷全球之际，她代我前往密苏里州历史学会档案馆拍摄了我此前由于时间不够未能拍完的档案。在环境史的共同体中，William Cronon是另一位对我思考城市产生深刻影响的人物。在新疆天山山巅，天际是双道绮丽彩虹，眼前是遍野烂漫黄花，Bill耐心地倾听我讲述此书的结构，最终说服我以旧金山替代洛杉矶作为自己的第三个个案城市，也说服我不要停留在他《自然的大都市》的圈囿之中，而要找寻挑战他的范式的可能。同样，也是在这个共同体中，我幸运地遇到夏明方、梅雪芹、付成双、高国荣、Christof Mauch，Bjorn-Ola Linner，Beth LaDow，Lisa Brady，Mark Hersey，王利华、费晟、曹牧、乔瑜等诸位师长、学友。特别是夏老师、付老师与国荣，不厌其烦地为我不成熟的文稿提出意见，并且通读全书。我钦佩这些环境史同仁的学问，更高兴能与他们远不止于学问上的同道，更是日常中的好友。还有丛书的主编谭徐锋师弟，希望这部书不至愧对他的信任。

这个文化共同体中的另一部分，是我在过去十年中生活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这是一个没有严苛等级文化的群体，也是一个蓬勃着活跃智性力量的群体。我在青年史学沙龙的同事们，陈昊、伍婷婷、古丽巍、胡恒等虽然与我专业不同，兴趣各异，我们分享着对新知的好奇，在思考与辨析中感受着共同的乐趣。我也很感谢历史学院的前辈老师，他们宽容、开放，允许后学的兴趣自由地生长。我的研究生们则是另外一种全新的思想力量，他们年轻、敏慧、雄心勃勃，却又在思想上渐趋成熟，与他们的交流每每启发一些意想不到的灵感。

此外，在这个文化共同体中，中国美国史学界的前辈、同仁令我受益良多。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氛围民主、平等，在王希、王旭、李剑鸣、梁茂信、韩宇、张勇安等老师的努力下，学会创造出大量令年轻一辈的学人同美国同仁保持密切交流的机会。作为一名城市史的研究者，我也深受王旭、韩宇、杨长云、李文硕等师长、学友的启发。

图书馆与档案馆是维系一个学术文化共同体有效运转的最重要机构之一。此书的写作深深地得益于大量美国图书馆与档案馆具有专业素养的图书管理人员的帮助，是他们令查找、翻检档案的过程变成一种享受和学习的经历。这些图书馆与档案馆包括：The Bancroft Libra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Boston Public Library,East Asian Library（UC Berkeley）,Francis Loeb Library（School of Design,Harvard University）,Kansas City Public Library,Kenneth Spencer Research Library（University of Kansas）,the Library of Congress,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Missouri Historical Society,and San Francisco Public Library。与十余年前，我为写作博士论文穿梭于波士顿、纽约、华盛顿特区查找资料的时光相比，而今数字化档案的可获取性不知高出凡几。特别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无法返回美国继续档案研究，而原有积累的关于旧金山的档案又不足以支撑该章最终的写作，美国国会图书馆与旧金山公共图书馆的数字化档案成为重要的史料来源。如此便捷令人深有感慨，但是我始终相信实体图书馆与档案馆存在的意义，也始终相信作为一位环境史学人，在他/她撰写一个地方之前，前往那个所在，用双眼、味蕾直接感受那个地方，用双手触摸关乎那个地方的文字的载体，对其自身写作所具有的力量。

同样，在这个文化共同体中，还有很多我的亲人、好友。在职业生涯中，我们各有选择；但是在对美的感知、情感的表达中，我们始终在一个共同体当中。家兄侯沉和他的妻子Sara、儿子心瀚让我知道，在远隔重洋的异域我始终有着一个家。不过，家兄对我的意义并不止于此，他的专业学识令我这个文科生实实在在地读懂了进化论。我的阿姨唐汇兰女士，在我十二年客居京华的日子里，但凡需要，必然如天使般挽救我一团糟的生活。我的少年好友邢延颖和她的母亲，是我的生态腹地，每隔数周，便从千里之外的青岛寄来阿姨亲手制成的包子，疗我馋虫，慰我乡愁。当然还有孟音、王玲、王冀红、冯玉荣、王兆永、戴冲、刘哲、李爱霞、侯大胜……这个名单可以有数行之长。行文至此，我方意识到我之幸运。

于我而言，无论作为生物体的生命，还是文化体的生命，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都是我的父母。是他们，将我带到这个虽然有挫折、伤痛，有问题、危机，但是依然美丽、丰盈、充满深情的世界之中，让我始终在爱与美中成长。是他们教会我认识第一个字，吟诵第一首诗，翻开第一页书，也是他们携手带我走入历史学的天地，从此徜徉其中，安身立命。这本书完成之时，家父已经离开这个他如此热爱的世界两年多了，我将此书献给我的父亲，感谢他用自己的人生告诉我生命的价值和思考的力量，他让我看到思想与学问对我们所珍视的一切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