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怎样的城市？
不过，虽然北大西洋两岸的进步主义改革者对城市应当成为一个应当被规划的公共空间，应当将公共健康的维护作为政府的责任与职能，应当以此建立良好的公共道德的问题上达成基本的共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于究竟何为健康的、良好的城市这个问题形成一致的认识。“市政管理运动”的重点在于通过净化、改善肮脏环境提升公共健康与道德。当时的“游乐场运动”（playground movement）呼吁在城市中保留、建立大小不一的游乐场所，从而为城市人群提供足够的空间，让他们以一种有益的方式打发闲暇时光。该运动的倡导者认为，在游乐场所中进行的种种活动，既可以令人们得到交流，学会合作，又可以使他们逃避工业社会的严格规范，解放身体与精神。1906年，他们在纽约市成立了美国国家游乐场协会（the National Playground Association of America）。第二年，来自全美30多个城市的200余名“玩友”聚集在芝加哥南部公园，举行他们的第一次会议。在这场玩乐的盛会中，许多当时著名的进步主义改革者都走入游乐场的中心，发表了数篇关于游乐精神以及它的社会功能的讲演。这其中包括卢瑟·久利克（Luther Gulick）的《游乐与民主》，乔瑟夫·李（Joseph Lee）的《游乐——公民的学校》，简·亚当斯的《公共娱乐的社会道德》。在这些讲演中间，包含了城市时代进步主义改革者耳熟能详的词汇，如城市化、工业化、城市、公共空间、民主、公利、道德、罪恶等等。在一篇题为《健康、道德与游乐场》的文章中，埃尔默·布朗（Elmer Brown），一位美国教育协会的委员声称：“现代公园中最吸引他【孩童】的部分，也应当最吸引他的部分，是可以让他玩的部分。对于一个真正热爱人性——男孩与女孩的天性的人来说，我们今天的公园中间最美丽的事情莫过于看到很多的孩童在足够的空间中尽情地玩耍，没有人关心那里的小草是否能够生长。”[35]
但是，另外一部分进步主义者却在草长莺飞中看到城市文明的生机。对他们而言，城市化过程中间出现的种种问题并非仅是城市环境，特别是人工环境的改善，如下水与垃圾系统的健全，居民住房的改善，图书馆、博物馆、游乐场的兴建等所能解决的，它甚至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或者政治问题。当来自城市的资本令自然的经济体系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的时刻，人口浪潮向城市方向的涌动也使得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开始愈趋疏离，人们也在这种疏离中逐步丧失了在亲近土地中孕育成长的价值观念。健全的人工环境、完善的教育体系、富裕的物质生活、协调的劳资关系并不能抵消文明对自然的依赖与渴望。一旦对自然的依赖被剥夺，对自然的渴望无法得到满足时，文明自身就会出现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存乎文明发展所仰仗的自然资源的日趋匮乏，同样在于文明前行道路上的精神与道德的逐渐萎缩。这便是美国景观设计之父，也是美国城市最重要的改革者与规划者弗里德里克·劳·奥姆斯泰德终其一生所希望传递的信息。[36]
美国东海岸的大城市中，聚集着一批受到他的思想的深刻影响的景观设计师与其他绿色改革者。他们中间最为重要的人物包括波士顿大都市公园体系的设计者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波士顿的著名报人、大都市公园体系委员会秘书西尔维斯特·巴克斯特（Sylvester Baxter），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园长、《园与森林》杂志（Garden and Forest）的创始人、著名植物学家与资源保护主义者查尔斯·萨金特（Charles Sargent），纽约《世纪》杂志的编辑罗伯特·U.约翰逊（Robert U.Johnson），《纽约论坛报》特约撰稿人、《园与森林》杂志主编威廉·斯泰尔斯（William Stiles）。在这一部分进步主义改革者眼中，19世纪后期美国在城市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正是一个由于自然缺失而造成道德衰败的困境。平民主义运动中“回归土地”，以土地上的劳作为主要生存方式的要求显然已经丧失了其经济与社会基础，这个新的城市社会应当建立一种新的人与自然关系，如果所谓“和谐”早已遗失在人类与自然之间长久的对抗之中，那么至少应当寻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某种别样形式的共存。因此，他们以城市为起点，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了另一个层面上的城市改革，我将之称为“城市自然化”运动，以期重新定义城市时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37]
这场城市自然化改革是整个进步主义时代自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与其他主要组成部分，如资源保护运动相比较，它对城市与自然关系的定义超越了生存与利益的一面，而饱含美学层面的热情与道德层面的需求；而与如约翰·缪尔这样高抬荒野本身价值的自然中心论者相比，城市自然化改革运动的倡导者立足于城市，他们最终目光的投射点也在城市人群之上，他们对自然的呼唤是城市时代特有的向往。对于那些已经不复直接在土地上谋求基本生存资料的城市大众，他们不再需要与自然进行亲密无间的协作与坚持不懈的抗争。对他们而言，食物成为市场中买卖的商品，土地则被人工的建筑所覆盖，而自然作为资源的一面只是政策制定者的责任，与他们的生活并无直接关联。虽然作为消费者，他们无时不与自然发生密切的联系，但是，在他们的认识中，自然之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构的存在、精神的寄托。这些城市自然化改革者对于城市时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转变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他们力图为城市人群找到可以切实感知、经验自然的途径，令其以不同的方式重建与自然的情感联系。
对美国而言，这场自然化运动始于曼哈顿岛上的一块“城市废地”（urban waste land）。中央公园于1857年开始建造，1873年正式竣工，占地共843英亩，坐落于纽约曼哈顿岛的中心地带。它是美国第一个真正的城市公园，同时也是美国自然风格的城市公园的蓝本。在是否应该建造中央公园的讨论中，人们始终将公园的前身——塞内卡村（Seneca Village）称为“废地”。它并非尚未被开发的、保留原有生态系统的城市边缘，在19世纪上半叶，上千人迁入此间，其中大部分人是自由黑人、爱尔兰和德国新移民。他们建立了城市中的数个小村庄，放养牲畜，种植蔬菜，是具体而微的19世纪中叶美国城市生态系统。个人种植的蔬菜供给补充日常生活所需，猪在垃圾堆中觅食，它们以及其他牲口，特别是马的排泄物被收集起来，凌晨时运出城市，成为周边地区农业生产的肥料，粮食再由城外运入城内，猪到肥壮时被宰杀食用。这样的生态逻辑在大多时候运转自如，但是与中产阶级的卫生与美学观念相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有传染疾病之虞。如霍乱，分别于1832年、1849年、1866年在纽约大爆发，困扰整个19世纪的纽约人，其重灾区正是这些工人阶级和城市贫民的聚集区。[38]
中央公园的修建终结了这样的生态逻辑，原有的居民点如塞尼卡村（Senaca Village）被推倒，约有1600余人被驱逐，菜园变为草坪，垃圾堆变为树林，牲畜家禽的放养场变为200余种野生动物，特别是鸟类的栖息地。由于当地的土壤不够肥沃，物种也不够丰富，因此，1.4万立方米左右的表层土从新泽西州运来，400万棵树木植物从各地移植于此，统共有超过1000万车的各种材料用于修建纽约中央公园，工程浩大，花费空前。作为中央公园的总设计师，奥姆斯泰德将在这843英亩的土地上绘制一幅巨大的风景画卷。
从中央公园的修建被列入纽约市政议程开始之日起，它的存在的合理性就受到来自各方的挑战。在19世纪，最频繁也是最猛烈的挑战是来自经济发展的考虑。在纽约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城市当中，是否应当让如此大片的土地“闲置”，不予开发？19世纪的最后20年间，将中央公园的部分土地改作其他用途的提议不断，中央公园的捍卫者写道：“现在存在一种‘发展’空旷土地的热情，但是人们唯一知道的发展方式就是以一些建筑物将之覆盖。城市人群尚未意识到，空地对于健康与舒适的重要性与坚固楼群一般无二，而且他们绝不愿意看到他们的财富（即空地）就这样被摧毁。”面对当时颇为流行的观点——“公园应当以功用为目的，而非以观赏为目的”，他们的回答则是：“美就是公园最高的功用。破坏这样的美，不是在使用它，而是在滥用它。”[39]
但是这种出于经济利益和实用目的的挑战仅仅是城市自然化倡议者需要回答的一部分问题，更令他们难以应对的挑战来自代表草根阶层的社会公正和生态逻辑的批判声音。那些因为中央公园的修建被迫流离失所的人们，正是城市社会的弱势群体，中央公园所实现的如画景致对他们而言绝非伊甸园的福音。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成为中产阶级审美趣味的牺牲品——当然，纯然从生存的角度讲，很多中央公园的批判者忽视了它在建造过程中间为新移民创造的大量就业机会。
中央公园在修建之前的历史被淹没了上百年，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关怀边缘化族群的社会史研究兴起之后，才被真正发掘出来。[40]但是在社会讨论中，早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便已出现对中央公园在建造之后以保留自然为主旨的审美倾向的诟病，“游乐场”派正是其中的代表。同城市公园的倡导者一样，游乐园的主张者同样认为城市中间应当保留供居民休闲娱乐的空地，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二者结成同盟，对抗房地产商对城市土地的无休止“开发”。但是，当城市空地面积日趋缩小之时，他们之间的分歧随之出现。游乐场派认为城市居民，特别是工人阶级需要的是更适于宣泄情绪，激烈动态的娱乐活动，特别是各式运动，而这些运动如橄榄球、棒球都需要大型的场地。他们认为大片的城市绿地不应当只是观看与沉思的对象，而应当作为运动场地被使用。他们批评说，城市公园倡导者力图在城市当中保留的自然之美，是城市中产阶级的审美理念，罔顾城市下层群体的意愿。城市公园的呼吁者则辩护道，对自然的需求，不仅是精神的，也是生理的；对美的欣赏能力，也并不局限在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群中，城市的下层群体有同样的能力与需要。二者之间的争论的焦点正在城市是否需要自然，所谓的普罗大众是否需要自然之美的问题之上。
他们与其他进步主义改革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对自然的呼唤。在后者社会改革的方案中，人类是他们的唯一关怀，也是他们眼中决定文明发展的唯一力量，自然即使不是被完全地泯灭，至少也被排挤到最为边缘的地带。但是对于这些绿色改革者而言，一个真正文明的城市社会必须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之上。如果自然缺失，那么人类社会的外在环境将无比贫瘠，而人类的精神世界也将一片荒芜。他们对文明的这一层理解建筑在他们对自然之美的心仪，对自然力量的尊重，同时，也建立他们确信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存在着一种对自然的普遍而本能的需求的基础之上。他们试图让人们认识到在城市中间保留自然之美不仅仅出于某种中产阶级的审美情怀，同时也建立在“一个最本质、最实际的真理的基础之上”——自然之美与晴空净水、绿树香花、新鲜空气都是人们生理健康的基本需要。在《园与森林》杂志中，萨金特写道：“这是一个已经被一再证明的事实，它并不仅仅是诗人或者哲人所表述的那些人性中间最深奥的真理，自然风景的医效也为现代医学所认可。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自然之美的舒缓而宁静的影响，它通过我们感官中的最高功能微妙地作用着，帮助我们在健全的体魄中建立健全的心灵。”他们坚定认为城市与自然的融合将使每一个人呼吸同样的空气，看到同样的景观，从而模糊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边界，毕竟，自然将对每一个人产生同样的生理影响。[41]
因此，城市自然化的改革者不止一次地哀叹道那些“为缩减工作时间而抗争的人们”没有发现自己才是城市公园的最大受益者和当仁不让的保护者。正如奥姆斯泰德的私淑弟子，波士顿大都市公园体系的设计者查尔斯·艾略特指出，富人可以在一定的季节一定的时间逃离城市，享受自然的美景与静谧，但是那些在城市中间日夜奔波的贫民，那些对自然风光有着相同需要的人们，没有这样的财力与时间，因此对他们而言，城市公园是唯一能够满足如此需求的地方。[42]正是在城市公园中间，这些具有城市自然化的改革者力图实现他们的民主理念与公共利益。其根本在于他们坚信每个人都有对自然的需求和欣赏自然的能力，对自然的体验与同美的交流，不应当为任何一个阶层所垄断。他们所追求的社会与环境公正不仅仅要缩短劳动时间，提高工人福利，改善居住环境，普及教育设施，同时要承认并且帮助实现每个人享受自然的能力与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