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浪漫主义的山峦
1836年，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匿名出版了一本题为《论自然》的小书。篇首，爱默生呼唤道：“为何我们不应同样享有同宇宙之间的原生关系？为何我们不应拥有我们所领悟的，而非传统的诗歌与哲学，为我们，而非为他们【先辈】的历史做出启示的宗教？暂时投入自然的怀抱，它的生命洪流环绕着我们，穿透着我们，以它们的力量令我们与自然同生共息，我们为何仍该在过去的朽骨间摸索，或将生者套入自其褪色衣橱中取出的假面装？今日的太阳仍然闪耀。田间有更多的绵羊与亚麻。新的土地，新的人，新的思想。让我们有自己的作品、法律与崇拜。”这是一篇继《独立宣言》发表60年后的新的“独立宣言”，它宣告着美国寻求思想独立的时代的到来。年轻的爱默生敏锐地察觉到，新的思想同新的土地紧密相连，美国将在同新大陆自然力量的碰撞中迸发出新的文化。
较之浪漫主义产生的欧洲大陆，新大陆的自然环境同这一审美想象之间的关系更为契合。虽然爱默生生活的康科德在这时已经大改其天然风貌，但是在这个小镇的周边，仍然有大片维持其野生状态的山峦、河谷，即使在农业、工业、商业的冲击下已经残破，直至19世纪中叶，它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有一定程度的生物多样性以及青翠撩人的自然风光，从而激荡出文明对自然的畅想。同样，我们也无法割裂新英格兰的清教传统与其此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虽然清教主义究其根本，往往从功利的角度看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对之进行不遗余力的剥削，但是当浪漫主义的种子播撒在新英格兰的土地之上，它便无法不受到清教之水的灌溉。作为美国最早也最为活跃的城市之一，19世纪中叶的波士顿已然征兆着一个新的城市时代的来临。爱默生及其后继者需要为自然，以及他们同自然的关系寻求新的定位和道德判定。正是在这样特定的自然、思想与时代环境中，超验主义，这一浪漫主义的美国表述在距离波士顿数英里的小镇康科德（Concord）萌蘖、生长，在19世纪后半叶成为很大一部分人解读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重要依据。
从夫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箴言到魏晋人“澄江静如练”，“悠然见南山”，中国人的山水之乐几乎一派天成，顺理成章。然而对于近代欧洲人而言，从“山峦晦暗”（mountain gloom）到“山峦壮丽”（mountain glory）的审美历程，险峻崎岖如同翻越阿尔卑斯山。[7]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到文艺复兴，高山被视为上帝之作的污点，地球景观上的毒瘤。高耸隐蔽的山峰是邪恶、异端势力的藏身之处，是对基督信仰的亵渎，是文明与理性望而止步却又勉为其难需要征服的所在。它往往与荒凉、野蛮相联系，与知名、不知名的野生动物包括野人相联系。对于他们，高山意味着荒野，一个在近代之前不论从功利角度，还是宗教角度抑或审美角度都处于贬义的词汇。
因此，当承继西方传统的白人来到北美大陆之际，虽然丰厚的资源与广阔的土地令他们感到这是上帝的眷顾，是遗失的伊甸园的重现；但是他们同样感到这片凄凉、孤寂的荒野是上帝对他们的考验，它的存在本身是可憎的，他们的使命是征服，令荒野变为农田、果园与城市。16世纪到19世纪初，美洲殖民者在荒野上的体现准确地传递了欧洲数千年对待自然的主流态度。在《荒野与美国思想》一书中，历史学家罗德里克·纳什对之有极为精准的概括。他认为，美国早期拓荒者对荒野的敌视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现实角度而言，“荒野对他的真正生存构成了难以克服的威胁”。为了求得食物、居所，以及必需的舒适、安全，拓荒者感到与荒野进行斗争的迫切需要。他们同时还要抵抗被荒野同化，沉沦为野蛮人的危险。因此，他们对待荒野的态度是全然功利主义的，充满着对抗、征服与被征服。而在另一方面，拓荒者对待北美荒野的态度则表现出他们的欧洲传统。他们“把荒野想象成一种道德上的真空地带，一片可憎的和混乱的荒僻之地。结果，拓荒者们实际上感到他们与荒野斗争，不仅是为了个人的生存，而且还为了国家、种族和上帝。文明化的新大陆意味着光明代替黑暗，秩序代替混乱，并让邪恶变为良善”。因此，对荒野的征服将不仅保障他们的生存，更可以使他们成为道德与信仰上的英雄。[8]
然则究竟何时西方世界扫除了“山峦晦暗”的荫翳，令“山峦壮丽”的光芒照耀进欧洲人的审美心灵？应该说，兴起于18世纪后期的浪漫主义开启了这种崭新的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在后现代的今天看来，“浪漫主义”一词丧失了它曾有的魅力，在某种程度上它似乎成为过分夸张、渲染的感伤主义的代名词，或者是对所谓“真实世界”的盲目甚或虚伪掩饰。一个浪漫主义者可能被看作有些愚蠢、无理性、少毅力、反科学的人。然而这样的理解源自对浪漫主义历史与内涵的无知，以及对我们现实的误解。在对之加以真正批评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回答究竟什么是浪漫主义这一问题。
浪漫主义，简而言之，是一场自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中叶，在西欧兴起的思想与文化运动。部分历史学者认为这场运动经历浮沉循环，一直持续至今。究其根本，浪漫主义运动坚信个人的感情——主观的感受与情绪是正当而重要的，人们应当信任并且任由其释放，而不应当让它为冰冷的理性逻辑——无论是科学的或者经济学的逻辑——所压抑或者质疑。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浪漫主义者将他们情感的对象扩展到非人类世界的存在之上，表达出对自然以及自然界中一切生灵的热爱与尊重。它视自然为一生机勃勃的整体，试图以感情经验欣赏自然，从而在自然中寻求艺术、文学以及思想的灵感。正是在浪漫主义的触动下，欧洲重新发现了山水之美，以及人的心灵、生活对自然的需求。
对于这场运动兴起的渊源，学者众说不一。在20世纪中叶，部分学者认为浪漫主义的兴起同东方主义，特别是中国的山水园林景观设计的传入关系密切。[9]也有学者认为，虽然浪漫主义对科学的理性逻辑进行尖锐的批判，但是科学对自然的解读，特别是对自然的经济体系的运行方式的揭示对浪漫主义的兴起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科学，令人们打破神学的固有思维，看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紧密联系，甚至亲眷关系，破解了自然万物以人为中心的神话，开始以一种趋于平等的眼光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10]但是更多的学者则认为浪漫主义之所以在18世纪后期的西欧兴起，同当时西欧社会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它是种种社会、经济、文化变革的合力之下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浪漫主义源自对资本主义物质文化的批判，以及对宗教、社会习俗的桎梏的反叛。环境史家唐纳德·沃斯特将浪漫主义者称为“近代第一批伟大的颠覆者”，它所要颠覆的至少包括：“由科学所形成的既定概念；不断膨胀的资本主义的价值和结构；西方宗教反自然的传统偏见。”[11]因此，浪漫主义绝非一种浅薄的感伤主义或者简单的享乐主义，它所做的是对人性、文明以及自然的深沉的批判与思考。
卢梭往往被视为这场解放情感的运动的先驱。他试图告诉其同时代正在经历资本主义变革的人们，他们所炫耀、热衷的文明是如何的腐朽，又是如何地压抑、扭曲人们的情感。同整饬的凡尔赛宫相比，卢梭所向往的是瑞士阿尔卑斯山嵯峨高峻的峰峦，在那里，他方能真正感受到自由、天然，灵感的勃发，甚至道德的净化。自卢梭始，浪漫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一种新鲜的审美观念的追求，亦即对何为文学、艺术、音乐、风景之美的重新定义。他们往往拒绝传统的审美情趣——笔直而僵硬的线条，高度人工化的风景，精准测量的空间，有限的视野与标榜财富和特权的景观。与这种旧有的观念相对立而为浪漫主义者所激赏、追求的则是一种更为自然的形式——有机的流动的形态，不对称少修饰的景观，无穷的空间，荒野与山麓，以及那些“普通人”甚至“野蛮人”的居所。平坦而规整的景观变得刻板而平庸，人们的审美情感要求一些超越单纯的“美丽”或者“漂亮”的内容，一种更为强烈甚至令人心生畏惧的冲动。也正因为如此，高山由光滑容颜上的疱疹变为造物的杰作，成为“壮美”（sublime）的代表。而“壮美”正是美的最高境界，在壮美的景观面前，人们会感觉到自身的渺小与脆弱，会在战栗与恐惧中感受到死亡的近在咫尺，也就在此时，浪漫主义者参悟了上帝的存在。
因此，浪漫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场宗教运动，或者说是一场精神运动。在某些情况下，浪漫主义试图唤醒传统的宗教，例如天主教，为它们注入更为强烈的情感体验；在另一些情况，甚至更为普遍的情况下，它则尝试着创造一种新宗教，一种更为直接的以对自然的崇拜为基础的宗教。很多昔日的信男信女已经无法继续他们对传统基督教条的信仰，神学、规范、对其教义无休止的争论令他们感到倦怠，真正的虔诚已经丧失在膨胀的物质文明的迷雾中。而面对粗糙而冰冷的物质主义对西方文明的侵袭，传统宗教的抵抗又显得格外软弱无力。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境况下，很多的浪漫主义者转向自然寻求信仰的依归与道德的净土。他们攀登高山，漫步海滨，游荡于密林之间，在那里，他们找寻到了自然的大美。正是这种自然之美滋养丰富了他们的精神世界，这是圣经或者教堂所无法给予的。浪漫主义无疑颠覆了西方宗教传统对自然的漠视，甚而敌视，将自然视为上帝的杰作，以自然而非《圣经》为范本，认知上帝的伟力与启示。然而此处的上帝也成为一个不确定的流动的概念。某些时候，他所指的是传统基督教中的天主，但是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上帝成为一种存在于宇宙中间的巨大力量，无以名之，权且称呼为上帝，或者自然。
事实上，浪漫主义所要建立的新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最为古老的宗教，一种自然崇拜或者荒野崇拜的宗教，或曰泛神论。从华兹华斯所言的重建“对自然的虔诚”到拜伦热情奔放的“爱你爱我，更爱自然”，浪漫主义的自然宗教回荡着古老的自然崇拜的声音。但是，从西方文明发展的进程看，它又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新宗教。虽然浪漫主义者从原始宗教中获取了很多灵感，但它并非对蒙昧时代的泛神崇拜的简单重复。它所建立的基础是对西方宗教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反思与质疑，也是在工业化、城市化时代与人与自然所处的隔离状态下，对自然的眷念与回归。
应该看到，浪漫主义所要颠覆的并非科学，而是将理性视为唯一理解自然的方式，科学是仅有的解释真理的权威的观念。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主题便是它“对生物学和有机界研究的迷恋。浪漫派们发现，这一科学领域是认识过去异端直观思想的途径。这种直观思想认为，整个自然都是有生命的，并且随着能量与精神的强弱而跳动。而且，正是在浪漫主义自然观的核心之处，以后的人们要提出一种生态学的观点，即一种对整体性或相互关系概念的探求；一种对自然中相互依存和关联的强调；以及一种强烈的要使人类恢复到与组成地球的广阔有机体有着密切联系的位置上去的愿望”[12]。所有这些，都使得浪漫主义的自然宗教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一个远为复杂、深沉，带有强烈的批判性与前瞻性的高度。
除此之外，浪漫主义所要颠覆的还包括资本主义体系中不断膨胀的物质至上的价值构建，对利益得失的冷静算计，对财富金钱的无尽追逐。他们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批判延伸到对资本主义的产物——工业文明的批判。由工业文明与资本积累建筑起来的农场、城市与工厂，令他们心生厌倦。这种厌倦感不仅仅来自他们对这些人工产物背后的思想与力量的蔑视，同时也来自一种直接的感官上的疲惫，对板硬的线条、局促的空间、嘈杂的声音、死寂的环境的抗拒与憎恨。而与之相对的，正是自然的蓬勃生机。
浪漫主义还是一场逃离规范、传统、习俗与惯例的运动，在它传播到美国之后，这一层颠覆尤为激烈。在这一片新的土地上，浪漫主义鼓励人们将社会与教条抛诸脑后，进行毫无保留的自我表达，彻底地个人主义，对自我的追寻。在这样的反叛中间，浪漫主义者热情讴歌青春。他们质问，为何在一个年轻的国度里，年轻的人们却要受到陈旧习俗与规矩的约束？为什么他们不能够进行新的探索，新的实验，尝试新的思想，创造新的艺术，书写新的篇章？正是在这样的质问下，美国化的浪漫主义诞生了，它不是旧大陆思想的翻版，而是新大陆文化与自然土壤中长成的新生命。它将改变美国人从他们欧洲的先祖那里继承的对待自然与文明的态度，它也将在实践中重新改变北美的自然景观，这个新生命被称为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