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城市与自然[31]
1892年5月，马萨诸塞州州长任命“大都市公园委员会理事会”，责成该机构“考虑在波士顿及其周边城镇设立大量为公众使用的空地（open-space）的合理性”。[32]10个月后，该理事会向州议会呈交了两份分别由其秘书西尔维斯特·巴克斯特和景观设计师查尔斯·艾略特撰写的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指出，设立这些城市空地的建议非但有毋庸置疑的合理性，而且有其紧迫性。这两份图文并茂、精辟透彻的报告无疑说服了马萨诸塞州议会的成员。1893年5月，正式的“大都市公园委员会”（the Metropolitan Parks Commission）通过立法，在波士顿成立，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都市公园体系——波士顿大都市公园体系（the Boston metropolitan park system）将在环绕波士顿的12个城市和24个镇中间诞生。经过百余年的经营，这一体系以不同的形式保留、发展或者建造了20000英亩左右（大约80平方公里）的城市公共空地，成为其他美国城市，如华盛顿特区的郊区、克利夫兰、芝加哥、明尼阿波利斯等竞相效仿的范例。
在此之前，波士顿已经在建造被奥姆斯泰德命名为“翡翠项链”的城市公园体系（the Boston urban park system）。关于建造该城市公园体系的讨论最早出现在19世纪50年代，但是直至60年代末内战结束，城市化程度加剧之后，它方被真正纳入波士顿市政建设的议程。它的全面开动恰与波士顿大面积填平湿地同时进行，从地理边界的角度看，该公园体系的部分组成也恰恰坐落于被填平的湿地之上，如前文所言的后湾一带的“沼泽公园”（the Back Bay Fens）。“翡翠项链”的物理景观完全是奥姆斯泰德天才头脑的产物，同纽约修建中央公园以及中央公园在建成之后不断受到的挑战与侵吞相比，波士顿的公园体系虽然出现时间较晚，但是它基本赢得了波士顿立法者和舆论界的一致支持，个中缘由追根溯源仍是长期主导波士顿的道德价值与审美观念。
“翡翠项链”是一道“L”型的链状公园体系，自波士顿市中心的“中心绿地”（Boston Common）始，蜿蜒向西直至坐落在波士顿近郊的牙买加平原（Jamaica Plain）、罗克斯布瑞（Roxbury）和多切斯特（Dorchester）的富兰克林公园（Franklin Park），步行约7英里，占地约1100英亩。“项链”由公园路与滨河路串成，链上的“钻石”包括中心绿地、波士顿公共花园（Boston Public Garden）、联邦大道步行区（Commonwealth Avenue Mall）、后湾沼泽公园（Back Bay Fens）、滨河路（The Riverway）、奥姆斯泰德公园（Olmsted Park）、牙买加湖（Jamaica Pond）、阿诺德植物园（Arnold Arboretum）、富兰克林公园。[33]
这个城市公园体系的设计已经涵盖了奥姆斯泰德对文明与自然相融合的追求，但是，当波士顿的城市边界在19世纪末进一步扩张，更多的周边地区被纳入它的都市系统之后，一个城市公园体系已不能满足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都市公园体系的构想开始浮出水面。在此时，奥姆斯泰德的健康每况愈下，而他又承接了美国第一个世博会——芝加哥世博会的景观设计，因此，这个新的公园体系由他的天才弟子，波士顿精英家族的嫡系后裔查尔斯·艾略特接手。虽然如此，在艾略特与巴克斯特撰写的报告中，我们仍然能够清晰地看到奥姆斯泰德的身影。在呈交给波士顿“大都市公园委员会”的报告中，巴克斯特指出：建立一个都市公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关乎卫生的问题，但是从更广阔的方面看，它可以提升社区的生理及道德健康。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事实就是，对于那些处身城市生活必然产生的营营碌碌、盈耳噪音、混乱骚动之中的人群来说，如想维持健康与美好人性的恒在，他们必须经常拥有从这种生活状态所强压下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的机会；而获取这样机会的最佳方式则是逃入那些更为自然惬意的环境之中”[34]。
怀抱着如此理念，波士顿的这批进步主义改革者启动了美国第一个都市公园体系的建设。这个公园体系的最根本理念仍然是他们清教传统的道德诉求与超验主义的自然审美观。然而他们所处的特殊时代，使得这个公园体系有别于此前的城市公园，拥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首先，波士顿在此时已然扩张成为一个以波士顿市为中心，包括数个城镇、郊区以及乡村的大都市，因此，该公园体系在建立之初便以都市为其空间尺度，不以简单的人为行政区划为标尺设定其边界，体现出鲜明的都市特色。其次，大波士顿的多样化地形地貌为设计者的浪漫主义想象力提供了广阔的伸展空间，而浪漫主义的美学理念又使得这一体系以保护、恢复自然山水为旨归；因此，波士顿都市公园是以自然形成的景观为其体系的主体，与美国其他城市公园的自然主义风格（naturalistic）相比，它强调本地地理、植被、动物的自然性（natural）。再次，进步主义的主题之一便是使城市社会专业化，强调专业知识（expertise）在管理社会事物中的权威。因此，波士顿都市公园体系从框定边界到设计修建，再到管理完善，皆完全由专业景观设计师决策；同时，也正因为专业人士主导权的树立，使得这一都市公园体系得以逾越行政区划的束缚，而无管理懈怠之失。因此，该体系的另一特点为专业化。最后，这批进步主义改革者的社会理念，即对美国民主坚定不移的信仰，在该公园体系的修建中贯彻始终，他们竭力抗拒自然之美为某一社会阶层所垄断的传统，而力图使它成为全社会所有族群所共有的空间。因此，该公园体系渗透着进步主义的民主精神。
1910年，波士顿“大都市公园委员会”主席威廉姆·德拉斯卡萨斯（William B.de las Casas）在文章中写道：“波士顿的天然地形并不适合为大量人口所使用。它是那样的一个半岛，几乎是一个孤岛，突兀地矗立在由三个椭圆形冰丘构成的小山中间的海湾上。它的周遭是相似构造的岛屿与半岛，彼此之间相互隔绝，中间是河流与港湾，以及大片绵延的沼泽，曲折延展至周围那些几乎完全是岩石的山岭上的冰河期斜坡。”[35]然而日渐膨胀的人口压力与工商业的繁荣迫使波士顿寻求一切方法突破自然的限制。通过填平湿地与合并土地，19世纪末的波士顿市区人口升至近45万，面积近90平方英里，是美国最大的工业、商业、港务城市之一，同时也是北美的文化中心。
但是波士顿城市扩张的步伐并未就此停滞，它将周边的城镇、乡村纳入其发展网络，在19世纪80年代形成了波士顿都市体系。艾略特在1896年写道：“在波士顿周围与波士顿一起形成了一个所谓的都市地区，其中有37个分离独立的行政区划，包括12个‘城市’和25个‘镇’，它们基本上全部或者部分处于以州政府（the State House）为中心，半径11英里的范围内。这组城镇的人口大约为100万，可征税财产总额为10亿美元。”[36]这些城镇依靠便捷的道路、交通被连为一体，彼此之间的经济关系密不可分，人员往来极为频繁。同样可堪注意的是，它们在城市生活的很多其他方面也有着共同的利益。波士顿都市公园体系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在一个由大城市及其远近郊区组成的大都市地区——一个如伦敦、巴黎、纽约、芝加哥以及类似而规模较小的波士顿这类地区——除了有对政策、排水、供水、交通方式的共同需要和利益外，还应加上空地保留区（open-space reservations）。”[37]因此，正如巴克斯特所言，波士顿作为一个都市“虽然被政治的线条分割成许多城镇，但是就其社会层面的意向及目的而言，这一地区在本质上是一个共同体”[38]。
与都市社会这个共同体相比较，一个更加无法以简单的行政区划所分裂的共同体则是处于都市中的土地本身。在大波士顿行政区划地图僵硬笔直的线条之下，是横亘的山峦，嵯峨的岩群，蜿蜒的河流，曲折的海岸线。它们的存在并不受人为边界的约束，往往跨越数个城镇。如最先纳入波士顿都市体系的蓝山自然保护区（the Blue Hills Reservation），占地7000英亩，穿越昆西（Quincy）、戴德海姆（Dedham）、米尔顿（Milton）、伦道夫（Randolph）4个行政区域，但是由其间的植物、动物、土壤、水流等所构成的系统却是一个完整的自然经济体系，与近在咫尺的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却又独立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再如米德尔赛克斯岩山（Middlesex Fells），总面积约3000英亩，其岩山、草地、湿地、橡树与胡桃木森林、湖泊、池塘等等散入梅德福（Medford）、温切斯特（Winchester）、斯托纳姆（Stoneham）、梅尔罗斯（Melrose）以及莫尔顿（Malden）5个城镇，与蓝山保护区一般，它的自然边界与人为边界全不相干。
因此，如何保护、管理这些处于数个行政区域之间或者边缘的自然地带，是艾略特、巴克斯特等人所要解决的问题。巴克斯特在他的报告中指出，大波士顿的公共空地（public open-space）分布极不均衡，南边遍布公园、植物园，然而在北边，却全不见这类空地的踪影。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简单然而耐人寻味。南边集中了他们的财富与权力，形成一个单一行政区域，因此可以自行支付建造城市公园的费用；然而北边的人口虽则占到总数的一半，并且成更迅猛的上升趋势，但是被政治而非自然的边界分割成多个小型社区，因此不能实现这类公共空地的设立。巴克斯特同时看到存在于城镇与城镇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与各个城镇的地方保护主义，令他们无意或者无力承担跨越本市边界的公共事务；而马萨诸塞州县（county）一级行政单位的权力衰微，也无资金与人力在本县的数个城镇之间建立各类公共空地。
在此情况下，艾略特于1891年组织成立了公共保留地托管委员会（the Trustees of Public Reservations），全美第一个州一级自然保护机构。它的性质是半私人的，它通过捐赠、购买等方式保护马萨诸塞州，特别是以波士顿沿海地区的历史景点和自然景区，抵制私人与公司的开发，使它们为公众使用。[39]但是，艾略特很快意识到该类机构虽然在小型公共空地的设立上甚具效率，但是对于上千英亩或者数千英亩自然景区的保护、管理上仍然力有不逮。因此，在他于1892年写给临时都市公园委员会主席查尔斯·亚当斯的信中，艾略特指出这类大型公共空地的设立“强烈呼吁整个都市共同体的努力”。[40]
社会的、自然的、政治的、经济的数重原因使得以都市为尺度的公园体系的设立成为必然，而城市化、工业化生成的新技术则使如此体系的出现成为可能。在此中间，最为显著的是交通技术在19世纪后期的大发展。位于美国经济最发达的东北地区，火车在19世纪后期已成为连接大波士顿各个城镇并被广泛适用的交通工具。电车的出现是快捷、廉价交通的另一标志，其线路在进步主义时期已经伸入城市的各个角落。对大波士顿的城镇居民而言，蓝山、米德尔赛克斯岩山，林恩森林（Lynn Forests）等位于波士顿周边的充满野性的地带，不再遥不可及。
虽然各类便利的交通设施大大缩短了城市居民与位于城市边缘地带的自然风景区之间的距离，但是同时也加快了都市这个庞然大物侵蚀自然空间的速度，其中房地产开发业对自然的鲸吞蚕食最为显著。这个城市化过程的标志性产业不仅使许多原本处于公共土地上的自然风景变为私有产业，而且在所谓的发展中彻底毁灭了无数佳山好水。巴克斯特在他的报告中警告道：波士顿“很有可能变为一片由房屋、工厂、商店构成的广阔沙漠，覆盖淹没这块土地上的自然风貌，如同自海岸前行的沙丘线，倾覆毁抹着树林与田地。这个很难为一块绿洲所拯救的人类沙漠，正在更大范围地威胁这片自然的美丽地方。”[41]
建楼在时人看来是衡量城市进步的基本标志，巴克斯特的声音恰恰代表了他的同行者对风行的城市进步观念的质疑。波士顿都市公园体系终极目的仍然是改良城市环境，但是它的改良是对大波士顿之中各具风格的空地的保留与恢复。在1897年，巴克斯特撰文《波士顿如何使它的公园形成体系，给美国所有城市的经验》，发表于《世纪》（The Century）杂志。他在文中写道：“明智的发展，而非从前的肆意扩张，应当是当今时代市政活动的目标。现代科学已将实现如此发展的必要手段，与环境所需要的本地知识一道放入我们的手中。市政发展的所有计划都应适应地形的要求，在决定这片景观环境的永久风格时，应当聪明地考虑运用这一地点的自然特点，这是至关重要的。”巴克斯特接着指出，与其他东海岸大城市不同，波士顿水绕山环，城市不易扩张，因此虽经300年的开发，仍然在距离城市触手可及的位置保存大片尚属自然的风景：“（它）是一个位于岛屿棋布的海湾之上的城市，数条河流的入海口伸入异常多样化的地形；与纽约不同，这个区域并非以面积广大著称，然而在它那点缀着山丘峡谷、树林沼泽的迷人风景中有着宏阔而自由的魅力，它还拥有许多湖泊与各样清澈的溪流，在它的边缘便是大海，曲折的海岸线上有闪亮的沙滩，间杂着峭壁岩岬——一片被人类近300年的栖息协调柔和的区域。”[42]
如此地理环境使得波士顿大都市公园体系具有区别于以往城市公园的特点。它虽然也有更为人工化的景观，如波士顿中心绿地和联邦大道，但是它所涵盖的内容远不止于此。当时美国的城市公园大多是在城市钢筋水泥的夹缝中重建的仿自然的空间，如纽约中央公园，无论是其原本的土壤结构还是植被状况，均是在无可奈何下退而求其次的结果，并不适宜城市公园的建立。然而，波士顿大都市公园体系主体的基础是由当地的空气、土壤、地形、动植物等自然元素构成的生态体系。虽然艾略特、巴克斯特等人清楚地知道如斯景致同人类活动之间已然不可分割，是被“协调柔和”的风光，但是自然仍然是塑造这些风景的根本动力，而波士顿大都市公园体系正是要以人力来协助自然保留这些美景。
因此，在艾略特呈交给临时委员会的报告中，他指出基于波士顿的地理环境，这个大都市公园体系中应当包含五个基本部分。第一，沿海地带的空地；第二，海湾上的岛屿与沙滩；第三，数条河流入海口的潮滩沿线；第四，在人居的边缘地带的两到三个宽广的野生森林；第五，在人口密集处的无数小型广场。
1893年，艾略特与巴克斯特的报告促使马萨诸塞州通过设立波士顿大都市公园体系的立法，州政府为之提供资金支持，由都市公园委员会负责该工程的实施。一方面，如前文所分析，一个大都市公园体系超越了市、镇一级的单一行政区划的范畴，而作为一个都市区域，大波士顿并非是一个真正的行政概念，因此无法由一个城市政府或者数个地方政府管理这一公园体系。另一方面，在倡导这一体系的进步主义改革者看来，一个公园体系的成熟是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使之趋于完善，然而政治却充满着变数与暂时性，无法保障该体系所需要的长期稳定。因此，一个游离于地方政治之外，不受政治不确定性因素左右，然而又得到立法支持的都市委员会正式出现。正如巴克斯特在文章中指出：“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将这些散乱各处的各类公共土地连接起来，让它们便于使用，……将它们置于统一的管理下。而最佳方式便是所提议的都市公园管理机构。”[43]
这个委员会与传统的委员会有极大的不同。首先，它逾越地方政治的边界；其次，也是根本的差异，这个新的都市公园委员会强调专家，即景观设计师的权威。传统委员会的构成往往是地方的政治、商业与知识精英，他们对其所管理的事物经常一无所知，专家反而为他们所制约。以1897年任命的纽约市公园管理委员会为例，四个委员中间，两个是地方政客，同时投资房地产，一个是建筑商，还有一个是银行家。他们非但对公园管理毫无专业知识，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会因为商业或者政治利益而罔顾公园的完整性。
然而波士顿都市公园委员会从设立之初便力图避免这一误区，年轻的景观设计师艾略特与对城市设计深有造诣的巴克斯特被分别任命为总设计师与委员会秘书，在资金预算、地理勘察、边界设定、道路修建甚至于植物的选择、种植、修整等各个方面都被赋予最大的自由。正如当时环境保护运动的权威刊物《园与森林》杂志所言：“一个单个的公园应当是一件有序的艺术作品。而一个拥有各类户外活动设施的公园体系，如果它合理地满足所有阶层所有年龄的不同需要，则需要更多的研究。在这里波士顿为所有的城市树立了一个典范。在购买哪怕一英亩土地之前，专业人士已被任命。他们不仅仅在公园选址等宽泛问题上被征询意见，而且在对整个问题做出完整研究后，他们选择了这些地点并且框定了它们的边界。”[44]在此后发表的数篇文章中，《园与森林》一再指出，波士顿都市公园体系在很多方面都可成为后世城市公园之蓝本，然而它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在于对专业园林景观设计知识毫无保留的信任与运用。
这一特点所体现的正是19世纪后期这个专业化时代的气质。伴随学科分类的日趋细化，大量新兴专业开始树立风纪，寻求社会认可，而进步主义改革的一大主题便是承认这些专业，如工程师、医生、律师等职业在政府及社会中的权威，进而建立城市化时代的社会秩序，一个强调效率与理性的严密体系。景观设计（landscape architecture）便是众多新兴的专业之一。在19世纪后期，美国景观设计师开始廓清他们专业的范畴与原则。在艾略特于1897年写给朋友的信中，他定义道：“景观设计包括涵盖了景观工程（engineering）、景观园艺（gardening）与景观林业（forestry）”，它意味着“对地表上所有为人类的实用与所需要或者渴望的事物的设计与安排”。[45]
作为忠诚的进步主义改革者，艾略特等人在设计波士顿都市公园体系的过程中，对实现公共利益的热忱是他们在专业化之外的另一层坚持。他们期望在其公园中，人们将呼吸同样的气息，享受同样的美景，阶层、宗教与教育程度之间的界限将暂时消失。如此的民主平等理念也成为日后艾略特等人设计波士顿都市公园体系的动力，他们认为如此体系的出现正是为了防止那些应为社会共享的自然山水被少数人占有，它的服务对象应当是社会的各个阶层，特别是工人阶级与城市贫民。艾略特指出，波士顿都市公园委员会的建立“证明了一个伟大而复杂的美国民主对于实现美的有效性与公共空地的价值而言，是生机勃勃的；同样，这一民主也有合作的能力与远见卓识，为了它所信仰追寻的目的而尽心竭力……”[46]。正如巴克斯特所言：“在一个民主的共同体中，没有什么太好以致普通人无法拥有的事物。”[47]波士顿都市公园体系将自然之美与民主理念结合起来，将前者引入一个公共的领域，在物质上，它完全免费向公众开放，在理念上，它打破欣赏自然之美是社会精英的专利的偏见。在塑造大波士顿都市环境的同时，它也在重新塑造社会各个阶层对自然、美的认识与感悟。
它的设计者与倡导者并不希望他们的公园是一块或者数块孤独的空间，与它所身处的都市文明格格不入，甚而尖锐对立。与之相反，他们虽然认为都市公园的存在将给予都市人群在他们习以为常的环境之中无处寻见的自然以及蕴含其中的静谧、单纯与自由，但是他们仍然将公园视为都市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认为它体现了一个开放的、包容的、文明的真谛。正如《园与森林》中的一篇文章所言：“公共公园对城市健康、舒适与道德的意义同纯净的水源与良好的排污系统一般重要……没有它们，就如同没有医院、图书馆、博物馆、大学以及教堂一样，一个文明的社区将不再繁盛。”[48]艾略特等人力图将自然从公园的边界中解放出来，将它的范围与对它的想象延伸入整个都市文明。
为了实现这样的理想，他们奔走呼吁保留与发展城市中间与城市之外具有自然风光的公共空间。这样的空间不仅有可能被经济开发的洪流吞噬，沦为工厂、店铺、停车场；也有可能变为社会中上阶层的私有财产，风光如旧，但已然竖起“闲人免入”的标牌。在19世纪的后半叶，这些城市自然化改革者不懈地同来自两方面的威胁抗争，游说政府，联合其他媒体，鼓舞公共舆论。与此同时，他们一再强调这些空间的开放性与公众性，它们必须完全免费，周边必须设有各类廉价便捷的交通设施。唯有这样，“所有人，不分贫贱，都将呼吸同样的自然与艺术的气息，享受同样的风光，没有嫉恨，没有冲突”。
天真？或者如此。但是所有的社会改革者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是天真的。而正是这种天真的追求推动了城市中间上千个公园的修建和数万英亩自然风景的保护。很多社会活动者仍然在批判这些城市自然化改革者心心以求的自然之美是中产阶级自己的美学想象；一些荒野的热情拥抱者认为他们在城市中所包纳的自然，是文化的产物，虚妄的假象。但是即使是这些批评者也无法否认，这些具有早期环保意识的城市改革者的所思所为并非抽象的理论或者文艺的幻想，而与城市中间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体验息息相关。从街道两旁的亭亭绿树到草茵松盖的城市公园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细心构建的生态逻辑；而从成千上万来自不同种族不同阶层的城市公园的访问者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力图实现的社会公正。
【注释】
[1]在清教徒到来之后，Shawmut半岛更名为波士顿，以纪念他们中间包括温思洛普在内的许多人在英国的故乡——Boston,Lincolnshire。因此，在伍德此书出版时，该处已被称为波士顿。
[2]马迪河实际上是数十个由查尔斯河支脉构成的小湖、池塘和溪流，在今波士顿的西面，波士顿城区与波士顿城郊——布鲁克莱恩（Brookline）的分界上。
[3]William Wood,New England Prospect:A True,Lively,and Experimental Description of That Part of America Commonly Called New England….London:Printed by Tho.Cotes for John Bellamie and are to be sold at his shop…,1634:Chapter 10.
[4]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中国学者殊不陌生。在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有极为精辟的论述，因此此处不多赘述。
[5]John Winthrop,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Collections of th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Boston:1838,3rd series 7:47-8.
[6]唐纳德·沃斯特著，侯文蕙译：《尘暴：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南京：江苏人民出版，2020年，“前言”。
[7]对于任何一位史家，重写波士顿这一美国最早的城市与文化重镇，都无疑是巨大的挑战。自19世纪美国历史学发端，此城即成研究焦点，此后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相关研究不胜枚举，其中不乏精品力作。它们包括Lawrence Kennedy,Planning the City upon a Hill:Boston since 1630.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2;Mona Domosh,Invented Cities:The Creation of Landscape in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Bost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7;Karl Haglund,Inventing the Charles River.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William Newman &Wilfred Holton,Boston’s Back Bay:The Story of America’s Greatest Nineteenth-Century Landfill Project.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2006;Anthony N.Penna and Conrad Edick Wright,Remaking Boston: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City and Its Surroundings.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09.在迭出的波士顿环境史著作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迈克尔·罗森所著的《查尔斯河上的伊甸园：创造波士顿》（Michael Rawson,Eden on the Charles:The Making of Bost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此书杀出重围，获得包括次年普利策奖最终提名等五种图书奖项荣誉。作为克罗农的高足，罗森在撰写他的城市史著作时，无疑对其师的大作深加琢磨。在表面上，他选择的主题是城市环境史所熟悉的公园构建，然而在他所讲述的波士顿导湖引水、填埋扩城、疏浚海湾、创建公园、发展郊区的故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自然的大都市》中所强化的城市同其腹地环境的内在联系。更进一步，《查尔斯河上的伊甸园》将波士顿各类族群对待自然的期许与态度，以及因此导发的冲突与妥协引入讨论，对自然进行了文化的解构，加强了克罗农所思考然而并未展开分析的“第二自然”观念。幸而，罗森的解构是谨慎而颇有节制的，虽然在一方面，他注意到不同文化、宗教、种族、阶级背景的人群对待自然的理解有所不同，是以他们所向往的城市景观也存在差异；但是在另一方面，罗森并未将自然完全视为一种文化建构，甚或思想状态，从而彻底否定自然与人文景观之间的区别。正如波士顿景观的实际城市规划者，罗森这位波士顿城市历史的撰写者同样看到了自然对于波士顿人所设的种种限制，因此，他的著作描写的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分歧与争议，也是人作为一个共同的群体同自然之间的对抗、协调与依存。也正因为如此，较之以往的相关著作，罗森的新作对波士顿这座旧城故事的叙述更为全面深刻。
[8]《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14-30》，译文采用《和合本圣经》。
[9]这是当前中文《圣经》的最权威译本，《和合本圣经》，然而其中有几处并未妥当。原文为“Be fruitful,and multiply,and replenish the earth,and subdue it:and have dominion over the fish of the sea,and over the fowl of the air,and over every living thing that moveth upon the earth.”“Subdue”在此处改为征服；“dominion”改为统治，更接近《圣经》的原意。英译本根据King James版。
[10]罗马律，指使用他人财产并享收益而不损害该财产的权利。在印第安部落之间，一块土地被某一个部落用于耕种，可以同时被另一个部落用于采集，另一个用于狩猎等等。
[11]William Cronon,Changes in the Land:Indians.
[12]在《生态印第安人：神话与历史》一书中，谢泼德·克罗齐对消解生态印第安人的神话有很大贡献。Shepard Krech:The Ecological Indian:Myth and History.New York:W.W.Norton &Co.1999.
[13]Carolyn Merchant,Ecological Revolutions:Nature,Gender,and Science in New England.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9.
[14]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著，张谡过译：《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的生物扩张，900—19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15]“An Ordinance for Ascertaining the Mode of Disposing of Lands in the Western Territory,”Journals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Vol.28:pp.375-81.A Century of Lawmaking for a New Nation:U.S.Congressional Documents and Debates,1774-1875,Library of Congress,http://memory.loc.gov/cgi-bin/ampage,2021年4月27日登陆。
[16]关于工业资本主义如何使新英格兰的水流变为商品，以及它所产生的生态、社会后果的最佳研究，参见西奥多·斯坦伯格的专著——《合并自然：工业化与新英格兰的水》（Theodore Steinberg,Nature Incorporated: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Waters of New Englan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17]Richard Wilkie &Jack Tager,Historical Atlas of Massachusetts.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1.
[18]关于波士顿的大填埋工程的经典论述，参见Walter Muir Whitehill,Boston:A Topographical History.2nd edition,enlarged,Cambridge,Mass.: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
[19]Nancy S.Seasholes,Gaining Ground:A History of Landmaking in Boston.Cambridge,Mass.:MIT Press,2003:p.4-7.此书是目前关于波士顿填埋工程的最全面著作，对整个填埋过程，特别是填埋技术做了很好的梳理，不过对填埋带来的环境变化的分析存在较大的不足。
[20]参见William Newman &Wilfred Holton,Boston’s Back Bay:The Story of America’s Greatest Nineteenth-Century Landfill Project.
[21]City of Boston,Documents of the City of Boston for the Year 1849,no.36.Boston City Printers,1850,pp.3-4.
[22]关于超验主义及爱默生思想的讨论见本书第六章。
[23]爱德华·贝拉米著，林天斗等译：《回顾》，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
[24]历史学家彼得·施密特认为在19世纪后期的美国兴起一场“回归自然”的运动，其行动包括城市公园的修建、自然教育的勃兴、自然文学的流行等。参见Peter Schmitt,Back to Nature:The Arcadian Myth in Urban America.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0,reprint.
[25]约翰·伯勒斯是19世纪后期美国东海岸的著名自然作家，在当时与西海岸的约翰·缪尔齐名，被称为“两位约翰”（Two Johns）。但是与缪尔极为不同的是，伯勒斯热爱的是新英格兰诸州与纽约的田园风光，而缪尔则心仪加利福尼亚、内华达荒凉、粗犷的山峦。伯勒斯站在文明的角度欣赏自然的美景，然而缪尔的自然观更接近梭罗，以一种平等的泛神论的崇拜看待自然间的万物。
[26]E.P.Powell,“Housetop Gardens,”Garden and Forest,issue 212(1892):pp.125-6.
[27]Francis Parkman,“The Presidential Address to the Massachusetts Horticultural Society,”in 1875,quoted from Charles Haight Farnham,A Life of Francis Parkman.Boston:Little,Brown,1901:33-34.
[28]由于健康原因，帕克曼在伯西学院的位置很快由萨金特接任。帕克曼同时也是北美森林资源保护问题的最早关注者之一，对新罕布什尔州白山（the White Mountain）的森林保护有启发作用。
[29]Kevin Armitage,The Nature Study Movement:The Forgotten Popularizer of America’s Conservation Ethic.Lawrence:University of Kansas,2009.
[30]Tamara Plakins Thornton,“Horticulture and American Character,”Keeping Eden:A History of Gardening in America,ed.by Walter,T.Punch.Boston:Bulfinch Press,1992:p.200 &p.189.
[31]第四节采用旧文《自然与都市的融合：波士顿大都市公园体系的建设与启示》的部分内容，在书中做过调整。（《世界历史》2009年8月第4期，第73—85页）
[32]“An Act:To Establish a Board of Metropolitan Park Commissioners and to Define Its Powers and Duties,”Boston Metropolitan Park Report.Boston:1893.
[33]在“翡翠项链”建造期间，奥姆斯泰德与萨金特二人多方合作，将阿诺德植物园纳入波士顿城市公园体系。波士顿市政府以1美元的价格将阿诺德植物园所属土地租借给哈佛大学，租期为1000年，可以续约。波士顿市政府将提供阿诺德植物园一切规划、修缮所需费用，植物园员工则是哈佛大学的雇员，有学校提供科研条件与薪水。这场合作令阿诺德植物园成为一个自然园林，而非单纯的植物展馆与研究所。此后，二人又合作设计联邦大道步行区。萨金特是奥姆斯泰德艺术的忠实推崇者，而奥姆斯泰德则需要萨金特在园艺学、树木学、植物学上的专业知识，填补自己知识背景的缺憾。
[34]Sylvester Baxter,“Secretary Report,”Boston Metropolitan Park Report:p.9
[35]William B.de las Casas,“The Boston Metropolitan Park System,”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35(March 1910):p.64.
[36]Charles Eliot,“The Boston Metropolitan Reservations,”The New England Magazine.Vol.21(Sept.1896):p.117.
[37]“The Report of the Board of Boston Metropolitan Park Commissioners,”Boston Metropolitan Park Report:p.xxi.
[38]Sylvester Baxter,“Secretary Report,”p.3.
[39]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同类性质的组织，英国的土地托管委员会直接受到该委员会的启发，四年后在伦敦成立。详情可参见Gordon Abbott,Jr.,Saving Special Places:A Centennial History of the Trustees of Reservations:Pioneer of the Land Trust Movement,Ipswich,Mass,1993.
[40]Charles W.Eliot,Charles Eliot:Landscape Architect.Boston;New York,Houghton,Mifflin,1912:p.381.
[41]Sylvester Baxter,“Secretary Report,”p.3.
[42]Sylvester Baxter,“How Boston Has Systematized Its Parks,A Lesson for All American Cities,”The Century.Vol.54(Oct.1897):p.952.
[43]Sylvester Baxter,“The Boston Metropolitan Park Movement,”Garden and Forest,issue 207(1892):p.62.
[44]Editorial,“Park Lands and Their Boundaries,”Garden and Forest,issue 452(1896):p.421.
[45]Eliot to Mary C.Robbins,Dec.2,1896,Charles Eliot Collection,Frances Loeb Library,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46]Charles Eliot,“The Boston Metropolitan Reservations,”p.122.
[47]Sylvester Baxter,“A City’s Small Pleasure Grounds,”The Century,Vol.55(Dec.1897):p.315.
[48]Editorial,“Small Parks for New York,”Garden and Forest,issue 380(1895):p.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