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渴望了解一个完整的上苍和一个完整的地球”
在结束了两年零两个月的瓦尔登湖畔的木屋生活后，亨利·大卫·梭罗回到了位于康科德的父母的家中。表面上，他似乎与曾经生活的自然疏远了，而事实上，在他短暂的生命的最后十年，在梭罗漫游在康科德方圆数十英里的岁月中，他与自然的关系变得前所未有地亲近与深刻。1845—1847年间在瓦尔登湖建造自己的木屋的梭罗，是人们熟识的那位抗拒文明、歌唱自然的隐士；他的文辞优美，行为激进，思想尖锐。但却是在他被后人所忽略的最后十年中，梭罗成为一位真正的思考者，他所思考的是自然的演化历程。此时他所看到的自然，已经不是瓦尔登湖畔那个可以以和谐稳定的形态来描摹的范本，而是一个同其不远处的文明一般，经历着动荡、变革的体系，而在很大程度上，这个体系的变革源自外力，亦即是我们称呼为“文明”的力量。梭罗其生也晚，他没有办法去见证这一变化的历程，而只能从残破不全的大自然中搜寻它曾经的斑斓色彩。因此，在对自然历史的追问中，梭罗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失落与痛苦，他哀鸣道：“我在极度的痛苦中去感知那个春天的景象，我以为我拥有了一首完整的诗篇，然而，我却懊恼地听说我所得到赏读的不过是一纸残缺的抄本，我的祖先已经撕掳去其中最早的章节与最美的段落，同时残损了很多其余的地方。我不愿去想，某个神人的后裔已经先我而来，并摘取了某些最好的星星。我渴望了解一个完整的上苍和一个完整的地球。”[13]
这个令梭罗痛心疾首的地方是他的故乡——康科德，一个位于波士顿西北方不过20英里的农业小镇。同波士顿周边的大部分小镇一般，它是清教传统与波士顿文化的产物，也是供给波士顿发展的内陆。在19世纪50年代，这个小镇依然看似一派田园风光，但是沉睡谷的静谧已被火车尖锐的汽笛声打破，花园中突兀地闯入了机器。对于梭罗而言，即使在火车穿越康科德之前，这里的自然已经在清教徒的农业耕作下变得支离破碎，然而工业化的触角则使得残存的自然更为迅速地消失。与之同样重要的是，这个小镇同其他新英格兰城镇一般，为僵化的教条、刻板的习俗、一成不变的生活所制约，令自由与自我丧失在日常规范的狗苟蝇营中间。却正是在这样一块典型的新英格兰土地上，出现了反抗其清教传统与习俗的异端——超验主义。它的奠基者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而在他的身边形成了一个超验主义的文化圈，其中包括玛格丽特·福勒（Margaret Fuller）、布朗森·艾尔科特（Amos Bronson Alcott）以及梭罗等人。
在此后的数年间，甚至在整个19世纪，超验主义成为美国的主流思想，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文化的代表，但是它无法摒弃其所具的欧洲血统，事实上，它是欧美浪漫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前节所言的所有浪漫主义特征。该词最早为康德所使用。在康德看来，最高的真理，亦即人类所知的关于上帝与自然世界的真理，并非来自诸如视觉、嗅觉等生理感官，或者单纯的经验性的知识，而是来自直觉。人类生来具有察觉这些真理的能力。任何知识的积累或者科学的推测都无法建立这样的真理或者证实它们。认识它们的唯一途径是直觉，因此，人类应当相信并且依赖它。对于新英格兰的超验主义者，触摸自身直觉的方式是走入自然，做一番无目的、无计划、纯然感受周遭的美丽的漫游，而后，直觉将会苏醒。你、我、任何一人都将在自然的存在中发现潜藏的真理与美德。
但是，同样无法令人忽略的是超验主义鲜明的美国特征，甚至波士顿特征。虽然对他们生活的小镇有无数的抱怨与批判，但是这些超验主义者并不否定康科德的魅力以及那里的环境对他们思想的启迪。如果梭罗生活在纽约，甚至在波士顿城中，他永远无法写出我们今日看到《瓦尔登湖》或者数千页日记。他和爱默生一样，为这个小镇的自然之美所深深吸引，这样的美虽然已经残破，但是仍然保留很多野性的、天然的特质。而与此同时，康科德与波士顿地理上的接近，也对他们的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同美国大多数的城市相比，波士顿是一个尊崇哲学、诗歌与精神追求的城市。他们需要这样的一个城市，能够为他们提供聆听其思想的市场，拥有活跃的文化氛围，可以接受神学上的自由主义甚至一种新宗教——自然的宗教——的听众，一个对思想者开放的世界。
虽然波士顿清教渊源下的宗教传统是超验主义者主要的批判对象，他们却不能抹杀这一传统对其思想的影响。当清教徒远离自己的家乡来到这片陌生的大陆，他们正是英格兰正统文化的叛逆者，温思洛普等人的思想中充满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叛逆精神，而这种精神也成为波士顿特有的文化因子，成长为不同形式的对新的正统的叛逆。这些叛逆不仅仅有贵格会对清教教义的叛逆，也有美国独立革命对英国王权的叛逆，更有爱默生、梭罗等人对宗教本身、社会习俗、制度观念的叛逆。
更为重要的是，与欧洲的浪漫主义者相比，以爱默生和梭罗为代表的美国超验主义者带有远为强烈的道德自律感和平等主义的民主意识，而这两点同清教传统之间的传承关系显而易见。但是与清教试图以基督教义涤清社会，强调人为万物之灵的思想不同的是，超验主义力图在亲近自然中寻求道德的旨归；而这种平等的民主意识，则在梭罗那里发展为以平等的眼光看待自然中所有生灵的意识，将民主扩展到人类社会以外的领域——自然之中。[14]
虽然同属超验主义，爱默生与梭罗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同。终其一生，梭罗未曾稍减对爱默生的崇敬，然而他却从思想到人生的实践都始终悖离社会的常轨。他痛恨一切的不公正，从人类社会到自然世界的不平等；他对文明本身的发展充满讥诮与悲观，从未停息同美国社会之间的争执。从其生态观的角度看，梭罗远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人都走得更远。他以一种新生的科学，一种整体的、联系的、有机的眼光来观察不断变化的自然，虽然彼时这门科学尚未得到其以后的名称——生态学。这门科学与实验室中的工作有根本的不同，它所研究的对象是有机世界中活生生的个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它要求其研究者深入自然之中，亲密地接触那里的每一种存在。
今天的环境保护主义者视梭罗为先知，然而至少在19世纪，爱默生对美国文化的影响，包括美国人同自然之间的关系，要比包括梭罗在内的其他人更为深远。爱默生在1803年出生于波士顿，一个唯一神教牧师的家庭。[15]但是他的父亲在他8岁便已去世，爱默生由他的母亲及其家庭中其他的女性亲眷抚养成人。他的正式学校教育几乎是完美无缺的，从波士顿拉丁学校到哈佛大学，不论是当时还是今天，都是美国最好的学校。爱默生无疑是波士顿，这个上升中的商业城市的财富与精致的受益者，在那里，教育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毕业之后，他子承父业，成为一位唯一神教牧师，但是当他的第一任妻子在绮年玉貌的二十岁便香消玉殒后，爱默生开始质疑他的信仰。生活在这个为他提供教育甚至给予他思想基础的城市，他时刻感受到遵循社会习俗与他人期盼的压力。作为一种反叛的象征，他搬离了这个他生长三十年的城市，来到波士顿以西二十英里处的小镇——康科德，在那里，爱默生将开始独立的思想之旅，他渴望自由。
在很大程度上，爱默生的确从新英格兰社会、宗教的樊笼中解放了出来，赢得了他所期盼的自由，然而有趣的是，当他在世时，他便成为新英格兰的哲人，甚至“美国哲人”。即使生活在康科德，爱默生始终是一个波士顿人，然而他同时挣脱了这个城市对他的思想的约束，找寻到属于他自己的声音。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新一代的年轻人倾听并且需要他的声音。他成为思想的领袖而非任何人的追随者。
“自立”（“Self Reliance”）是爱默生最为著名的文章，即使后来的批评者往往并不认为这是他最优秀的作品。在这篇美国上下人人传读的文章中，爱默生言道，所有的人都必须坚持自己独立的精神、思想与言论，绝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他认为，美国正是一个不断在谋求独立的国家，革命之际，它脱离英国，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而今，美国应当摆脱欧洲陈旧的传统，争取思想与文化上的独立。爱默生生活的时代恰恰需要这样的声音，而美国人也使得他成为19世纪的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直至今日，爱默生的思想仍然领导着美国文化，即使对他的著作的阅读似乎不似从前那样广泛。然而，有时，当一个人的声音传播太广时，已经很难判断他的影响究竟延伸到何样的程度。
然则波士顿所给予爱默生的究竟是什么？一种思想基础，一种进行细致、缜密思考时所必备的训练，一种清晰而富激情地表达自己思想的写作与演讲能力。一种从清教徒那里传承下来的挑战权威的悠久传统。一种强调道德热忱与社会公责的伦理观念。同时，也提供了安全与富足。但是在这个通过商业崛起的都市，始终有一种对物质至上主义的制衡力，藐视单纯追求金钱的思想，认为一个人最高尚的追求不是商业上的利润，而是哲学、宗教、美与精神的东西。波士顿的建筑表达了这个城市的传统对美的定义，它往往是素朴的、严肃的、淡定的，不华丽，无虚饰。这也正是爱默生：领略世界繁华，却仍然走入自然去寻求美丽，因为在那里，美是优雅、简朴与实用的混合体。正如那些简朴的白色木头教堂与尖塔，即使它们猛烈地冲击那些教堂中的宗教，但是那样的建筑却是他眼中人工美的典范，因为它们已经融入新英格兰的林间湖畔，显得那样和谐而美丽。
但是，无论如何，爱默生是波士顿的叛逆者，而非皈依者。然而他的反叛声音成为波士顿、新英格兰甚至美国新建起的权威，将帮助重塑这个城市、这个国家的文化与土地。与清教的权威的不同在于，爱默生的一生都在强调一个主题：相信自己。他告诉他的追随者，相信自己最深沉的本能，相信自己的心灵，但是不要盲目，相信自己同样也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寻找个人的独立与自由，检验每一条既定的规范与传统，自己做出接受与否的判断。实现这个主题的最好途径是走入自然，在那里，“自立”的精神与实践无处不在，也在那里，个人可以远离城市与社会的种种束缚。在自然中，一个人可以找到思考和找寻自我的自由。在自然中，一个人可以找到遵循自己道德罗盘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