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购买自然
城市究竟应当是怎样的，是一个无休止的话题，永远激发不同利益群体和知识群体的争论。不过，至少应当承认，进步主义时代城市自然化倡导者对所有人都有享受自然之美的需要和能力的断言并非无中生有的想象，或者中产阶级精英为自身审美旨趣的实现所寻找的借口。二战结束之后，美国社会的整体繁荣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便是，普通人开始询问：如何令自己的生活更美好。亲近自然成为这个问题的答案的重要内容。这样的问答构成了城市时代关于自然的新悖论，类似“爱你爱到杀死你”的悖论。突然之间，二战后工业的腾飞和汽车工业的爆发性发展，为人们带来各种亲近自然的选项。他们可以任意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自驾车去往国家公园，在挡风玻璃的保护下一睹壮丽山河。[43]他们可以在房前屋后种满绿意盈盈的草坪，化石能源驱动的除草机会令它们始终保持平整，现代杀虫剂会确保没有他们不希望看到的野草（weed）和害虫（pest）的滋生，而现代水利工程则让在拉斯维加斯这座沙漠城市中生活的人们随时嗅到青草的芳香。[44]甚至批量生产的商品也用高科技的形式展示以它为媒介感受的自然，以缩短都市人与自然之间的距离。最现代化的大型购物中心往往是都市人接触他们期冀的自然的最佳场所。[45]“纯棉生活，打造呼吸空间的生活”，“阳光少女葡萄干，加州阳光的味道”，“蓝带啤酒，用最清冽的水制成”。汽车广告中的帅哥、美女一定奔驰在明媚热烈的海滨、风景如画的深山，荒凉静穆的沙漠；苹果手机销售时带你看到的总是纤毫毕现、色彩艳丽的昆虫与鲜花，广阔壮美、绚烂夺目的朝霞与落日。[46]
如果说上述事物都只是生活的附加品，二战结束之后的郊区蔓延和批量化住宅修建则是美式生活的核心。城市史家肯尼思·杰克逊在其经典之作《马唐草边疆》中敏锐地指出，对独栋住宅的执着热爱是美国——以及同样地广人稀，很大程度上承续英格兰反城市文化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所区别于旧大陆国家住房文化的重要特征。杰克逊对形成这一特征的分析集中于经济上财富的累积与文化上对家庭生活、私密性和私有财产的重视，同时他也提及在19世纪末边疆关闭后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由功利向审美的转变。[47]但是杰克逊没有分析的是，独栋住宅的背后在很大程度上是千百万移民在他们对“第二地球”丰饶土地的梦想幻灭后，妥协下的骨感现实。换言之，在20世纪中叶环绕着美国城市，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微缩版的斯基博——大亨卡内基在苏格兰的城堡。购置一处全现代化的独栋住房，完美而健康的上下水供应，一年四季恒温的室温，冰箱、洗衣机、电脑、烤箱、扫地机器人不知疲倦地日夜运转，双车库中停着加满汽油随时可以出发的福特牌轿车，再让它的周遭环绕草坪，不远处有着可以休闲的树林，他们购置的不是一栋住宅，或者不单单是一栋住宅，而是中产阶级已经获得，劳动阶级在努力争取的美式生活，在购买这种生活的同时，他们也购买了自然。
然而，正是在这一代表美式生活的郊区，环境史学者亚当·罗姆告诉人们，这个国家“经历着美国历史上最为深刻的环境变化之一。每年被推土机夷平用于城市开发的土地都大致相当于罗得岛的面积。森林、湿地、溪流、山丘、农田和果园全都遭到毁坏，以便建造住宅小区。……附近的开放空间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破坏，一次又一次地夺走了孩子们所钟爱的游戏场所——家园周边的环境损失更为生死攸关，远远超过回声谷公园那样遥远的地方所面临的威胁”。[48]
二战之后方兴未艾的郊区开发一度是实现美国梦想的福音；推土机，同历史上频频现身的各色机器一般，是发展与兴旺的标志。遭受战争困窘的人群要求实现他们所捍卫的自由与富庶，一片土地与一栋房子是这个要求最直接、最实际同时也是最稳固可靠的反应。与此同时，战后的经济复苏要求来自消费者的鼎力支持，购置新房则是消费社会购买力的最大体现。生产方与消费方的需求一拍即合，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政府对郊区开发的巨额投入则被视为对其社会承诺的履行。因此，政府、各类经济集团与公众之间的三方协作使得推土机的早期开拓畅通无阻，皆大欢喜。
但是好景不长。如果说，战后郊区住宅的能源消耗问题，由于距离郊区居民的生活太过遥远，以至于无法在大多数人中间敲响保护能源的警钟；那么，漫溢在郊区住宅后院的化粪池污水，自来水管中流出的“洗涤剂鸡尾酒”，社区附近孩童嬉戏、成人漫步的山林的迅速消失，洪涝灾害、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为在“生态敏感区域”居住的人们带来的财产损失，则使得推土机制造的环境灾难直接进入了中产阶级的生活。广大公众与各类专业人士对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忧心忡忡，进而发起运动，予以抵制。推土机的进步形象也开始遭到质疑，在20世纪60年代，它已被视为“一种狂妄自负的工具，是这个国家对大自然无所顾忌和摧毁一切的象征”。而曾经在美国社会被奉为金科玉律，依赖枉顾自然极限的各类开发而获取的所谓“进步”，在这一时期，也被标上了引号，环保主义者往往将其与“蹂躏”“掠夺”“谋杀”等野蛮愚蠢的行为相联系。[49]
吊诡之处正在于此。对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而言，逃离城市，前往郊区，也是逃离污染的终极方式。在美国社会，对用化学工业与化石能源打造而成的城市的批评之声愈演愈烈。在各类清洁剂、杀虫剂消毒下的现代生活曾经许诺着健康的生活，但是蕾切尔·卡森出版于1962年的振聋发聩的大作打破了现代春天祥和的假象。人们开始意识到公共健康并非仅是关乎人体的健康，在环境健康无法得以保证的前提下，他们自身的健康也处于危险之中。正如天才的歌手与数学家汤姆·莱勒（Tom Lehrer）在他的黑色幽默歌曲《污染》中的绝妙讽刺：
如果你来到美国城市
你会发现它十分美丽
只有两桩事儿千万牢记
既别喝水，也别吸气……
看那鲽鱼还有鲟鱼，消灭它们的是清洁剂
鱼儿要游，鸟儿要飞
只是时日无多，但凡它们尝试
污染，污染
最潮的牙膏你随便使
然后漱口的还有工业废水
只要你出门呼吸空气
你就需要医保救济
城市街道好多惊喜
不被车撞，也会一氧化碳呛死……
各种饮料君请随意
只是别喝厨房自来水
你往湾区扔下的早餐垃圾
圣何塞的人们午餐饮用佐食
所以快去城市
看看疯狂的人类
好像待宰的羊羔，喝水、吸（咳嗽）气[50]
美国主流消费者——中产阶级，在消费成为基本生活方式的时代，为了追求更健康、更美好、更永恒的生活质量，来到郊区却发现他们对现代生活的舒适的追求，让他们再次陷入他们希望逃离的污染怪圈，因此，他们组成新的抗议群体。
历史学家塞缪尔·海斯在《美丽、健康和永恒》一书中认为在二战结束之后，美国社会由生产社会转入消费社会，由此，美国的环保运动也由早期以效率为福音的资源保护转为以生活质量为旨归的环境保护运动。他认为生产社会对环境成本的耗费与消费社会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之间的矛盾，是促进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环保运动发展的重要力量。[51]海斯对于美国环境政治的研究始终发人深省，但是他的划分无疑过于武断。他既忽略了在二战之前，从进步主义时代开始的以奥姆斯泰德为领袖的城市自然化改革对美与健康的追求，也对消费者自身的局限缺乏认识。无论是对自来水中白色泡沫的恐惧，还是对鲸吞社区公共空间的抗议；无论是对洪水摧毁家园的愤怒，还是对窗外啼鸟消逝的惋惜，消费者对环境质量的追求有其底线——环境质量不能与其切身的经济利益相抵触。按罗姆的话说：“消费者的目光是短浅的：房产主只关心环境的某些部分。”[52]
作为个人，消费者的环境要求受到自身经济能力与知识结构的限制，他们或者无力承担更加高昂的环境成本，或者无法理解更为宏阔的环境问题。由于短期的利益之所在，消费者往往无法顾及更为长远的利益。在他们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建于洪泛区的住宅，或者使用拥有化粪池的房屋的时候，他们往往忽视当前廉价的选择很有可能在将来令他们付出数倍甚而数十倍的财富，甚而赔入他们的健康与他们所追求的生活质量。但是这个矛盾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出于消费者自身的抉择，而在于市场与经济集团的导向。开发商为了实现最低成本、最大利益的目标，总是令消费者为他们所耗费的环境成本，特别是潜在的环境成本买单。
以郊区住宅对化粪池的使用为例，购置一片未使用都市下水管道系统的土地所用成本，要远远低于已购置被纳入下水系统的土地；因此，对开发商而言，化粪池成为解决位于这类土地的新型住宅基本问题的最为简单有效的方式。[53]它的成本同铺就下水管道相比微乎其微，不仅无须艰深技术，而且很容易将其耗费的成本分摊入户。更为重要的是，当数年或者十数年化粪池问题开始出现之后，开发商并不需要承担修复的责任。因此，化粪池成为郊区的标志，而化粪池污水四溢的情况在郊区也成为司空见惯之事。
郊区居民对化粪池问题的忧虑是毋庸置疑的。他们一方面担心投资的失败导致经济上的损失，一方面担忧曝露在空气中的污物产生的卫生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技术开始遭受社会质疑的时候，化粪池对地下水的污染问题也吸引了业主们的注意力，毕竟，没有人认为从自来水管中流出翻腾的洗涤剂泡沫是令人愉快的景象。但是，对房主而言，污水处理系统的性能基本上是一个消费问题，“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典型的房主也不会担心使用化粪池而导致的长期的环境代价。结果，国家立法人员可以设法缓解房主最关切的某些问题，而不去解决化粪池所引发的所有环境问题。这就是多年来的事实真相”。原因非常简单，如果化粪池运转良好，其经济上的优越性是极为显著的。业主们对化粪池同生态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不知晓，而且大部分人也没有兴趣知晓。在威胁家人健康的眼前环境问题得到解决后，非人类生命体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共存对于他们来说，即使不是无足轻重的，至少也是无法与投资能力与收益相抗衡的。因此，即使政府机构与专业人士对化粪池造成的环境问题有更为深刻的理解与更为长远的目标，“他们在邻居们前面”也“不能走得太远”。[54]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群体，主流消费者的梦想正是美国梦想之所系。独栋住房背后的信息是对私有财产神圣地位的捍卫和对美国式民主与自由的渴求与实现，位于美国郊区千篇一律的牧场式平房在审美上的单调风景，并不能否定其丰富的社会与文化内涵。当政府为了解决环境问题出台种种限令与法案时，经济集团必然将提高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其结果是，很多囊中羞涩的家庭将无力实现他们的美国梦想，政府也将无法落实关于美国民主的承诺。当政府力图对土地的使用加以限制时，很多的法令将对业主在其私人领地上的行为进行管制，而这一点遭到了业主与舆论最为激烈的抗拒，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对美国立国根本的背叛与侵犯。当环保运动推进到这一步的时候，环保的呐喊便不再是无害柔软的“苹果派和母爱”式的流行口号，它显露出一种战斗的姿态，而其战斗的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根深蒂固的美国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在美国主流消费群体坚定不移地支持下，成为各类经济集团通过对环境的吞噬来牟取利益的理论依据。一旦政府的环保政策真正触及消费者与经济集团的根本利益时，这两个经常处于矛盾的群体往往结成同盟，共同抵制试图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人对待自然态度的制度与法令。因此，环保的理念在这场战斗中便总显得左支右绌、举步维艰。
不过，应当看到的是，从都市人亲近自然的悖论中发酵的新一代环境保护运动的确与19世纪的城市自然化改革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并非仅止于由生物性污染向化学性污染的认识，由中产阶级作为改革主体扩大为草根环境组织为了自身的“环境正义”而作的斗争，就其思想的根本而言，它在城市中重新界定了“自由”与“健康”的内涵。19世纪对自由的约束源自一个人的自由不应建立在对他人，对社会共同体利益的妨害之上，而在20世纪的环保运动中，我们可以听到一种愈趋强大的声音：人类的自由不应建立在剥夺其他生命生存的权利和妨害土地共同体的利益之上。对于健康，《寂静的春天》带来的生态学警示，用最优美，然而也最残酷的语言告诉在现代医疗突飞猛进的乐观时代中生活的我们，我们多孔质、可渗透的躯体始终同我们生活的环境共享着一种健康、一种脆弱。
【注释】
[1]James Parton,“Pittsburgh,”The Atlantic.Vol.12(Jan.1868).The Atlantic Online Archive,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1868/01/pittsburg/536130/，最后登录时间2020年9月22日。下文中未作特殊说明的引用均来自此文，不再加注。
[2]Edward K.Muller &Joel Tarr,“The Interaction of Natural and Built Environments in the Pittsburgh Landscape,”in Devastation and Renewal: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Pittsburgh and Its Region,ed.by Joel Tarr.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05:pp.11-41.
[3]大卫·斯特拉斯林著，裴广强译：《烟囱与进步人士：美国的环境保护主义、工程师和空气污染，1881—195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9页。
[4]William H.Te Brake,“Air Pollution and Fuel Crises in Pre-Industrial London,1250-1650,”Technology and Culture,Vol.16(July 1975):pp.337-359.
[5]威廉·卡弗特著，王庆奖等译：《雾都伦敦：现代早期城市的能源与环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26、149页。
[6]国内学者对锈带和美国工业城市的衰落也有大量研究，在历史学的研究中，参见王旭：《美国城市发展模式：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区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八章；以及美国史学者韩宇的若干篇关于东北部工业城市衰落的文章。
[7]关于匹兹堡的环境改革，参见Joel Tarr ed.,Devastation and Renewal中的多篇文章；此外，参见Joel Tarr and Karen Clay,“Pittsburgh as an Energy Capital:Perspectives on Coal and Natural Gas Transitions and the Environment,”in Joseph A.Pratt,Martin V.Melosi,and Kathleen A.Brosnan eds.,Energy Capitals:Local Impacts,Global Influence.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14:pp.5-29；以及Joel Tarr,Tim Collins,and Edward K.Muller,“Pittsburgh Rivers:From Urban Industrial Infrastructure to Environmental Infrastructure,”in Christof Mauch and Tom Zeller eds.,Rivers in History:Perspectives on Waterways in Europe and America.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08:pp.41-62.
[8]正由于匹兹堡的城市环境历程如此富有代表性，这个城市对于环境的关注也超越了很多其他的城市，不仅表现在环境设计在此处的繁荣，也表现在其市政预算、城市理念等诸多方面。也正是在匹兹堡大学，出版了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最重要的书系；城市环境史的元老Joel Tarr则一直任教卡内基·梅隆大学，他个人的学术兴趣转变正受到其所在城市环境历史的启发，令他从一位研究城市“大佬”政治的政治史学者变成城市环境史的开创者之一。
[9]关于将城市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的讨论，参见Thomas R.Detwyler and Melvin G.Marcus,eds.,Urb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The Physical Geography of the City.Belmont,California:Dexbury Press,1972；Spenser W.Havlick,The Urban Organism:The City Resources from an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New York:Macmillain,1974；以及Richard T.T.Forman and Michel Gordon,Landscape Ecology.New York:John Wiley and Sons,1986。关于多孔质的、可渗透的城市的思考则主要源于蕾切尔·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的讨论，以及布雷特·雷·沃克在《毒岛：日本工业病史》中对疼痛的思考，特别是威廉·克罗农为该书所做的精彩序言。布雷特·雷·沃克著，徐军译：《毒岛：日本工业病史》，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年。（英文原版出版于2010年）
[10]最晚近也是最鲜明的例子即2020年的新冠肺炎，一方面，同传统时代的瘟疫相比，建立于大数据基础之上的现代防疫措施和20世纪以降不断发展的细菌学，令人口死亡率大幅度降低；在另一方面，它是整条现代瘟疫链条上的一环，产生的原因与传播的方式和速度均与全球人口高度密集和迅速流动的生存方式有密切的关系。参见唐纳德·沃斯特著，侯深译：《另一个寂静的春天》，《中华读书报》2020年4月29日，第13版；及美国《环境史》杂志在2020年第四期出版的新冠时代的环境史笔谈。这组笔谈共收录来自全球各大洲20位环境史学者的文章，其中约翰·麦克尼尔之文对现代人蝙蝠性——密集居住与全球飞行交通——的形成和新冠发生与传播的关系做了新颖的讨论。John McNeill,“Bats,Battiness,and the COVID-19 Pandemic,”Environmental History.Vol.25(Nov.2020):pp.635-9.
[11]Martin Melosi,The Sanitary City.
[12]梅拉尼·基谢乐在《味道侦探》一书中用嗅觉感知19世纪美国城市和它的环境改革。普通人仍然坚持瘴气理论对于难闻的气味造成疾病的推断，以此促进城市健康委员会推动一场场改革，解决垃圾和水源造成的气味污染给他们带来的健康问题。在此期间，遭遇了新的医学理论——细菌论，科学专业知识对污染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同原有的常识性感知之间形成矛盾，虽然双方面都在期望城市环境的改革。Melanie Kiechle,Smell Detective:An Olfactory History of Nineteenth-Century Urban America.
[13]Melosi,The Sanitary City,p.13.
[14]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如果麦乐西在2020年再版此书的话，会否出现第四个阶段？如果是第四阶段，究竟是新冠肺炎还是全球变暖会成为他的核心关注对象？
[15]Melosi,The Sanitary City,pp.358,366-9.罗伯特·戈特利布在《推动一个春天》中对环境运动向环境正义运动的发展，以及环境运动的主场又荒野向城市的转换有更细节的讨论。不过，关于环境平等与工业污染之间关系的最优秀著作仍然是安德鲁·赫利对印第安纳工业小城加里的讨论（《环境的不平等》）。见本书第一部分。
[16]Melosi,The Sanitary City,p.14.
[17]Melosi,TheSanitary City,p.20.
[18]亚当·罗姆在《自然之战、文化之战》一文中最早探讨了这个层面的矛盾与冲突，展示了进步主义时期这一问题的复杂性。Adam Rome,“Nature Wars,Culture Wars:Immigration and Environmental Reform in the Progressive Era,”Environmental History.Vol.13（July 2008）:432-53.
[19]Alice Hamilton,Industrial Poisons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McMillian,1925;Industrial Toxicology.2nd ed.New York:Scribner,1934
[20]数据来源为the online U.S.Census summaries,http://www.census.gov/population/www/censusdata/files/table-4.pdf.，2010年8月20日登陆。美国对镇的定义为2500人以上即为镇。
[21]参见U.S.Census Bureau,“Population of the largest 100 cities and other urban places in the U.S.,1790 to 1900,”http://www.census.gov/population/www/documentation/twps0027/twps0027.html.，2010年8月20日登陆。
[22]关于平民主义的抗议和失败，参见Michael Kazin,The Populist Persuasion:An American History,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Press,1998；以及Catherine M.Stock,Rural Radicals:Righteous Rage in the American Grain,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Press,1996。对重建结束之后，美国各个地区走出所谓的“孤岛”文明，为联邦政府与垄断企业连接成为一个整体，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经典论述，参见Robert Wiebe,The Search for Order,1877-1920,New York:Will and Wang,1967。在该书中，Wiebe指出，平民主义、原教旨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农业激进主义都是对此新秩序的抗拒，而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反抗者试图以他们所熟识的小环境来理解一个已经被纳入广阔体系中的大世界，试图以他们在熟人社会中运用的经验与习俗来掌控一个非私人的世界。
[23]关于简·亚当斯的研究汗牛充栋，最具有研究价值的还是其自传：Jane Addams,Twenty Years at Hull House,with Autobiographic Notes.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37.
[24]例如在《环卫城市》一书中，理查兹从未现身。在戈特利布的《推动一个春天》中，汉密尔顿扮演着美国自进步主义以降环境改革的核心角色，而理查兹只占据了两页的篇幅。
[25]Ellen Richards and Alpheus Woodman,Air,Water,and Food:From a Sanitary Standpoint.1st edition,New York:John Wiley and Sons,1900,p.1.
[26]Ellen Richards,Euthenics,the Science of Controllable Environment;A Plea for Better Living Condition As the First Step toward Higher Human Efficiency.Boston:Whitcomb and Barrow,1910.
[27]丹尼尔·罗杰斯著，吴万伟译：《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28]罗杰斯：《大西洋的跨越》：第114—117页。
[29]罗杰斯：《大西洋的跨越》：第162页。
[30]埃比尼泽·霍华德的名著《明日的田园城市》是城市设计史上的经典之作。霍华德期望通过新的田园城市能够结合城市的机会和便利与乡村的健康和美景，从而抑制大都市无序的蔓延。此书在1898年初版，名为《明日：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路径》（Tomorrow: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1902年再版时，改名为《明日的田园城市》。此书在北大西洋两岸拥有大量的拥趸者，在英国本土、德国、奥地利、美国都有以霍华德模式为蓝图设计的城市或者社区。Ebenezer Howard,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London:S.Sonnenschein &Co.,Ltd.1902.
[31]罗杰斯：《大西洋的跨越》：第168页。
[32]对荒野和城市关系的具体讨论参见第四章、第六章。
[33]在《大西洋的跨越》中有大量的相关讨论，还可参见克里斯托夫·德费耶著，唐俊译：《君主与承包商：伦敦、纽约、巴黎的供水变迁史》，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法文原版出版于2017年）；以及Melosi,The Sanitary City。
[34]从福柯开始，学者不断地解构进步主义时期形成对个人身体进行规训的合法性，例如2016年David Barns关于巴黎在公共健康问题的讨论：David Barns,The Great Stink of Paris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Struggle against Filth and Germs.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中国学者钟孜在其202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也对此问题专辟章节加以讨论，参见：钟孜：《法国城市水环境治理的历史变迁——以里昂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大学2020年博士论文。后殖民主义的论著关注类似的话语与改革意图进入被殖民社会之后，引发的争论，例如医疗史学者对中国城市向现代转型的研究，参见罗芙芸著，向磊译：《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35]Elmer E.Brown,“Health Morality and the Playground,”Proceedings of the Playground Association of America.Issue I(Aug.1907):p.30.
[36]自20世纪始，关于奥姆斯泰德的研究络绎不绝，其中最权威的著作仍然是Laura Roper在1973年出版的奥姆斯泰德传记。Laura Wood Roper,FLO:A Biography of Frederick Law Olmsted.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
[37]关于奥姆斯泰德同城市进步主义改革者的关系，参见拙著The City Natural。
[38]历史学家Ted Steinberg将之称为“有机城市的死亡”，参见Ted Steinberg,Down to Earth:Nature’s Role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Chapter 10。
[39]Editorial,“The Confiscation of City Parks,”Garden and Forest,Issue 64(1889):p.229;Editorial,“Keep off the Grass,”Garden and Forest,Issue 335(1895):p.291.
[40]从社会史的角度对中央公园的反思始于Roy Rosenzweig and Elizabeth Blackmar,The Park and the People:A History of Central Park.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
[41]Editorial,“Natural Beauty in Urban Parks,”Garden and Forest,issue 488(1897):p.251.
[42]Charles Eliot,“Parks and Squares of United States Cities,”Garden and Forest,issue 35(1888)：pp.412-3.
[43]关于汽车同荒野保护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参见Paul Sutter,Driven Wild:How the Fight against Automobiles Launched the Modern Wilderness Movement.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5.
[44]关于草坪与美国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参见Theodore Steinberg,American Green:The Obsessive Quest for the Perfect Lawn.New York:W.W.Norton,2007。
[45]参见Jennifer Price,“Looking for Nature at the Mall,”Flight Maps:Adventures with Nature in Modern America.New York:Basic Books,1999.
[46]关于食物和饮品批量生产中贩售自然的讨论，参加以下书籍：John Soluri,Banana Cultures:Agriculture,Consumption,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Honduras and the United States.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05;Kendra Smith-Howard,Pure and Modern Milk: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Since 190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以及Erica Hannickel,Empire of Vines,Wine Culture in America.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3.
[47]肯尼思·杰克逊：《马唐草边疆》，第13页及第三章。
[48]亚当·罗姆：《乡村里的推土机》，第8页。
[49]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对进步的质疑的描述与分析主要集中在该书的第四章：《开放空间：抵制景观破坏的早期活动》。
[50]Tom Lehrer,“Pollution,”1965.Tom Lehrer毕业于哈佛大学数学系，在东西海岸各个名校教授数学，与此同时，创作大量上榜歌曲。《污染》一曲所在专辑录制于1965年旧金山。Lehrer在20世纪70年代退出娱乐圈后，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校区同时教授数学与音乐剧史。
[51]Samuel Hays,Beauty,Health,and Permanence: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1955-1985.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52]亚当·罗姆：《乡村里的推土机》，第13页。
[53]在《乡村里的推土机》一书之前，尚无史家对化粪池、郊区环境与环保运动之间的联系加以分析。罗姆在书中指出郊区化粪池问题作为一个公众环境议题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对化粪池损害问题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公共卫生与社区景观方面；到60年代，人们开始关注水污染的问题，在70年代初，就该问题的讨论已不仅仅局限于人类健康，同时也涉及其他生命的生存与灭绝。罗姆认为有关化粪池问题的讨论与环保主义的在六七十年代的开展直接相关，它不仅仅体现了消费者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也凸显专业人士与政府机构对更为宏大、长远的环境问题的重视与参与，对环保运动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54]亚当·罗姆：《乡村里的推土机》，第116—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