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造“金山”
大部分矿工最终都将无金而返，口袋空空，一身病痛。当然，也有人在这场热潮中，赚得金银满溢、盆满钵满，他们投资新的采矿技术，雇佣更多的劳动力，深入山体，寻找母矿，那些在亿万年的地球进化历程中形成的金层。最初成千上万人自发无序的自由采矿时代迅速结束，很快，人们需要更强大的技术迫使深藏于河床之下的金矿袒露它的财富，这要求更有组织的资本活动。只有那些掌握母矿的人，而非淘得几块狗头金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大亨。[18]从自然的山体中挖掘到的财富，被留在当地，但是大部分流到那座兴建中的城市，为矿工购买设备、衣物以及最重要的供给——食物。更重要的是，当金矿的财富流入旧金山时，那座城市成为真正的金山。大亨们如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四大佬”（the Big Four）并非真正进入矿区，淘金挖矿，而是在淘金热的供给商业中发家致富，瞄准商机，投资铁路，获得修建西部第一条洲际铁路的合约，在1869年用铁路将这个城市、海湾与遥远内布拉斯加的奥马哈、密苏里的堪萨斯城，伊利诺伊的芝加哥联系在一起。[19]这些人成为旧金山的nabobs，曾经此词所指为那些通过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发家致富的英国人，此时，另一撮人在北美洲的西海岸找到了新的财富，成为新的nabobs，或者nobs。在1873年，旧金山的缆车系统通车后，他们在该城中心的山巅建筑其美轮美奂的豪宅与酒店，该社区自此被称为诺布山（the Nob Hill），雄踞于这座城市的地理与财富中心与巅峰。
比之东海岸的城市如波士顿或者中部与它同时期建立的城市如堪萨斯城，旧金山的崛起速度惊人。在1848年它的人口不过800人，到1849年激增至25000人。那一年来到这里的法国人埃内斯特·马谢（Ernest de Massey）自称是一位1849年的亚尔古英雄（Argonaut），前赴海外找寻他的金羊毛。他用生动的语言描述道：“两年前，这里几乎还是一片荒野。现在，各种类型、形状、性质的木屋、铁皮房簇拥在一起，五颜六色的帐篷撑起了一个圆形露天竞技场。这里居住着冒险家、浪荡子、破产者、逃犯、商人、擅离职守的水手、赌棍，还有无家无国的流浪汉。在他们中间还穿插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实人、工人和投机商。这就是距离我们两公里的景象。一个正在建造的伟大城市。”[20]到1860年，内战开始前夜，虽然淘金热在五年前便开始退却，但是城市仍然迅速扩张，此时它的人口是56000人，堪萨斯城的13倍。在1859年底来到这座城市的化学家威廉·亨利·布鲁尔留下他的惊叹：“一座不过十年历史的城市，它似乎已经有至少半个世纪的历史。宽阔的街道、恢宏的砖楼、甚至还在以最坚实的方式修建着很多花岗岩建筑，所有这些都赋予这个城市远比其实际历史悠久的面貌。”他又加上一句：“这里有着天堂般的气候。”[21]
与这座城市的堂皇建筑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它的“罪恶气质”。彼时的旧金山全然不是那个能令人们将心儿留在彼处的甜蜜城市，虽然小小的缆车攀上半山，浓重的雾气笼罩城市，但是它既不浪漫，也无温情。这是一个骚动的、残酷的、竞争激烈的城市，决意成为西海岸的纽约。腐败、暴力、堕落，一切大都市与边疆城市的特质都在这个城市中展露无遗。种族歧视与迫害无处不在，私刑、谋杀频频发生。《年鉴》通篇都在重复这个城市的罪恶，在淘金热发生的四年后，它写道：“在1853年，旧金山大部分居民的道德、智性与社会特征同此前数年间的评价无异。在这座城市中，仍然活跃着当初那种鲁莽大胆的能量，对享乐的喜爱，千金散去还复来的精神，一切如旧的艰辛劳动与狂野兴奋，假公济私与政府腐败，偷窃、抢劫、暴力攻击、谋杀、决斗、自杀、赌博、酗酒，普遍的挥霍与浪荡。”每一个来到这个早期城市的人都对这个城市随处可见的赌场印象深刻，对人们来说，淘金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赌博，大部分人都是输家，但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能够成为下一个赢家。当他们在矿区的运气不佳时，回到这个城市，温暖的沙龙里美女荷官掷下骰子的一刻，或者他们的命运便会改写。“牌在发，轮在转，色子在跳动，都是美女在操作，她们的技艺娴熟，计算精准，诱惑、出卖或者毁掉那些太急于变成受害者的倒霉蛋。”[22]到1877年从纽约乘坐头等舱，沿着修通不到十年的洲际铁路来到金门的富家太太米里亚姆·斯夸尔女士（Miriam Squier）记录说，当地警官告诉她：“一年之前【1876年】，中国城里大约有150个赌场，现在估计最多只有从前的一半，真希望知道它们的确切位置。”[23]
在这座罪恶、堕落，但是又增长迅速，具有某种迷人气质的城市背后，是如赌场的骰子般飞速旋转，丝毫不受约束的私人资本，虽然在这座城市中，暴力与歧视发生在每一个社会阶层与种族之间及其内部。在1858年，年仅19岁的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离开家乡费城，来到旧金山。如同千万初来乍到者，他一度幻想过前往矿区，试试自己的运气；但是各种机缘巧合下，他进入新闻业，在当时已经寸土寸金的旧金山安家立业。他成为一名记者，并且在19世纪70年代创办了自己的报纸，不过举步维艰，几度陷入赤贫，甚至沿街乞讨。这座新兴城市的巨大贫富差距和资本毫无餍足的聚敛令他陷入对整个社会的思考，而当他去往纽约，在那座已有200余年历史的城市中，他惊异地发现贫困并非一座城市初期的问题，而是他所处的文明的痼疾。在1879年，他出版了被誉为加利福尼亚出版史上最重要的著作——《进步与贫穷》，该书在当时便卖出300余万册，在思想层面开启了美国的进步主义时代。此后的很多人都成为乔治主义者或者深受他的影响，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发生之后的“回归土地”倡导者如拉尔夫·博索迪和司各特·尼尔林。在这本书中，乔治认为其时代最大的谜团在于为何科技如此进步，而如此之多的人生活在贫穷之中。他最终的结论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土地的垄断，少数人占有了土地，以极高的价格租赁给那些穷人，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对私人财产征收单一重税，唯其如此，方能重建社会正义。[24]
如同大部分进步主义者，乔治的关怀仅止于社会正义。虽然他看到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一切并非为任何个人所创造，由此任何人也无正当的权利垄断之，但是他并未看到伴随社会贫困而来的，还有深受重创的自然。进步的创造并非人类伟大头脑发明的技术所独享的专利，在旧金山、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堪萨斯城，所有这些新兴的大城市中，人类的财富与进步都首先是，也始终是对自然财富的攫取与转化。如果说在初建30年间的旧金山，暴力构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形态之一，同样的暴力也被各个阶层与种族施以自然之上。波士顿、堪萨斯城、旧金山拥有的唯一共同地形特征在于，其城市不是如纽约曼哈顿那般一马平川。所以三个城市在建立过程中，都采用共同的手段，铲平其中部分山丘。不同于波士顿与堪萨斯城，旧金山的山峦与沙丘连绵不断，几乎没有可能被彻底平整，但是从这个城市初建之时，人们便义无反顾地开始了这项工作。《年鉴》写道：“虽然对航海时代的目的而言，旧金山海湾之滨的位置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此处在土地上的扩展方面的确有所欠缺。在充裕的平整空间上建立一座如此伟大、不断增长的城市的需求已经被部分纠正，当然为之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从水中创造建筑用地，降低环绕这个地方的无数沙丘，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彻底清除沙丘的整座山体。为了这些挖掘、填埋、打桩、覆盖、铺木板，一次次地平整道路，以及转移、建造、再建造那些房屋从而适应被改变的路面高度，人们花费了数以百万计的金钱。”[25]《年鉴》的作者没有提及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在西班牙早期殖民者眼中一片荒凉，但是仍然遍布野薄荷、土壤、动物与植物的地方也被彻底地填埋在这座崛起的城市之下。
如果说平整沙丘是建造一座城市所不得不付出的环境代价，那么旧金山湾的填埋则创造了更多环境征服故事中意料之外的结果。在萨克拉曼多河上游的山区采矿的矿工用形形色色的工具与技术制造了大量的碎石，当黄金被分离出来后，碎石顺流而下，同其他的沉积物共同流入旧金山湾，填埋了曾经在那里繁茂生长的各种水生生物。在整个采矿故事中，最狂野的操作是“水力采矿”，这是加利福尼亚矿区的伟大技术发明，不但在上游的山区制造了最为严重的环境破坏，也对下游的旧金山湾带来了巨大的生态灾难。在加利福尼亚山体上成百万上千万吨的石块、沙砾、泥土被强有力的水龙冲下，流入河流，最终进入旧金山湾。伴随在旧金山市本身有计划进行的填埋，最终整个湾区的水体面积缩小了1/3。[26]旧金山湾的整个生态系统被这场持续的填埋不断侵扰，但是，受害者并非仅是湾中的候鸟、牡蛎或者螃蟹。无论是在海湾沿岸填埋而成的新土地，还是市内的盐水沼泽被垃圾、沙砾和碎石覆盖的建筑用地上，都修建了大量房屋。在这一点上，作为海湾的旧金山与同样处于河湾，有着大量沼泽的纽约完全一样。[27]但是不一样之处在于，旧金山位于整个北美洲最危险的断层带之上，一旦发生地震，原本看似坚固的地面塌陷，变成一滩污泥，成为地震中损失最重的地区。[28]
整个建造金山的过程正与毁去自然之山的过程同步。在这个依傍海湾的西部城市中，人们的欲望、行为，对金钱的追逐，对自然的征服似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它似乎正如桑德伯格诗篇所言，是“新的城市，新的人民”，在充满明天的海洋与天空之间呼吸着自由的空气。然而，当真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