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掀开盖子的地狱”
1866年，美国内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南部的城市与乡村仍然在千疮百孔的土地上寻找新的秩序，战争的阴云却已在北方的天空消散。俄亥俄河上的汽船穿梭往来，东北部的城市间每日奔驰着数以百计的列车。在这一年，詹姆斯·帕顿（James Parton）乘坐火车造访匹兹堡——美国工业景观中最活跃的城市，该城在内战中因其发达的军工业而聚敛了大量的财富。此时的帕顿44岁，是他的时代中最著名的传记作家。他的传主包括富兰克林、杰弗逊、杰克逊这样的政治人物，也不乏伏尔泰、格里利这样的文化精英；与他同时代的大部分男性作家不同的是，帕顿对女性，特别是具有强大智性魅力的女性给予特别的关注，撰写了《时代的杰出女性》一书。在帕顿而言，这并不令人意外，毕竟他的妻子是当时美国最杰出的女性专栏作家范妮·弗恩（Fanny Fern），一位比他年长十岁，虽不貌美如花，却才智绝伦的女权主义者。帕顿的匹兹堡之行令他如此印象深刻，以至于他从与那些多姿多彩的历史人物的周旋中暂时抽身，为这个城市写下了一篇充满画面感的传记，名之《匹兹堡》，于1868年1月发表于《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1]正是在这篇城市传记中，他写下了这句著名的短语形容匹兹堡：“掀开盖子的地狱”（hell with the lid taken off），其出名程度虽不能与其妻的名言“抓住一个男人的心要通过他的胃”（the way to a man’s heart is through his stomach）相媲美，但仍然广为后来形容空气污染的作家、学者所引用。
在这篇文章中，帕顿描绘的画面传递着既怀忧虑和叹惋，又具乐观和自豪的信息。作为一位以记录西方文明中的卓越人士著称的东海岸报人，而非像梭罗那样着意于思考、书写自然的边缘人，帕顿的信息可能更能反映其时代对待城市与工业文明的矛盾心理。在文章的开篇，他毫不掩饰地赞美道：“在而今环绕着汽船、覆盖着满是灰尘的房屋，在十一月的烟雾中几乎肉眼难见的大地低处，现代历史开始了。”对帕顿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人而言，现代历史意味着工业与城市文明，正是在匹兹堡，这个位于阿勒格尼、莫农加希拉和俄亥俄三条河流交汇处的城市，开启了美国文明的新篇章。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伟大河流的交汇处，汽笛轰鸣，贸易如织；也不仅仅是刘易斯-克拉克探险的起点，通向丰饶西部腹地的门户——每一个中西部城市都以此自称；最重要的是在它的山脉中，蕴藏着点燃现代文明之光的燃料，数百万年前的生物残骸化成的黑金——煤。如此之多，如此之好，可以满足现代人的所有工业野心。“所有俯视匹兹堡的群山，所有那些在匹兹堡身后的河流处隆起的山峦，都有着四到十二英寸厚的煤层……它就是一块巨型的煤糕……均匀的、紧实的，就好像这个地区曾经是一个液体的煤湖，大山被抛掷其上，将它压成了固体。”帕顿写道：“匹兹堡的‘伟大事实’便是煤！”钢铁制造业可以被带往产煤地，但是将煤带往钢铁产业则得不偿失。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当工业化的汽笛鸣响后，对煤的需求急速增加，煤产量飞速上升，匹兹堡周围的四个县，在1850年时，产煤量不过50万吨，到1870年，变为550万吨，1881年1160万吨，1911年则高达6600万吨。[2]
当然，更妙的是，匹兹堡拥有的并不只是煤，在帕顿看来，这里还混合着工业文明所需要的各种自然财富，面对它们，帕顿完全释放出他对征服自然的热情和满足：
勇敢而坚韧的人们利用一直对我们的控制做出最强烈抗拒的物质进行着高贵的战争，这些物质一旦被征服，便能够最好地服务于我们；在【匹兹堡】周围的山峦与峡谷中，自然以不均匀的挥霍形式储藏着这些物质。除了在蜿蜒的半山腰放置厚厚的一层绝佳的烟煤，在山体中积蓄无穷的铁储量，在它们的脚下潜藏着深不可测的油井与盐水，自然在它们的基石周围环绕着可航行的河流——阿勒格尼与莫农加希拉——在匹兹堡，它们交汇形成俄亥俄河，赋予这个城市去往世界上每一个港口的出口。主要是在匹兹堡，宾夕法尼亚山峦中的物产被转化为财富，在这个世界上进行分配。现在的疑问不是为何匹兹堡成为拥有23万定居者的数个城镇的集合体，而是，坐落于如此制高点，它为何不是美国最繁华，人口最多的城市。
如此欢欣鼓舞，充满着物质性的基调贯穿着19世纪美国的演化历程。彼时的美国人赞美民主，赞美自由，赞美野心，同时他们赞美自然的物质性。在美国社会从农业向工业与城市转型的阶段，他们远比后来的城市美国人更清晰地看到“第二地球”的物质丰裕对这个年轻的国家和它所着意建立的一个个新兴的城市意味着什么。正确的精神、制度和资本必须仰赖自然的物质方能创造更多的财富，而自然也必须在这些“勇敢而坚韧的人们”手中变得高效而有序。
正是由于如此完美的结合，让帕顿在层层浓烟中看到城市工业主义的胜利和令人心生敬畏的美感。“那些在夜晚来到匹兹堡的人们首先看到的是矗立在他们面前的黑色山峦，在其侧，有六团燃烧的火焰，排列成行，如同六只热烈的眼睛。”但是如果人们因之而想象在山后将是“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的红热劳动景象，他们将大错特错，人力的时代已在退隐，那是焦炉在昼夜不懈地行使它们的职责，将“浪费的煤尘”转化为可用的焦炭。当他来到煤矿时，眼前的景象令他无法抗拒地坐上索道车，进入山体，探寻矿道的幽深，感受文明的伟力。他对工业景观的赞美，充满着拟自然化的类比，一如惠特曼在《草叶集》中对自然、工业和城市一视同仁地高歌。帕顿的描写染上了惠特曼的笔意，毕竟他的妻子对惠特曼的诗篇深怀粉丝般的热忱。在他即将结束在匹兹堡一日的漫游之际，他被带往一处山崖，向“深渊”（有趣的是，他使用了abyss一词）张望时，他看到“最令人瞩目的奇观”。深渊中黑烟滚滚，蒸汽锤声阵阵，他写道：“找寻奇景无利可图；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欣赏如尼亚瓜拉瀑布那样的壮观景色的话，他只需要沿着匹兹堡的克里夫路（Cliff Street）上山，向下看去——掀开盖子的地狱。”在他的认知中，最伟大的自然奇观与最伟大的工业壮景可以等量齐观。
如果这里是地狱，那么在其中被惩罚、涂炭的又是什么？显然不是这座伟大的、勃兴的城市，或者那些巨大的、冰冷的机器，也不是在浓烟中志得意满地生活的匹兹堡人——虽然他们中间，只有最时髦的年轻姑娘会偶尔穿上花枝招展的衣裙，其他实用而勤俭的男男女女则衣着素朴、深沉，因为任何衣物在走过半个街口之后便会蒙上一层黑黄色的煤灰。对必须每日进入“深渊”工作的矿工，帕顿表达了有节制的同情，这些人除了大批在马铃薯危机后前往新大陆寻找新生活的爱尔兰人，还有数以千计的德国人与威尔士人。但是，帕顿并没有像19世纪晚期的那些进步主义者那样如此关切这些工人的工作空间，认为工作环境的改善是提高工人待遇的关键部分之一。在1904年，左翼小说家辛克莱出版《屠场》（The Jungle）时，芝加哥的城市烟尘与屠场恶劣的气味、污水、嘈杂已成为重点的批判对象。后者的认识源于现代医学对于环境和呼吸道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在帕顿的时代，虽然他对浓烟有着审慎的疑虑和本能的排斥，但这仅是某种感性的认知。当他在暗无天日、烟雾滚滚的城市中进行一日之游的时候，他一再写道：“烟雾、烟雾、烟雾——到处都是烟雾”。一天的光景中，仅有下午的半个小时他们可以在自然光下看书，其余任何时候，这个城市都点亮所有的煤气灯。当帕顿忐忑地询问本地人是否会憎恶这样的浓烟，他们告诉他，当然会有些不便，但是那些外地人是被自己长期所受教育的偏见所左右，一旦他们超越自己的偏见，便会发现这些浓烟不仅可以杀死疟疾，还有益于视力。“本地的哲学家”意味深长地说道：“真正有害的空气……不会告诉人们它们包含有毒的物质，是以当我们吸入死神时，我们仍然在享受着每一口空气；而此处烟雾的邪恶仅存于想象当中，事实上，它能够破坏空气中所有对生命有敌意的东西。”帕顿对此宏论将信将疑，却无言以抗辩，虽然他不无讽刺地说，一个更为明显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匹兹堡人搬去距离烟雾数英里地的上风处。最终，帕顿预言道：“在未来数年中，可能匹兹堡的深渊将仅为工厂与‘工作’所占据，几乎所有人都将拒绝在烟雾中生活的特权。”
或者，对帕顿而言，烈火、烘炉、浓烟、深渊，仅仅唤醒了他对但丁《神曲》的视觉想象，而并未深思在这个“掀开盖子的地狱”中究竟是什么在受到煎熬。他的视线为人工照明的城市光亮所虏获，因此，他虽然揭开了地狱的盖子，却无意探究地狱中的生命与事物。对于在热火朝天的工业伟绩中遗失的自然之美他并非没有惋惜，当他从辛辛那提乘坐火车穿越长长短短的隧道，前往匹兹堡时，从莫农加希拉河南岸北望，他哀叹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这更阴郁的远景吗？这些山峦，曾经那样浑圆美丽，与景致如此和谐，已被砍倒、片割、刺穿、倾斜、弯曲，在其上建筑，在其下修建，直至它们从前轮廓的每一丝痕迹都被抹杀，却未从人手处得回分毫补偿的美丽。”当他远望烟幕下黑色的匹兹堡时，抚今追昔，慨叹此处在百余年前尚且白人罕至，而今“我们为它找到了更好的功用。但是，那些更好的功用对此景观的夺目之美带来了怎样的浩劫”。然而，很快，他的叹惋被匹兹堡的浓烟所遮蔽，最终消失在对工业胜利的欢庆之中。一个城市时代到来了。
美国的自然景观、社会景观与思想景观在这个新时代中都将为城市所主导。如果从生态角度来定义城市时代，它具备以下特点：首先，在全国性市场与交通网络形成的同时，城市成为各类自然资源与农产品的集散地，生产地与消费地；与此同时，即使最为遥远偏僻的乡村与荒原都变为城市某种程度的腹地，自然的经济体系与人类的经济体系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自然被资本化的同时，越来越多地区的生态系统随之解体。其次，专业化，这一城市时代的特殊产物，成为人类管理自然的最为重要的手段。在此之前，人类在自然界的活动往往仰仗个人经验与本地知识，但是，在19世纪后期，大量专门化的职业开始出现，建立自身的规范，界定其内涵与外沿，整个时代洋溢着专业化的精神与对专业知识的尊崇。在运用专业知识整饬社会的同时，很多当时的专业人士，如各种类型的工程师、景观设计师、城市规划师、园艺师、林业管理者、农学家等等，开始将之用于对自然的规划与改造上。第三，政府开始以法案、设置专门机构等方式介入对自然的管理，在力求改变放任自流，个人主义的经济模式的同时，也强调政府对运用自然资源与保留自然美景的责任。第四，也是城市时代最为显著的特征，便是在这个时期，大量人口脱离土地上的劳作，进入工厂与城市，因而切断了他们和其所摄取、消耗的生活资料之间的直接联系。这一变化的出现并不仅仅标志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同时也意味着传统的人与土地关系的颠覆。
城市时代的出现对美国社会与自然环境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影响，这其中包括在人与自然关系发生改变后，带来的巨大的道德冲击。这并非是美国独具的现象，而是任何一个由农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国家都会经历的变革。大西洋两岸的欧美国家纷纷于此时步入城市时代，人们离开农村与农耕活动来到城市谋取生存机会，动摇了原有的农业社会道德规范，从而令时人产生对城市时代的道德忧虑。然而，这一变化在美国所引发的社会反响或者造成的社会震撼尤为强烈。毕竟，百余年间的农业共和国情结尚且萦绕在社会各阶层许多人的梦想当中，而工业的烟尘与城市的嘈杂却已在三百年前仍是荒野的土地上嚣张弥漫。美国农业共和国理念的核心建筑在自耕农的道德准则之上，这一准则包含的不仅是带有普世性的农业社会道德规范，如克勤克俭，纯朴诚实，它还带有相当鲜明的美国特质，强调对土地的拥有以及在土地上的劳动所保障的自由与民主精神。因此，当这一道德准则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受到威胁，人与土地之间的纽带被割裂之后，人们开始担忧这个在工业与城市化进程中昂首奋进的社会，可能存在道德沦丧的危险，从而动摇美国对自由与民主的笃守。人们开始赋予自由与道德以城市时代的新定义，一个外延与内涵都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