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家的在场
美国的城市和腹地确乎主要是新经济体的创造，深受现代资本主义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克罗农无疑是正确的。从早期的皮毛贸易商到西进道路上的供给站，到次序建立的商会（chamber of commerce），到跨州甚至跨国的垄断集团，源源不断的私人资本流入西部。克罗农同样注意到技术与资本的合谋，正是那些拥有资本、掌握技术的人创造了市场，控制着气泡的生产过程。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在城市的草创过程中都贡献甚微。除了华盛顿特区，美国其他城市在资本的泡沫中诞生。摩门教在西进的过程中建立若干小镇，不过它们中的大多数在还未形成气泡之前，便已被其他的气泡吞噬。盐湖城可以膨胀成一个庞大的气泡，正因为其领袖们自己变身为资本与技术的所有者。但是克罗农以及许多撰写美国城市创建史的学者都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国家一直在场。诚然，同欧洲、亚洲，甚至加拿大相比，国家在美国城市的早期历史中都面目模糊，甚至无从察觉。但是当我们将美国的城市历史串联成为一个整体，而非一个个单独城市的传记去考察时，国家从资本的障蔽中浮现出来。在19世纪，或许它尚不是一个庞大的、无所不能的机器，却仍然是城市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组织性力量。
美国从建国伊始，便是一个以资本主义为其基本经济与文化信仰的国度，国家的职能不仅在于维护安全，更在于通过法律和制度的建立鼓励个人追求财富的最大化。但是，如何实现财富的最大化，仅仅依靠信念与野心或者资本与技术殊为不足，它需要真正意义的物质基础：土壤、水、能源、矿产、植物、动物。因此，从建国到19世纪末，占据美国国家职能核心位置的举措便是以掠夺、购买、战争、兼并的方式为美国获取更多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资源。与此同时，国家还是交通和通讯的赞助者。从伊利运河的修建，到从东向西的驿站的设立，到代表文明进入荒野的电报线的延展，到铁路公司所接受的大面积赠地，国家于城市得以在曾经土著纵横的土地上崛起的进程中从未缺席。
整个获取土地的过程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过程。1803年，托马斯·杰弗逊在获得国会的批准之前，迫不及待地签署了同法国之间的条约，史称“路易斯安纳购买”。这是一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土地交易，密西西比河以西214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划归美利坚合众国版图，令其面积翻倍。从1818年到1853年，美国的版图继续西扩，无论是以购买、条约，抑或通过战争、兼并，所有的获取过程都是鲜明的国家行为。至此，美国由最早的东部13州变成跨越北美洲，毗邻两个大洋的大陆国家。在1867年，美国从面对内忧外患的沙俄手中购买阿拉斯加，为其面积再添近60万平方公里；1898年，合并夏威夷，二者在1959年分别成为美国的第49、50个州，美国的地图终成今日的形态。
面对如此广阔的国土，这个年轻的国家秉承《1785年土地法令》的精神，将之进行网格化的切割，进而分配。只是这一次，国家之手更为清晰，它不再仅以土地贩子的身份出现在土地分配的过程中，而更多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和捍卫者。在1862年内战陷入胶着状态之时，对美国西部命运，以及成千上万男男女女的生活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法案《宅地法》颁布，伴随此后一系列相关法案的签署，最终，近美国国土1/10的土地被免费发放给近160万宅地农，保障他们对自由和财富的追寻。大量土地被赠予铁路公司，以鼓励私人企业加入国家的阵营，共同实现这个国家所谓的“天定命运”，一个对自然进行全面开发的大陆帝国。“属于你和我”的土地上被插上了“private property,no trespassing”（私有财产，严禁非法入内）的标识。
此标志象征着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巨大吊诡：从建国到19世纪后期，美国的自由放任政策得以贯彻的基础是对土地上的他者的驱逐、杀戮、圈禁与奴役。这些被他者化的群体既包括人类物种中的其他族裔——美洲土著与黑奴，也包括非人类物种——本土的植物与动物，此去除他者的过程是在国家的积极指导甚至直接参与中完成的。如果黑人和奴隶制始终是美国朝野上下争论不休的议题，对美洲土著的驱逐一议他们则是有志一同。无论是对其文化的破坏，还是对其生存资料的灭绝，美国联邦政府展现出国家的强大力量，而非自由放任的风格，它所书写的远不止是一部社会、文化史，更是一部生态的历史。早在1831年，托克维尔漫游于美洲大陆之际，便已对美洲土著和其自然环境的变迁之间的密切关系有着敏锐的观察：“赶走他们的猎物，其后果等于我们农民的耕地变得贫瘠不毛一样。不久以后，他们的生活手段几乎完全丧失。”[29]该年是《印第安迁移法令》（Indian Removal Act）实施后的第二年，托克维尔直接见证了“血泪之路”上的迁徙，并且认识到联邦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写道：“今天，对印第安人的剥夺，经常以一种正规的或者可以说是合法的形式进行。……因此，这些州全是靠暴力把印第安人撵走的；而联邦政府则利用它的许诺和财力，帮助了这些州驱逐野蛮人。这些措施虽有不同，但它们所追求的目的是一致的。”[30]
当然，托克维尔其生也早，没有看到此后在大平原上完全由联邦政府推动的集体环境暴力，出动联邦军队对野牛进行的屠杀。带领北方向海边进军，最终战胜南部邦联，令内战成为一场生态意义上的“全面战争”的舍尔曼将军，在内战结束后成为清除野牛障碍的急先锋。[31]在此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言论由中将约翰·斯科菲尔德所发。当他在自传中回忆其在1870年前后指挥大军对野牛发起的猎杀时，他写道：“在我的生命中，我最渴望的职业便是击败那些野蛮人，杀光他们的食物，直至在我们美丽的国家中不复存在印第安边疆。”[32]美洲土著、野牛与国家在此宣言式的字句中清晰地呈现，虽然有学者认为美国联邦政府从来没有直接颁布猎杀野牛的政策，因此，野牛的消失不应当完全由联邦军队背锅，但是军队的出动是一种国家行为。[33]他们加入对野牛的市场猎杀，使零散的个体行为成为国家的合法化的暴力，使之成为同内战一般的爱国行为，最终导致一个曾经占据整个大平原的优势物种近乎灭绝。
在整个获取、分配土地的过程中，官方与民间的话语基本达成一致。国家获取土地，是为了实现最大程度的个体自由，以缔造一个有别于旧大陆的民主而道德的国家。在此缔造过程中，国家应当，也只应当提供对其公民个体寻求财富与自由的保护，除此之外，不应有其他干涉。自由放任政策的背后最强有力的支持正是“美洲的横财”，这片看似有着不竭资源的土地，换言之，北美洲的自然允许美国向其民众许诺自由，国家在对其公民行为的自由放任政策中演绎的思想内核是对自然的征服。
至20世纪初期，如前文所言，当腹地的开拓遭遇自然最坚定的阻碍时，自由资本主义终于需要同国家合作，将最终的权力让渡给后者，以获取征服严苛自然的资本和技术。国家从此时开始宣告自身在决定城市事务中毋庸置疑的角色，从幕后正式转入前台。这一角色只会因气泡的膨胀而变得膨胀，因为城市对于腹地的需求变得更加复杂，已不再是国境线内的资源可以满足。当二战结束，美国以及它所领导的工业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时，腹地的开拓便远不再是一项城市事务，而是国际政治中的重要议题。从化石能源到木材到其他工业文明所需的矿物质，都敦促国家在国际腹地的构建中更积极、更强大，而这背后的驱动力恰恰在于不断增长的城市需求与不断萎缩的腹地资源之间形成的生态悖论。
但是，也正在国家开始披挂上阵，直接为新的城市的更大发展谋求更广阔、更丰饶的腹地之时，它也开始扮演阻止城市在自由资本主义的驱使下无限制膨胀自身气泡的角色。城市与自然之间的纽带不仅仅是它们之间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当遥远地带的自然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入东部各大城市；支撑着它们的成长与扩张，一股逆向的潮流以波士顿、纽约等城市为中心，缓缓地散入美国，乃至整个北美大陆的各个角落。这是一股思想的潮流，虽然它的流淌对地貌的改变较之城市流出的资本潮流远为缓慢，但是它仍然在这块新大陆的自然体系中遗留下它的印记，或者更为持久，更为深刻。在这条思想潮流中，它的主流可被称为自然保护（nature conservation），一种不单纯强调功利主义的资源保护，也强调审美意义和生态意义的环境保护意识与改革。这场改革是另一场国家与城市的共同努力，居住在城市的人群呼吁国家以立法的形式保留那些在城市恣意扩张的过程中遗失的自然，国家则开始强调自身管理自然的另一重角色，作为保护者而非开发者的角色。在博任纳看来，建设国家公园，设置荒野保留地，也是“星球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地区同样被城市化了，唯一的不同是它们的功能是城市休闲与娱乐的腹地。然而，如果我们深入这段历史，从其建设的初衷到当下的反思，我们所看到的都将是一种更复杂的生态思考。最终，当这些地区在城市人渴望弥合其“情感断裂”的驱动力之下被建立之后，这些地区的存在将超越人类的自我观照，有着自身的运行方式和存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