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由为名对抗以健康为名
城市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作为一个庞大的、开放的、持续变化的生态系统，它是多孔质的、可渗透的，就某种程度而言，类似一个有机体。[9]煤烟污染仅仅是城市的运行向大气渗透，通过空气的流动，返回生物体，包括人体自身多孔质身体的一种表现。无论在匹兹堡，还是纽约、波士顿、底特律、洛杉矶，大大小小的现代城市还罹受各种不同形式、性质的渗透，它们通过气体排放、工业生产、人体排泄，以及各种其他形式的废弃物，以水、土壤、空气为媒介，最终回到在城市生活的有机物的身体内部。城市人与自然之间最可被感知的联系便是通过他们的身体，正是身体的存在、机制、健康、病患，不断提醒着用各种文明材料将自己包裹、武装起来的人，超越自然只是现代人狂妄的幻想。
造毒与罹毒是现代城市的共性，也是同传统城市之间最大的环境区别。所有的城市，无论传统与非传统的，都拥有生产食物与能源的腹地，不过腹地的大小，承受的压力，提供的物质有所区别。所有的城市也都是一种简化的、高度驯服的生态系统，对多样性生物的栖息地造成影响，只不过影响的途径和程度多有不同。所有的城市也始终处于自然的危险和限制之中，洪水、地震、飓风、山火、病菌，现代城市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技术增强了自身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和救助功能，也从另一个角度也加剧、甚至制造了更多的自然灾难。[10]但是，与现代工业城市相比，传统城市不具备造毒的能力，因而也不需承受毒素的侵害。这并不是说传统城市比之现代城市更加安全，毕竟世界上大多数城市远离战争的威胁不过是最近不到100年间的事情；何况，城墙虽然多少能够阻挡入侵者的军事进攻，但是在巨大的自然灾难之下往往不堪一击。瘟疫更是如影随形，是人类历史中的常态，在极端的时候，其破坏力无异于屠城。此外，欧洲与亚洲的古老城市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污水与排泄物的困扰，不过，在一个城市能够良好运转的时候，这些生物体所制造的污秽之物会被乡村回收，实现城乡之间在能量层面的新陈代谢。
这一切旧有的城市运行方式，一种生物性与物理性的能量交换关系，在新的工业化城市到来之际被瓦解而后重构。旧有的生物与物理性交换并没有消失，但是它们所建立的生态秩序在新的化学变量的渗透中被彻底重组。化石燃料的使用、加工，化学工业的成熟、壮大与批量生产带来的是自然无法降解，或者需要漫长的时间方能降解的毒素，它们悬浮在空气中，浸透在土壤里，流动在水中，沉淀在食物中，储存在野生与驯养的动植物中，最终返回人体。这是强大的新技术赋予城市的新能力，最为吊诡的是，每种新技术的出现都是为了解决城市所面对的问题，但是每种解决方式都制造了新的更大的问题，直至现代城市完全浸泡在各种各样人工合成的毒素之中，而城市人以及其他生物都在不可见的毒汤中潜泳。
这些问题的出现是每个自愿或者被迫进入工业革命，用现代技术改造城市环境与生活的地方都会遭遇的问题，时间或有先后，程度或有轻重，但是在城市环境的反应上有着高度的共通性。但是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形成这些城市问题的原因并非全然相同，解决之道更有很大差异。19世纪的美国是一个自由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人们可以自由地买卖土地，自由地挖掘矿产，自由地砍伐森林，自由地燃烧煤，自由地排放污染，任何一种对这些自由的管制都会招致强烈的反抗。如果说在其他国家对抗环境管制最强有力的武器是对经济增长的需求，在美国则是自由与增长的共谋。在这个国家，自由是一张无往不利的通行证，而最终，不同层面的环境改革都将同这张悠久的美国通行证相对抗，重新界定自由的边界与内涵。在城市中，健康成为阻挡这张万能通行证的终极关隘。不过，正如马丁·麦乐西在他百科全书式的巨著《环卫城市》中指出的，健康同样是一个变化的概念。在直接针对身体所言的健康之外，同样变化的是人体健康与公共健康和环境健康之间的关系。[11]
麦乐西在这部书中主要围绕环卫城市的三个方面展开讨论：净水的供给、下水的处理和垃圾的管理。他将美国的环卫服务（sanitary service）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殖民时代到1880年，他将之称为“瘴气时代”（the age of miasma）。在这个时代中，人们的健康危害知识，特别对于传染病的认识，来源于传统的瘴气理论，认为是肮脏的、臭气四溢的味道造成了对健康的威胁，而这些味道的来源或者是水，或者是垃圾。[12]如何提供洁净的饮用水和处理污水，成为这个时期讨论的核心问题。这个时期美国的供水与污水系统是英国公共卫生与工程学专业知识在美国的移植与改造，也正是在此期间，在美国一些相对成熟的城市中，出现了被麦乐西称作“原始系统”（protosystem）的上下水系统，成为后来现代系统的基础。
第二阶段从1880—1945年，在此阶段中，细菌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疾病来源的认识。既往的瘴气理论逐渐为细菌理论所取代，在公众健康的层面上，可以看到对固体垃圾、废水和清洁水源的供给都有了更广泛的讨论。不过正由于细菌理论的出现，让专业知识对于健康的讨论和目标都向医疗手段倾斜。在另一方面，麦乐西写道：“虽然关于疾病的细菌论与污秽论之间的冲突早已解决，但是从环境的角度看，污染的生物形式持续占据上风，压倒了人们对化学源头，特别是工业污染中的化学源头更好的理解”。[13]
第三阶段从二战结束到2000年，麦乐西称之为“新生态学”阶段。[14]不过麦乐西的思考重点并非生态学的总体发展与城市生态学的启动对这个时期环卫城市转变的影响。他更感兴趣的问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郊区蔓延造成新的环境压力和环卫设施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原有环卫设施的陈旧、退化造成的新污染同城市预算的紧张之间的关系。两个方面的合力，让城市在环卫管理上越来越倾向于接受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资助，交换的条件自然是接受它们更深入、更广泛的干涉。他写道：“到20世纪70年代，几乎在每个城市的市政预算中，联邦和州政府的资金都是基本的组成部分。”不过，麦乐西并没有忽视此期间兴起的环保运动对新环卫城市的形成产生的影响。从资金和管制的方面，联邦政府越来越多地介入城市的环卫事务；但是环保运动，特别是草根环保运动对“环境正义”和“平等”的诉求则成为城市政府必须直接面对的议题。[15]而从环境知识与环卫城市的演化而言，麦乐西指出新生态学带来了对“环境风险”（environmental risks）的认知，也就此带来了人们的关注点从“污染的纯粹生物形式向化学/工业污染物和来自市政下水系统污染”的转移。[16]
在环卫城市政策与基础设施的演化层面上，麦乐西的观察无疑是全面而透彻的；但是如果转移一下关注的焦点，不是集中于健康理论同环卫社会之间的关系，而是思考在美国城市中尤为突出的健康与自然的对抗之上，则有了另一种划分方式。以1945年为分水岭，第一阶段集中于对人体健康与公共健康之间的考量；第二阶段则开始重视人体健康与环境健康之间的联系。这两个阶段并非截然相分，它们之间有着大面积的重合，也掺杂着大量关于其他社会与环境问题的思考。第一阶段后期所形成的环境知识和积累的环境与社会问题，成为促发向第二阶段转变的关键原因。
在第一个阶段中，公共健康的问题不只是健康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道德的问题，因此，维系个体的健康与否虽然是一个人的自由，但是，他/她没有自由妨害公共健康，因为后者几乎与道德相等同。在瘴气理论盛行的时候，肮脏的味道与腐败的道德之间密不可分，瘟疫的到来也经常被解释为上帝的惩戒。这也是为什么在旧大陆的病毒来到新大陆，杀死的土著远高于白人时，白人深感上帝站在他们一边。像著名的清教神父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在目睹土著人纷纷死于天花时，真诚地相信：“上帝为了更好生物的成长而清除了有着危险生物的树林。”宗教信仰与对健康的道德解释夹杂于他们对英国习惯法中反公害（nuisance law）的继承当中，形成了殖民地和早期美国应对垃圾、上下水、空气污染的策略的思想底色。正因为公共道德占据如此之高的地位，最秉承清教行为准则的城市——波士顿建立了最早的健康委员会，以之约束人们制造公害的自由。[17]这样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因为细菌革命的出现而中断，整个进步主义改革之中，细菌理论在中产阶级的改革者那里被再次微妙地转化为关乎道德与公共健康的问题，不过此时的道德问题不仅是白人与有色人种，中产阶级与劳动阶级之间的冲突，更表现在新移民与旧移民对城市需要何样的自然环境方能保证公共健康的博弈之上。新移民基本来自欧洲和美国的乡村，因此双方之间的矛盾也是城市与乡村对健康、自然和自由的理解之上的矛盾。[18]从一战到二战，正是国家利益、公共精神在这个国家中拥有最庞大的拥趸者的时期。虽然在20世纪上半叶，科学家们已经明确地知道美国城市，甚至整个美国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已不再仅是农业时代如何明智、有效地保护、利用资源的物理性质和经济领域的问题，健康问题也不仅是细菌带来的生物性问题，而是工业和城市所制造出的化学问题。例如医生、化学家和健康改革者艾莉丝·汉密尔顿（Alice Hamilton）在1925年出版《美国的工业毒素》，1931年出版《工业毒理学》。但是，战争和大萧条带来的首先是经济的考量，是爱国主义的道德准则驱使下个人所必须做出的牺牲。[19]
正是这个时期大量关于健康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知识开始从根本上切断了疾病和道德之间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联系：肮脏的环境并不导致道德败坏，堕落之人也极有可能有着一副健康美好的躯体。但是，疾病并不因此而成为一项纯然私人的事务，恰与之相反，新一代的专业人士发现，现代工业污染导致的疾病和此前由细菌所传染的瘟疫一样，同环境健康之间密不可分。如果说此前的改革强调的是城市在提供公共设施，管理公共空间的义务；当空气污染的化学源头被发现之后，人们清晰地认识到仅仅清理一个城市的垃圾，修建哪怕万年不朽的上下水管道，也无法阻碍大气的运动和其中看不到的危险毒素的蔓延。空气同水一样，都成为一种国家事务。事实上，城市接受国家干预其环卫建设，关键原因有两点。其一，大气污染不受城市边界的制约，其组成部分也太过复杂，需要更广阔的权力和更全面的专业知识来应对；其二，对跨州甚至跨国企业的污染行为不是任何一个城市政府，甚至州政府可以制约的，它需要国家的监管力量。以健康为名在此时制约的不再仅是个人的自由，或者某个单一企业的自由，也不仅是一个城市任意转嫁其环境压力的自由，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自由；最关键的，人类为了享受自身的健康、安全、舒适而无节制地破坏我们这个星球的自由。公共健康的关注焦点仍然在于人，虽然它由个体的人转向群体的人；在新的阶段中，环境健康成为整个城市改革的关键性环节，这意味着人的健康同其所处的环境的健康之间的联系被现代科学重新发现、解释，进而强化。由此，促生一种新的道德，超越人类中心的伦理。传统的清教道德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它被转化、改造、溶于新的城市时代中建立的环境道德。进行阶段性的划分只是为了叙事的需要，但是意图真正理解美国城市如何走入这种新道德当中，我们仍然需要回到城市时代开启的一刻——进步主义时期，探寻在美国城市化的关键时刻，进步主义者将城市转化为公共空间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