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脆弱的平衡
美国城市成长在其自身所创造的生态悖论之中。在它们的演化过程中，有两种根本性的力量——自然与思想，不间歇地相互作用，形塑着城市的形态、气质，以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成为美国环境史叙事中的既定范式：不断衰败的自然与不断进步的环境思想；然而在更深的层面上，它所讲述的是关于环境适应的复杂过程。[1]无论衰败抑或进步都是线性的过程，有着固有的行迹，指向既定的终点；但是，美国城市的演化过程并没有遵循这样的线性轨迹。与之相反，如“绪论”中关于美国城市的生态悖论所言，这个过程往复曲折，矛盾丛生，充满偶然性与意料之外的后果，时刻处于开放的、未完成的状态。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自然与思想同样处于城市的生态悖论当中，不断发生着变化。
对环境史学者而言，自然是一个令人煞费心思的名词。作为一种具象的存在，无疑，从智人物种以农业的方式改变整个地球开始，已经不存在没有文化参与的“自然”，它成为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口中的“杂糅”之物（hybridity）或者威廉·克罗农所言的“第二自然”。[2]杂糅所指是自然与文化两种力量交互作用的产物，就此层面而言，城市、腹地，甚至看似纯粹的“荒野”都是某种程度的杂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自然作为一种独立的、自发的、不为文化所创造的力量不复存在。事实上，纵观城市的演化，自然的力量从未缺席。
它一方面是一种生物性的力量（a biological force），如人类自身的繁殖与生存需求，如无处不在，充斥在空气、水、土壤和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有机体中的微生物，如各种植物，无论是被人类所称的野草，还是那些在温室中被精心栽培、修建的名花奇卉，再如人类之外的动物，杀不死的各类小强，海阔天空中游弋的自由生灵，供人类役使、食用的家畜（禽），被关入笼中以满足人类好奇心的珍禽异兽，冬日被穿上厚毛线衫的猫猫狗狗。它们共同构成自然的生物性力量，往往成为城市化过程中被有意或者无意破坏、摧毁的对象。城市是一个简化的生态系统，人们希望仅仅保留满足其自身需要的物种，无论这些需要是经济的、生理的、智性的、审美的，抑或心理的；而祛除那些他们认为是危险的、有害的、不宜健康的，带来混乱的生物。这是一个漫长的对抗过程，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是当下地球遭遇的最大生态危机，然而，城市从来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各种生物，包括人类自身的强大繁殖能力，都往往逃离人类的理性控制，逾越人类为之所分配的生态位，打乱人类在城市中所试图建构的生态秩序；这些生物始终处于演化的过程之中，其中的一些物种，如微生物、昆虫、杂草，其演化的速度令人类文化应接不暇，迫使后者不断做出调整，以适应新的生态系统。
在另一方面，自然是一种物理性的力量（a physical force），比之生物性力量，它更为古老、宏阔。[3]太阳黑子活动，大陆板块漂移，都是构成其物理性力量的根本性因素。水文、地形、气候、土壤、地质对于城市的影响从来不止于城市建立之初，虽然它们往往是一个城市因何而建立，据何而成长的关键性原因。但是，即使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城市中，看似自然的节律与限制已经由于化石能源支撑的现代交通与技术被突破，实质上，它们仍然以各种方式规训人类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甚至，就人类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而言，自然的物理性力量对现代城市的限制超越了对传统农业文明的影响。城市人往往只有在巨大的地质性灾难，如旧金山大地震、堪萨斯城洪水或者卡特里娜飓风发生之时，方能正视自然力量的存在。然而，自然的丰裕与匮乏、气候的冷暖、潮汐的起落、河水的枯丰，这些最寻常然而也最持久的自然力量无时不在城市生活的日常之中，形塑着城市的形态和个体的思想。
如此自然是全球现代城市所共同面对的力量，并非美国城市所独具的。自现代世界诞生以来，通过物种传播与全球生态腹地的制造，看似全球生态的地区差异性已经被消弭，然而，同技术帮助我们打造了坚不可摧的城市一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性催生的另一种错觉。诚然，生态遥联现象在全球生态腹地的建立中变得更为鲜明，例如，爱尔兰的土豆危机成为美国人口、经济、文化、政治在19世纪中叶后发生裂变的直接原因，大平原尘暴的爆发与20世纪欧洲市场的扩大之间密不可分，亚马孙雨林持续不断的大火同21世纪美国与中国城市人群的牛肉消费遥遥呼应。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的消失、海洋与大气污染、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更非一国一城所独自面对的危机。但是，地区性的自然系统仍然发生着自身的作用，如同芒福德所言，城市无法脱离其区域生态系统而存在。
美国城市的生态悖论发生在它所处的独特自然环境之中，正是在旧大陆世界中早已消失，而在此处唾手可得的自然丰裕促生了无墙之城的诞生，令定义城市的思想从安全变成自由、开放与增长。这样的城市是美国在一片新大陆上的独特创造，最终向全球城市蔓延。悖论在于，正是在对城市新主题的追寻中，自然的丰裕不断萎缩，从而造成新的生态现实，随之激发各色新思，这些新思想再次开始创造新的生态变化。同其所回应的自然一样，形塑城市的思想力量同样不是统一的、不变的。与之相反，在任何一个时代的上空中，都回响着纷杂的声音，不过，人们仍然能够辨识其中最响亮的一种，将之称为主流。在19世纪美国不断出现的新城市上空，最响彻云霄的声音是对自然的征服，它成为实现自由、民主、增长的应有之义。但是，新的生态现实启发了对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声音的挑战，让曾经被压抑的低语逐渐强大，让征服自然的合法性依据变得不复固若金汤。越来越多的人渴望的不是更大、更富裕的城市，而是更洁净、更美好的城市，不是仅仅拥有文化多样性的城市，而是包容生物多样性的城市。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现代城市并非如他们想象的那般安全，自然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人类所强加的秩序的对抗。
这种新思是否能够帮助美国城市，或者在今日而言，普遍意义上的现代城市走出其生态悖论？恐怕历史行至今日，前方尚没有浮现出一个清晰的答案。如果说美国城市历史中的前两重生态悖论已在自然与思想双重力量的冲击下，逐渐被消解，其第三重悖论却在这个萎缩的地球中愈发凸显。今日美国城市的扩张并非人口与面积意义上的扩张，而在根本上是城市化消费的扩张。在波士顿风光依旧，匹兹堡重现蓝天，堪萨斯城再次崛起，旧金山努力成为各种生命的栖息地的同时，它们，同世界上其他大城市一样，都在消费这个星球上其他地方的能源、土壤、空气、水与生物。不过，既然在美国城市的环境过往中，因为北美大陆丰裕的终结，城市内部的环境污染，城市外部的荒野景观能够催生一波又一波的思想变革，带领美国城市走出前两重生态悖论；或者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的认知最终可以孵化新的思想，再次唤醒城市与其所处的生态系统分享的坚韧生命力，从而帮助现代世界在萎缩的星球与扩张的城市建立一种新的平衡，即使比之从前任何一刻，它都是一种更加脆弱的平衡。
【注释】
[1]保罗·萨特在其回顾环境史发展三十年的文章中认为，美国环境史有两种基本的叙事模式，即环境在人类的破坏下不断发生衰败，而环境理念在不断进步，他认为环境史研究必须打破这样的叙事路径。不过，他的总结仍有过于简化之嫌。Paul Sutter,“The World with Us:The Stat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100(June 2013):pp.94-119.
[2]Richard White,“From Wilderness to Hybrid Landscapes:The Cultural Turn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Historian,66(Fall 2004),pp.557-64.
[3]将自然定义为生物性和物理性两种力量的思考来自Donald Worster,“‘Nature’Rules-But Which Nature,”a talk given in Trinity College,2020年12月1日，on zoom。他将“自然”定义为广义的“气候”（climate）与“生物”（biology）两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