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平山填海
波士顿及其周边地区正是最早开始经历这一革命的区域。作为连接新旧大陆市场的重要商埠，北美大陆的各种原材料从四面八方运往此间，由此装船，开往旧大陆的市场，特别是英国和中国；而从旧大陆舶来的各种生活用品、奢侈品也在波士顿卸货，如丝绸和茶叶，运往新英格兰和南部诸州。北美大陆风行一时的皮毛贸易的开始早于清教徒到达新英格兰。这场皮毛贸易的始作俑者是法国人，由于欧洲服装时尚的变化，导致了对北美河狸的追逐与猎杀。当温思洛普等人来到波士顿时，这一地区的河狸已接近灭绝的边缘。与此同时，由于在皮毛贸易中与欧洲人的频繁接触，欧洲人生物旅行箱中的最强有力的物种——天花、霍乱等病菌在印第安人中广泛传播，波士顿附近的印第安部落也处于败亡之中。[14]但是，皮毛贸易的地区并未止步于新英格兰，而是向北向西的腹地深入，波士顿的皮毛商人则在河狸生存线的不断败退中蓬勃发展。
河狸的消失带来的生态变化远远超出一个单一物种的范围。作为生物圈中的工程师，河狸往往在它的栖息地构建一个小型的生态系统，其中各种生命与无机物相互联系、依存。然而，当这个生态系统的构建者灭绝之后，这个小型的生态系统也便随之崩溃，所有赖此为生的物种都将受到影响。然而在对之进行买卖的商人眼中，他们只看到河狸身上丰美的毛皮以及毛皮背后丰厚的利益，却甚至无法看到河狸这个生命体的存在，遑论与其相联系的生态系统。
除了毛皮之外，经波士顿向外输出的原材料在当时主要包括木材、鱼类产品以及冰块，在其中，木材所占比重最大。“美洲的横财”的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其似乎无穷无尽的森林资源之上，而殖民时代到19世纪新大陆的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森林进行征服的历史。在早期拓荒者的眼中，这片土地上的森林既是重要的文明发展的资源，也是文明需要去砍伐、消灭的敌人。伴随早期拓荒者走入森林的，永远是他们的利斧与铁犁，用以消灭自然的混乱无序，铲除容异端邪恶藏身的森林，整理一块供上帝的子民栖息繁荣的良田。但是，新英格兰森林的意义不仅在于此，也不仅在于为“上帝的子民”提供各种建筑材料或者燃料，它还成为一项赢利巨大的海上贸易的核心。在大洋彼岸的母国，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急需本国已经匮乏的原材料，因此，远隔万里的新大陆上的原始森林成为这一新兴力量得以扩张的资源。波士顿处于自然的经济体系与人类的经济体系的革命中间，实现了它自身由一个半岛向城市的转换。
然而，波士顿在这两场革命中间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止于新旧大陆的纽带，它对美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正是这场在美国本土上的革命，彻底改变了新大陆的景观与生态系统，这其中的一个关键性转变在于水的商品化。同固定的土地相比，对流动的河流的控制与买卖要困难得多。美洲大陆的土地买卖在清教徒到达之后旋即开始。在1785年，美国国会通过《土地法令》（The Land Ordinance of 1785），以一种棋盘式景观丈量划分美国土地，每一乡（township）为6英里见方，再将之划分为规整的36格，每格1平方英里，即640英亩。这一土地方案是在杰弗逊的灵感与推动下实现的，并成为美国此后土地法的基础。用几何图案来规范自然的土地，被视为18世纪以降理性时代的象征，同时，也传递着美国“建国之父”的自耕农民主理想。然而它的一个更为实际的作用在于，它极大地便利了土地的买卖，加快了土地商品化的进程。[15]
但是水则是一个全然不同的问题。长期以来，殖民地的人们在对河流的控制上奉行英国的习惯法，亦即在沿河一带的土地所有者，顺理成章地拥有对河流的使用权，但是前提是他们对河流的使用不能改变它的自然水流，也不能影响其他沿河居民对之的使用。在土地被量化地购买之时，河流似乎不在这种商品化的掌控之内。早在清教徒初到新英格兰，他们已经在查尔斯河等沿岸修建水力磨坊、锯木厂以及小型运河，但是在之后的近二百年期间，这些工场的运行基本要遵循自然的节律，只有在收获的季节方会运作，同时还要受到季节与年度降雨量多寡的影响。
这种情况在进入19世纪之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业化的萌芽早已在新英格兰地区出现，无论杰弗逊等人多么希望将美国的工厂留在欧洲，让新大陆成为一片纯洁的自耕农的土地，工业化仍然带来了资本主义无法抗拒的高额利润。同时，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加快了北美工业化的步伐，特别是1812年的二次独立战争，迫使波士顿等地的进出口业暂时停顿，北方的很多工业资本主义支持者强调发展工业对这个新生国家的独立的重要性。在诸多原因的驱使下，新英格兰诸州成为北美最早进入工业化的区域。
1813年，波士顿制造公司（the Boston Manufacturing Company）通过马萨诸塞州立法得到营业执照，正式在波士顿成立。这是一个标志北美工业化正式开始的事件，它的建立者是一群后来被称作“波士顿联合”（Boston Associates）的成功商业人士。他们在波士顿的进出口贸易中积累了大量资本，于此时看到了新英格兰发展旧英格兰纺织业的无限前景，因此，在距离波士顿市中心短短15英里距离的查尔斯河沿岸小镇——沃尔瑟姆（Waltham），建立了沃尔瑟姆棉麻工厂，运用查尔斯河的水力推动纺织机的运作。很快，查尔斯河畔的成功以及查尔斯河本身的流量造成的限制促使这些资本家转向一条更为宽广狂野的河流，马萨诸塞州的梅里麦克河（the Merrimack River），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以波士顿制造公司创始人洛厄尔（Lowell）命名的纺织工业小镇，梅里麦克河的纺织工业也从此诞生。
波士顿制造公司的历史颇受研究劳资关系、工业发展、性别史的学者的关注，它的出现使新英格兰的社会生活随之发生改变，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特有的劳资冲突与性别冲突在美国的开端。但是它同时也标志着一种新生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即如何冲破河流的自然特性与限制，将其商品化，使之利润最大化的问题，而这个过程则产生了极为复杂的生态与社会后果。[16]
斯坦伯格在《合并自然》中详细地分析了这一过程。它首先是一个将自然的财富量化并对之进行重新分配的问题，该公司采取的一项最为重要的革新便是“磨机需用功率”（mill power）这一重要概念的出现。一磨机功率所需用水量能够驱动3584纺锭的棉纱，自1830年代始，纺织公司可以只以磨机功率购买水量，而无须购买沿河的任何土地。传统的水权被打破，水本身成为商品。随后的过程则彻底突破自然节律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令水力在任何年度的任何季节都可以为资本的运转而服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纺织公司来到梅里麦克河的源头，新罕布什尔州的数个大湖，购买了那里总计103平方英里的湖面，建起了大小水坝，完全控制了梅里麦克河的流量，打破了自然所设的极限，令河流沿岸成千上万的纺锭日夜运转，财富从水中滚滚而来。
这一过程造成了极为复杂的生态及社会后果，在其中受到致命性冲击的是梅里麦克河中的鱼类与其他各种生命体。大小水坝的建立彻底改变了它们的栖息地的自然水流与节律，为它们季节性的迁移造成了无数人为的障碍，打破了它们的生殖周期。水温、水质、水量的微妙变化对人而言，需要积年累月方能有所感知，但是对这些生活在水中的鱼类等生命而言，却无异天塌地陷。一种或数种物种的消失，即使只是极细微的微生物或者浮萍，很可能导致河流生物链的失衡，从而破坏整个生态系统。因此，在一个纺织王国建立之后，一个曾经千姿百态的自然世界却随之倾覆。但是，纺织工业带动了新英格兰其他工业的兴起和沿岸工业城镇的繁荣。在梅里麦克河、查尔斯河等流域密集各式工厂：纺织、造纸、伐木、皮具、家具、马车、钢琴、雪茄、帽子，一应俱全，大量移民随之涌入洛厄尔、沃瑟姆等城镇。这些流淌着的河流供给的将不仅仅是带动所有这些机器运行的水力，还要保证沿岸及终点城镇的生活用水，最终还是各色民用以及工业废物、垃圾的排放地。严重的污染导致整条流域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人类作为这个生物链上的一环也同样深受其害。
然则波士顿在这场社会与生态变迁中的位置究竟何在？波士顿同样可以被视为一个自然的大都市，密切控制新英格兰其他地区的自然资源，促成自身的发展。但是，与芝加哥不同的是，波士顿自身并未成为一个工业城市，从始至终，从经济的角度看，波士顿在根本上都是一个商业中心。由于波士顿周边地区的工业基本依赖水力，而当查尔斯等河水流入波士顿城区时，受潮汐影响，水流已经极为缓慢，因此，无法在城区内部发展工业。它对周边地区自然的控制与改变，建立在波士顿的商业人士在进出口贸易与后来工业中积累的雄厚资本之上。波士顿向其周边地区、甚至遥远腹地输出的不是它在其城区内部所制造的工业品，而是一种无形然而却具决定性的力量：资本。但是，作为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波士顿也无法逃避由它的资本所最终造成的生态问题。城市中被污染的水源是一个最直接、也同城市人口最密切相关的问题。
晋人葛洪的《神仙传》中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仙人王方平与麻姑约，麻姑迟来，敛衽云：“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昔，会时略半也，岂将复还为陵陆乎。”方平笑曰：“圣人皆言，海中行复扬尘也。”方平、麻姑云云自是古人杜撰，而所见之沧海桑田之变却非不经之谈。它所记载的是一段悠久的生态历史，其中掺入了人事变迁，由沧海变为陵陆，它的自然迁延，所费何止万年光景，而由陵陆变为桑田，则又当借数代之力。然而对于波士顿，这一段沧海桑田转换史却是全然人工，浓缩在短短百年的时间当中。
很多关于波士顿的手册或者书籍都会给出如下数据：1803—1863年，填平西海湾（West Cove），80英亩；1804—1835年，填平米尔湖（Mill Pond），70英亩；1806—1843年，填平南海湾（South Cove），86英亩；1823—1874年，填平东海湾（East Cove），112英亩；1836—1988年，填平南波士顿（South Boston）海域，714英亩；1850—1988年，填平南湾（South Bay），138英亩；1857—1894年，填平后湾（Back Bay），580英亩；1860—1896年，填平查尔斯敦（Charlestown）海域，416英亩；1878—1890年，沼泽带（Fenway），322英亩。[17]一场发生在19世纪的平山填海运动催生了一个新的波士顿。这座城市的面积由此增加了三倍，温思洛普等人初至时看到的狭长的瓶颈式的地峡变得同半岛等宽，查尔斯河两岸之间的距离缩小了今三分之二，而山巅之城的山丘已在地图上基本消失，唯余三山最高峰的信号山的些许残破的肢体。在波士顿自身平山的泥土不敷使用时，波士顿人从其周边地区购进另一种自然资源——泥土，填入它的河流与海域，帮助这个城市的扩张。[18]
“平山填海”这一举措具有复杂的社会、环境原因。波士顿原本的地理空间太过狭小，至19世纪初，已全无发展余地，然而城市人口仍然呈上涨趋势，因此，填海成为一种直接有效的扩张版图的方式。特别是此时的波士顿已经在同纽约的竞争中渐处下风，无论在人口还是商贸吸引力上，美国第一大城市的冠冕都落在了这个昔年由荷兰人建成的殖民城市之上。如何在同纽约的争骋中重现昔日的辉煌，是波士顿政治与商业精英的重要考量，他们希望建立更易于通航的港口。另一方面，波士顿的人口版图在19世纪呈现巨大的调整，大量新移民，特别是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移民蜂拥而至。对未来的西部城市而言，新人口的到来意味着新的劳动力大军；但是对一个如波士顿这般在严峻的清教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城市，新移民带来的远不止是壮大城市财富的力量，也是侵蚀城市道德的危险，大量中产阶级与中上阶层开始向周边城市迁移。为了阻止后者的离去，同时安置新移民，通过填埋建造新的为不同阶层而用的社区成为波士顿的应对措施。[19]
从环境的角度看，在现代交通设施尚未出现的19世纪，一个山巅之城从实际生活的角度讲，带来许多不便，平山之后，将极大地方便城市道路、交通、建筑以及下水等基础建设的修筑。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查尔斯河严重的污染状况成为填埋后湾地区的根本原因。[20]流经波士顿的查尔斯河从这座城市建成后，便成为此间理所当然的天然下水渠。从18世纪开始，生活污水与制糖业、酿酒业的污水便在困扰波士顿周围的水体。在19世纪上半叶，作为美国最发达、最具公共精神的城市，波士顿最早建成了实质性的地下下水管道，污水通过管网流入后湾，人们期望通过潮汐的原理，让污水排入海洋。但是，自来水管的使用加大用水量，保证了抽水马桶的使用，而抽水马桶排出的粪便量加大，其中大量粪便没有为潮水冲走，反而通过回潮，返回海岸，留在岸上。到19中叶，波士顿的市政报告直接将后湾形容为“一个巨大的粪池（a great cesspool），泛着腐绿色的渣滓，有数码之宽，大张着口，好像底部腐烂物质爆炸后散发着恶气的大锅”。[21]在那一地区已被时人视为粪池，垃圾场后，与其他治理手段相比较，填埋似乎是最为切实有效的方式。
在此多重原因的促使下，波士顿改变了山巅之城的原貌，同时也改变了这里的生态与社会体系。对一个不断扩大、膨胀的城市而言，这场历时弥久的填埋工程并不能简单地以粗暴而盲目的生态破坏加以定义。占据其中相当比例的地区，例如后湾，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造成的破坏所做的修复。与同时代其他美国地区相比，以波士顿为代表的新英格兰地区对自然的审美性功能有着更一致、更清晰的认知，对其城市的应有之貌有着更具超验主义的期许。[22]越来越多的波士顿人意识到，自然对文明的价值远非人类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少所能衡量。自然具有它自身的价值，也具有文明的发展所需的精神与美学价值。当奥姆斯泰德在填埋的过程中受聘为波士顿设计美国最早的城市公园体系之一——翡翠项链，在这个被填埋的粪池之上重新利用自然的水流和本地植物所建成的后湾沼泽公园成为项链上最璀璨的一串钻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