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超越城市
1864年，奥姆斯泰德接受了一份马里普萨矿区（Mariposa Estate）主管的工作，这一工作将他带往北美大陆的西部——加利福尼亚。在那里，他发现自己与一些世界上最为壮美的自然景观近在咫尺，但是同时他也真正处身于真实的边疆生活中。同“皮袜子故事集”中的浪漫想象相比，真实的世界远为残酷与阴郁。这里不是一个拓荒的基督教徒在土地上实现他们自由、民主的梦想的边疆，而是一个由不同肤色、种族、国度、阶层的人群构成的多元而又单一的矿工社会。在那里，奥姆斯泰德看到了被驱逐的印第安人，逃亡或者刚刚解放的黑人，淘金潮下涌入金山的中国人，无处不在的墨西哥人，甫入新大陆的意大利与德国人，以及像他一般来自东海岸的“绅士”。这个社会在人种与语言上远较奥姆斯泰德离开的那个东海岸的城市世界多元，然而它在文化上却又几乎是荒芜的、原始的。人们每日重复着全然相同的单调工作，为获取最基本的生存资料而挣扎、倾轧。它迥异于新英格兰的那个整饬而健全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充满了边疆特有的制度上的无序与道德上的沦丧。
在这种粗糙的边疆生活中，奥姆斯泰德越发肯定了他数年前在奴隶制种植园的南部的观察所得，那便是，“文明”的反义词绝非“自然”，而是“野蛮”，充斥着暴力与堕落的野蛮。他眼前的自然可以激发人类所有美好的想象，然而他身边的社会却往往令他陷入痛苦而充满挫折感的思索之中。因此，奥姆斯泰德在加利福尼亚生活的三年，投身于两项主要的工作。第一，他试图结束马里普萨矿区的原始生活状态；第二，他呼吁保护约赛米蒂山谷与红杉林的原始自然美丽。对奥姆斯泰德而言，对自然的冷酷无情与人类对其同类的残忍剥削一般的野蛮，因此，这两样看似矛盾的工作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甚至是同一样工作，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令这个社会更加文明。在他为保护约赛米蒂所写的报告中，奥姆斯泰德指出：“自然景观对人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与人所培养的品味成正比。同一千个从文明社会中而来的人相比，在一千个野蛮人中，很少人会显现出哪怕丁点儿受到这种影响的迹象。这是观察文明与野蛮人之间区别的渠道之一。”[39]
较之他所做的第一项工作，奥姆斯泰德的第二项工作似乎更为成功。至少，在1864年，林肯总统将约赛米蒂山谷与红杉林的土地授予加利福尼亚州政府，设立为公众使用的州立公园，这是美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由政府授权建立的纯为保护自然之美的公园。[40]奥姆斯泰德被指定为管理这项授权的委员之一，在1865年，他为该委员会撰写一份报告。该报告首次系统地论述了为何政府负有保护野生自然之美的责任的原因，也是第一份关于如何管理这种天然风景的报告。在报告中，奥姆斯泰德指出，之所以要求政府承担保护这一地区的责任，原因有二。第一个原因是通过发展旅游业，“州政府将得到直接且显而易见的财政利益”。但是第二个原因方是奥姆斯泰德认为“更为重要”的原因。他写道：“一项政府最为重要的职责，如果不是它唯一的职责，便是为其所有的公民提供他们在追求幸福中所需的保护，保护他们排除那些他们自己无法克服的障碍，那些由个人或者个人的集合出于私利而阻挡这种追求的障碍。”欣赏自然之美正是这种对幸福的追求的组成部分。[41]
而在究竟应当如何管理天然风景的问题上，奥姆斯泰德对自己观点的阐述非常清晰，这也成为今后百余年间美国国家公园风景管理的根本信条，那就是尽量保持它的荒野状态与天然风格。在这些远离城市的地方，奥姆斯泰德的景观设计思想因地制宜。城市中的公园由于太过贴近人们的生活，是以在自然风格之下，它仍然要求一种驯服、一种秩序。它要求将自然从其本身的混乱状态中间解救出来，剔除其中的不安定因素，将之在某些方面理性化、人为化，以满足城市居民的日常生理与审美需要。但是，在国家公园中，它所保留的是自然的体系、野性与不羁。因此，奥姆斯泰德建议，除了极为必需的基本设施，如极少的食宿之处与道路，人们应当尽可能地不在约赛米蒂的原始景观上进行任何所谓的修整与改良。在其报告中，他写道：“我们所需记住的第一点便是我们所要保护与维持的乃是尽可能的自然景观；也即是说，除了极为必需的食宿之外，我们要尽量禁止任何人工建筑，阻止任何与景观非常不协调的或者那些将会不必要地掩盖、扭曲、损毁这一壮丽的景观的建筑。”所有人工的建筑，特别是国家公园内的道路，必须由专业的园林景观设计师设计，因为只有他的专业眼光和审美品位方能知晓如何令人工融入造化之中。[42]
约赛米蒂州立公园的建立令美国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入了一个审美的新时代。1872年，在美国西北部黄石河源头的巨岩奇泉、黑松灰熊间，美国联邦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美国国会的通过法案中对建立这一国家公园的目的做了如下描述：“根据美国法律，【这些土地】将被保留，不再用于居住、使用和出售；它们将被隔离开来，划作公园或成为人民获益和享受的娱乐场所。……其管理法规将为该公园中所有树木、矿藏、自然的瑰丽景色提供保护，使之免受破坏或掠夺，保持其自然状态。……他【内政部长】还将保护该公园内的飞禽走兽游鱼，使之不遭肆意的伤害，免于为商业利益所驱的猎捕与破坏。”[43]虽然在此时，国家公园的社会职能以及它更为深刻的生态价值仍然有待此后百余年间的诠释与发展，但是该法案已对两方面的内容做了明确界定：第一，国家公园向全体人民开放，服务于人民；第二，国家公园将保护其中的山川水土、植被动物，使之免受商业利益的侵蚀。第一点表达了鲜明的民主特质，而第二点则强调其非功利取向。
奥姆斯泰德在加利福尼亚的两项工作都未能结束，很快，他接受了东部的呼唤，回到了他生长熟识的世界，但是当他到达那里之后，他发现在东部那个早已结束边疆时代的社会，同样需要他在加利福尼亚的矿区中所进行的努力。在他的目光时刻关注约赛米蒂与红杉林的命运的同时，他看到东海岸那些同样惊心动魄的自然之美也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冲击下呻吟、消失。在回到东海岸后不久，他便开始与一批来自波士顿与纽约的知识精英呼吁保护纽约州最北边的尼亚加拉大瀑布。
当今天人们乘坐“薄雾女士号”穿越尼亚加拉大瀑布飞溅的浪花，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振衣濯足、遗世独立之际，似乎这里只是造物之无尽藏也，其景观自亘古而未变。它不是纽约的中央公园，在城市的网格中建成的一片绿色；也不是波士顿的沼泽公园，是城市平山填河后的产物。除了极少对之历史有深刻了解的人外，鲜有人将飞泻千尺的大瀑布与奥姆斯泰德这样的景观设计师相联系。然而事实却是，正是奥姆斯泰德为代表的一批城市自然化改革者数年的奔波呼叫，方使得这片自然的壮美得以保存，为公众所见。而也正是奥姆斯泰德等人的设计，使人力恰到好处地融入景观当中，令人们忘却了他的存在。
尼亚加拉大瀑布是东部新英格兰各州与纽约州最早成为旅游胜地的所在之一，早在18世纪，便已有欧洲人远道来此膜拜。然而相对其旅游发展而言，从大瀑布间生成的另一项利润对实业家而言显然更具吸引力。自18世纪中期，如同美国东部所有的河流一般，大瀑布及它的源头尼亚加拉河便成为沿河锯木厂、磨坊、皮革厂的所需能源的主要供给者。到19世纪中期，它已基本为大型私人水利电力公司垄断，成为工业革命最大福音之一——电力的来源，大瀑布及其周边的土地几乎完全为这些电力公司所有，这片自然的奇迹在此时已被彻底纳入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在19世纪70年代，旅游者来到这里只能匆匆一瞥，赞叹之后，旋即被迫离开。然而也正是在此时，大瀑布开始吸引那些不仅仅在自然中寻求文学、艺术灵感的知识精英，还有大量的来自城市中产阶级的普通人。
为了保留这样的自然之美，也为了使更多的人欣赏到这样的美，一场被称为“自由尼亚加拉”（Free Niagara）的运动在奥姆斯泰德等人的倡导下展开。这场运动的中坚人物除去奥姆斯泰德之外，还有来自纽约的哈德逊河画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克·丘奇（Frederick Church）、奥姆斯泰德的长期合作者、美国最著名的建筑师之一亨利·霍布森·理查德森（Henry Hobson Richardson）[44]和著名的文学批判家、进步主义改革者、哈佛大学教授查尔斯·艾略特·诺顿（Charles Eliot Norton）。[45]
事实上，这场运动在此后的发展中，几乎囊括了波士顿与纽约两个城市的主要知识精英。在1880年，奥姆斯泰德协同纽约地质测量局局长詹姆斯·加德纳（James T.Gardiner）等人共同撰写了一份上呈纽约州长的关于尼亚加拉瀑布的调查报告，其中包括一封由来自纽约、波士顿、华盛顿以及英国、加拿大等地100余位各界精英签名的请愿书。这些签名者包括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大法官、参、众议员、州长、大主教、哈佛、耶鲁等大学校长，以及如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浪漫主义诗人詹姆斯·洛厄尔（James R.Lowell）、纽约著名报人查尔斯·达纳（Charles Dana）、哈佛大学植物学家艾萨·格雷（Asa Gray）、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帕克曼（Francis Parkman）等知识精英。与此同时，在请愿书上签名的还有加拿大方面的有关人士以及数位著名的英国学者，如浪漫主义美学批评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苏格兰作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这份来自大西洋两岸声势浩大的请愿书中，他们写道：“美丽而宏大的自然万物是上苍赐予我们种族的最为珍贵的礼物之一。对它们的思索能够提升、充实人类的理解力。它们是教育的手段。它们有利于社会的秩序。它们强调一种普遍的情怀。它们将各种族的人们吸引在一起，因而为国家之间联合与和平做出贡献。”[46]
因此，奥姆斯泰德等将保护这一自然的奇迹称为“人类的神圣使命”。[47]就其根本而言，这份为东部纽约大瀑布所撰的报告同数年前奥姆斯泰德为西部边疆的约赛米特所写的报告并无二致，它仍然强调由政府采取措施，承担保护大瀑布的责任，使之为公众欣赏。但是在这份报告中，奥姆斯泰德更多地强调城市化压力下产生的对自然、野性的渴望与需要，以及因此而对之进行保护的必要性。
这场“自由尼亚加拉”运动融入了鲜明的城市特质，这一特质不仅仅表现在它是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催逼而成的保护运动，也表现在这场运动的运作形式中间。它积极地借用了在城市的大众媒体作用，通过媒体传播，吸引公众注意力，形成公众舆论，促使当政者通过立法，进行改革。1881年与1882年，在这场运动遭到纽约州长阿朗索·康奈尔的激烈反对之后，奥姆斯泰德、诺顿等人开始支持在纽约、波士顿两城的主要报纸上发表关于大瀑布的系列文章，使得这场运动从知识精英中间走出，进入公共舆论空间，最终迫使纽约州在1885年通过立法，设立尼亚加拉保护区，州政府开始从私人企业手中逐步买回土地，形成纽约的第一个州立公园。
在1887年，尼亚加拉州立公园设立两年之后，奥姆斯泰德与其昔日中央公园的合作设计者沃克斯（Vaux）再次被请回大瀑布，设计那里的道路以及位处一隅的山羊岛。奥姆斯泰德再一次陷入他在国家公园中所面临的困境，这是将来每一位景观设计师与国家公园管理者都将面临的困境——如何协调容纳不断上涨的游客数量与保护自然的原始与野性之美之间的冲突。它的出现代表这些绿色改革者唤醒人们对自然的热爱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样也是他们希望实现的民主的重要体现。然而该现象的出现必然带来对自然本身的破坏，这又与他们保留荒野的渴望相悖。奥姆斯泰德并未能真正解决这个困境，或者他唯一能做的，也正是他一以贯之地坚持去做的，“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恢复和保护尼亚加拉瀑布的自然环境，而不是为了往那里添加任何的东西”。[48]
自19世纪90年代，奥姆斯泰德本人从改革的事业中慢慢淡出，但是城市自然化改革者并未因此而停顿。当艾略特来到荒凉山岛时，他发现了奥姆斯泰德、诺顿等人所心心以求的荒野价值。然而，艾略特本人的英年早逝使他在有生之年未能看到缅因海岸的自然景观得以保护。在1914年，当大洋彼岸的欧洲燃起战火，硝烟弥漫之际，艾略特的老父，查尔斯·W.艾略特（Charles W.Eliot），这位哈佛大学史上最为重要的校长，真正使哈佛由前近代的神学人文学院变为现代意义上的综合大学的著名教育家，为《国家地理》杂志撰写了一篇题为《在现代生活中保留自然的美与自由的需要》的文章。老艾略特一生经营是将哈佛大学变为现代科学的圣地，他将极为有限的闲余时间用于研究劳资关系的问题，一个在他的时代为更多人所关心的问题。他并非对其子作为中坚人物的城市自然化改革漠不关心，与之相反，他对之尽力支持。但是直至爱子在1897年逝世，在伤痛之极后，他开始真正投入其子所促成的改革之中。在1900年，在他的支持下，哈佛大学成立了美国第一个景观设计学院，奥姆斯泰德之子小弗里德里克·劳·奥姆斯泰德（Frederick Law Olmsted Jr.）在那里第一次开设了美国景观设计的课程。在老艾略特发表于1914年的文章中，我们再一次读到了美国进步主义城市自然化改革者对待自然与文明的观念。
老艾略特在这篇文章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自19世纪80年代兴起的进步主义改革力量的特点。他写道：“过去的一百年已向文明人彻底证明，种种与现代城市与工厂体系的成长相随的邪恶已经发展太过，超出人们的承受范围；然而，这些邪恶却是19世纪文明，特别是在19世纪上半叶出现的一种自由的形式——个人主义的后果。在过去的40年间，另一种形式的自由，一种联合与群体行动的自由，开始抑制部分由个人主义所滋生的邪恶，从而改善人类环境。”[49]他以极长的篇幅论述了有害的城市生活与工厂体系对人们的负面影响，虽然他并没有清晰地指出城市生活究竟如何有害。他似乎假定所有人都非常清楚他所言的城市邪恶究竟为何，因此无须一一陈述。通篇读下之后，很显然，老艾略特所言的邪恶是道德的堕落，虽然他也同样悲惋城市人在人工光线下的生活如何远离新鲜的空气与美丽的景色。但是最为重要之处在于，他认为城市化过程中美国的道德出现了问题。他抱怨道“有害的兴奋与恶质的快乐”将“有益健康的智力兴趣”排挤开去。因此，他希望在城市人群当中看到更多“完全健康的精神乐趣与高尚的享受”，而这样的享受在自然之中。
在文章的结尾处，老艾略特得出了通过建立新的国家公园来治愈现有的道德疾病的结论，便在此处，他建议将“荒凉山岛”变为一个国家公园。他写道：联邦政府在保护自然的过程中间所实施的权力在遥远的西部远为活跃，而那里的人口却并不稠密，因此“城市生活的罪恶与工厂体系并不发达”。因此，他最后问道，既然东部受到“城市生活的有害影响”最为显著，难道现在还不是合适的时机在这里建立一个国家公园？
由此，在1919年，在缅因州的荒凉山岛，新成立三年的美国国家公园管理署（National Park Service）设立了新英格兰的第一个国家公园，最初它被命名为“拉斐特国家公园”（the Lafayette National Park）以纪念这位开国元勋之一。在1929年，它被更名为“阿卡狄亚国家公园”（the Acadia National Park），那个希腊传说中自然与人和谐共处的所在。小奥姆斯泰德与比阿特丽克斯·法兰德，一位奥姆斯泰德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美国最为著名的女性景观设计师，为这个新生的国家公园设计了它的道路。沿着卡地亚克山间的道路一路驱车，一侧是巨浪掀天的沧海，一侧是秋日如火的森林，断岸千尺，风起浪涌，在那里，人们发现了荒凉山岛的价值。
阿卡狄亚国家公园建立20多年后，奥尔多·利奥波德在威斯康星的沙乡中重新思考荒野与文明的关系，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两种变化正在逼近。一个是在地球上，更多适于居住的地区的荒野正在消失。另一个是由现代交通和工业化而产生的世界性的文化上的混杂。这两种变化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可能被防止，而且大概也是不应当被防止的。但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对所濒临的变化通过某种轻微的改善，是否可以使将要丧失的一些价值观保留下来。”在接下来的一段话中，利奥波德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希望文明能够尽其所能地保留在绝灭边缘上挣扎的荒野，从而保留某种同样面临绝境的价值观。他写道：“这是一个恳求，是为了使那些有一天愿意去看看、去感受或者去研究他们的文化属性的根源的人受到教育，为了保留某些残存的荒野，就像保存博物馆的珍品一样而提的恳求。”[50]
利奥波德心目中的荒野及其价值与奥姆斯泰德等19世纪后期的城市绿色改革者所言的荒野不尽相同。利奥波德的荒野中没有道路，不设旅馆，摒绝哪怕是最基本的人工设施，同时也排斥依赖现代技术的娱乐方式。在对荒野的认识上，利奥波德比奥姆斯泰德等人走得更远，他所看到的是一幅生态全景以及其中每一处最细微的变化与律动，而非一片单纯的壮丽景观。而他所呼吁保留的价值观，蕴含着对自然以及个中有机与无机的存在的尊重甚至谦卑。
与利奥波德的那片尽可能保留其原始状态的荒野相比，奥姆斯泰德等人的荒野仍然掺杂了人工的痕迹与理性的制约，他们的价值观究其根本也落脚于人类的生理与精神需要，而非利奥波德所心心以求的生态中心的土地伦理。然而，我们无法否认在他们呼吁建立的国家公园中，占据主导力量的是自然的经济体系，而非人类的经济体系，这是国家公园与城市公园或者纯粹的人工建筑之间值得重视的差别。他们在自然中间寻找到的价值观也挣脱了长期主导美国文明的功利主义，使审美层面的思想图景落实在美国的山水之间，也使得萦绕精英阶层的浪漫主义余响化为城市时代的大众声音。他们为这片大陆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不仅仅是形诸国家公园这样的生态遗产，也包括激荡着荒野美学想象的文化遗产，这些都成为塑就利奥波德超越时代的荒野生态思想以及其后崛起的生态学时代的重要理论渊源与生态基础。他们没有追随19世纪后半叶工业化的狂飙，而以审慎的思考与行动质疑文明发展的方向，认识到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将为荒野的存在保留它应有的位置，否则文明将变为真正荒凉的孤岛。
【注释】
[1]唐纳德·沃斯特著，侯深译：《帝国之河：水、干旱与美国西部的成长》，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242—244页。
[2]Hal Rothman,Neon Metropolis:How Las Vegas Started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Routledge,2002:Preface and p.3.
[3]关于南加州都市区如何利用其天然资源，打破干旱的魔咒，形塑现代美国生活方式，重新定义城市功能的研究，参见Lawrence Culver,The Frontier of Leisure:Southern California and the Shaping of Modern Americ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4]缺水的问题在美国西南部长期存在，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除了少数有远见者，公众与政府普遍的共识是技术可以克服自然的匮乏，为西南部的城市与乡村带来足够的水源。90年代之后，技术的迷思慢慢退却，水问题愈趋严峻，建立于1991年的南内华达水资源管理局（Southern Nevada Water Authority）便是对此问题的回应。但是，对于谁是此处最浪费的水消费者一直存在争议，SNWA认为本地的居民耗水量，特别是草坪灌溉的耗水量远大于酒店和赌场支撑的旅游业，然而民间很多声音认为这是SNWA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规避责任的托词。参见：Alex Prud’homme,The Ripple Effect:The Fate of Fresh Wat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Simon &Schuster,2011.亦可参见：“Fear and Water Us in Las Vegas,”https://blogs.lt.vt.edu/adameen1/tag/las-vegas/,2020年8月21日登陆。本章不拟就此争论展开讨论，而是希望通过回溯拉斯维加斯的历史，思考城市与广阔的生态系统之间的联系。
[5]摩门教徒在其创始人约瑟夫·史密斯被杀后，开始西迁，在摩门小径（the Mormon Trail）向西推进的过程中建立了一系列西部小镇。他们是最早在西南部实施灌溉农业的白人，但是由于资本和技术的原因，最终无力控制科罗拉多河。摩门教徒对美国西部的自然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关于他们的环境史研究一直相对散乱。在2019年出版了一部摩门教环境史的论文集，是目前对摩门教从其信仰、实践、经历等各个角度研究其环境经历的最全面著作。Jedediah S.Rogers and Matthew C.Godfrey,The Earth Will Appear As the Garden of Eden:Essays on Mormon Environmental History.Salt Lake City:University of Utah Press,2019.关于摩门教徒的灌溉农业，见沃斯特：《帝国之河》第三章中《上帝的河狸》一节。
[6]所有关于拉斯维加斯用水与科罗拉多河的干旱的数据来源均来自南内华达水资源管理局网站。https://www.snwa.com/importance-of-conservation/responding-todrought/index.html，登陆时间2020年8月23日。
[7]Wolfgang Haber,“Energy,Food,and Land-The Ecological Traps of Humankind,”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International,Vol.14(2007):pp.359-365.
[8]相关历史研究汗牛充栋，学者们穷尽爱尔兰土地饥荒的不同维度，一部分学者专注于分析其发生的经济、制度、政治、生态原因及其对爱尔兰的影响。另一部分学者则将重点置于爱尔兰移民研究，他们如何抵达，个人的经历，爱尔兰劳工在美国的生存状况，他们对美国政治文化与社会、宗教的改变。对于爱尔兰移民和城市环境之间的关系尚鲜有研究。总体而言，海外移民环境史的研究一直重点关注他们对美国农、渔业生态的改变，移民的城市环境史研究则由于该方面环境史学者自身的背景和兴趣，侧重于意大利裔与拉丁裔，研究的重点在于社会公平与环境正义之间的关系。
[9]达恩顿在《屠猫狂欢》中以法国和德国的童话为例对欧洲的饥饿状态有精彩的分析。罗伯特·达恩顿著，吕建忠译：《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一章。
[10]Mike Davis,Late Victoria Holocausts:El Nino Fam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London,New York:Verso:2001.
[11]Davis: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p.9.
[12]中国学者如郝平、夏明方在讨论“丁戊奇荒”时，也关注到华北农业的商品经济化和大饥荒之间的关系。参见郝平：《丁戊奇荒：光绪初年山西灾荒与救济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13]詹姆斯·斯科特著，郑广怀等译：《弱者的武器》，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
[14]Cormac O Grada,The Great Irish Famin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p.5-7.
[15]关于移民数量的数据，均来自美国国会图书馆，https://www.loc.gov/classroommaterials/immigration/，最后登陆时间，2020年9月21日。
[16]尼尔·博任纳著，李志刚等译：《城市、地域、星球：批判城市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215页。关于列斐伏尔的“星球城市化”讨论，参见Henri Lefebvre,“Dissolving City,Planetary Metamorphosis,”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Society and Space,Vol.32(April,2014).另可参见Neil Brenner ed.,Implosions/Explosions:Towards a Study of Planetary Urbanization.Berlin:Jovis,2014.
[17]Frederick Jackson Turner,“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原宣讲于1893年美国历史学会芝加哥年会，发表于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1893,pp.197-227。现资料来源为美国历史学会档案：https://www.historians.org/about-aha-and-membership/aha-history-and-archives/historicalarchives/the-significance-of-the-frontier-in-american-history，最后登录于2020年9月22日。
[18]Richard Wade,“Urban Life in Western America,1790-1830,”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64(Oct.1958):p.14.关于韦德对此问题更细节的讨论，参见Richard Wade,The Urban Frontier:The Rise of Western Cities,1790-1830.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城市史学者王旭对韦德的研究做了精彩的讨论，认为其所论的城市先导作用在俄亥俄流域仅为个案，而在西海岸与山区城市更为普遍。参见王旭：《美国城市发展模式》，第三章。关于克罗农对此问题的讨论，参见《自然的大都市》，第70—72页，包括注释。
[19]克罗农：《自然的大都市》，第72、75页。
[20]荒野是美国环境思想中最复杂、最富有争议的词汇，关于它的讨论汗牛充栋，本书不拟介入关于该词的讨论。有兴趣者可参见罗德里克·纳什著，侯文蕙等译：《荒野与美国思想》，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5年；William Cronon ed.,Uncommon Ground，特别是其中他本人的文章“The Trouble with Wilderness;or,Getting Back to the Wrong Nature”；从非文化分析的角度重审荒野的思考，参见Donald Worster,“The Higher Altruism.”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19(Nov.2014):pp.716-720.
[21]关于此书的讨论见前一章《翡翠之城》。
[22]Brian Donahue,The Great Meadow:Farmers and the Land in Colonial Concor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
[23]Raymond Williams,The Country and the City.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73.
[24]关于波士顿自创建以来便形成的独特的公共精神，参见Sam Bass Warner，Streetcar Suburbs:The Process of Growth in Boston,1870-1900.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以及本书第三章。
[25]见本部分第二章中对波士顿园艺的讨论。
[26]理查德·怀特的大作Railroaded是目前为止对铁路和美国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所做的最全面、深入的描述，但是有意思的是，怀特对铁路的环境议题基本没有讨论，虽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怀特一直积极参与环境史的研究。怀特是最早提出“环境史的文化转向”的学者，不过他的转向非常彻底，直至完全离弃。Richard White,Railroaded:The Transcontinental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New York:W.W.Norton,2011.
[27]王旭：《美国城市发展模式》。
[28]沃斯特：《帝国之河》：第334页。
[29]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77页。
[30]同上书，第378、392页。
[31]就此意义而言，国家以全面战争的形式对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并对土地景观进行改造，体现了环治国家的另一面向。Brady Lisa.War Upon the Land:Military Strategy and Southern Landscapes during the American Civil War.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12.
[32]Schofield John.Forty-Six Years in the Army.New York:Century Publisher,1897.
[33]Isenberg Andrew.The Destruction of the Bison:An Environmental History,1750-1920.Cambridge,U.K.: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2000.
[34]本章第四、五节采用旧文《远离城市的地方》的部分内容，收入本书后有调整。侯深：《远离城市的地方》，夏明方主编：《新史学》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35]即第三章中提及的马萨诸塞州公共保留地托管委员会（The Trustees of Reservations,1891）。
[36]Charles Eliot,“The Coast of Maine,”Garden and Forest,issue 104(1890):p.87.
[37]同上。
[38]关于国家公园在环保运动史中的地位与意义的研究，参见Stephen Fox,The American Conservation Movement:John Muir and His Legacy.Madison:University Wisconsin Press,1985；关于国家公园的管理历史，代表作有Richard Sellars,Preserving Nature in the National Parks:A Histo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7.人物传记方面的代表作有Donald Worster,A Passion for Nature:The Life of John Mui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对国家公园建立过程中的精英意识以及边缘化人群所付出的代价进行反思的代表作有Karl Jacoby,Crimes against Nature:Squatters,Poachers,thieves,and the Hidden History of American Conservation.Berkele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
[39]Frederick Law Olmsted,“Typed Transcription of Draft of Preliminary Report upon the Yosemite and Big Tree Grove,”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on Movement,1850-1920,the digital archive of American Memory,Library of Congress.
[40]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对约赛米特的管理极为不善，从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约赛米特长期处于过度放牧的状态，部分矿业主、农场主也进入这一地区牟取利益。因此，在约翰·缪尔、《世纪》杂志的主编罗伯特·U·约翰逊、奥姆斯泰德、萨金特等人的呼吁下，约赛米蒂在19世纪90年代成为国家公园。
[41]Olmsted,“Typed Transcription of Draft of Preliminary Report upon the Yosemite and Big Tree Grove”.
[42]Olmsted,“Typed Transcription of Draft of Preliminary Report upon the Yosemite and Big Tree Grove”.
[43]“An Act to Set Apart a Certain Tract of Land Lying near the Head-waters of the Yellowstone River as a Public Park,Mar.1,1872,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on Movement,1850-1920,the digital archive of American Memory,Library of Congress.
[44]理查德森来自南部，但是在哈佛大学接受教育，随后赴巴黎学习建筑，回到美国后，在波士顿的布鲁克莱恩定居，创建了建筑史上的“理查德森罗马式”风格，其代表作包括波士顿的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等建筑。他与奥姆斯泰德长期合作，在奥姆斯泰德园林设计中往往融入他的建筑，两相适宜。在理查德森于1887年逝世之后，奥姆斯泰德深感寂寞，大有郢人逝矣，谁与尽言之感。
[45]诺顿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与美学在美国的重要传播者，很多人将之视为美国最为高雅的绅士。他是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W.艾略特的表亲，也是景观设计师艾略特的表叔。诺顿对美国文明的发展方向有着极为激烈的批判，试图通过教育进行进步主义的改革。
[46]Olmsted,“Special Report of New York State Survey on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Scenery of Niagara Falls,”Documents of the Assembl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Vol.6.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on Movement,1850-1920,the digital archive of American Memory,Library of Congress.
[47]同上。
[48]Olmsted,“Special Report of New York State Survey on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Scenery of Niagara Falls,”Documents of the Assembl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Vol.6.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on Movement,1850-1920,the digital archive of American Memory,Library of Congress.
[49]Charles W.Eliot,“The Need of Conserving the Beauty and Freedom of Nature in Modern Life,”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Vol.26(July 1914):pp.67-74.
[50]奥尔多·利奥波德著，侯文蕙译：《沙乡年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87—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