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约束的道德
到19世纪的最后20年，爱默生的声音已经弥散在美国的智识空间中，今天的读者在阅读那个时期的美国著作时，惊叹于他们的道德说教叩问，然而这是当时深受超验主义影响的美国知识精英的群体特征，也是使他们有别于其欧洲浪漫主义先驱的重要方面。不论他们对神学的批判有多么严肃、激烈，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新教徒的后裔，强调道德准则对维护文明发展的重要性。不过，他们找到的道德教师并非《圣经》或者神父，而是自然。他们的自然有别于拜伦等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笔下或者《草叶集》惠特曼眼中的自然，在那里，人们可以放纵自身的一切欲望与本能，摒绝社会的、宗教的、传统的桎梏与禁忌。在当时的美国城市精英那里，自然与人类精神的交流，却会提升人的道德境界，维系社会的和谐。
自然同道德之间的结合并非是19世纪后期的发现，甚至也并非他们所尊崇的先哲——超验主义大师爱默生的创造，而是田园主义（pastoralism）在美洲新大陆上的复兴。对于初到美洲的白人，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广袤的荒野往往激发起一种复杂的情怀，有畏惧、有失落，有野心勃勃的征服欲，也有重见伊甸园的惊喜感，他们普遍认为遗失在欧洲大陆上的田园主义将在每一英亩荒野转化为农田的过程中开花结果。他们在美洲莽苍的林海与平原上所实践的不仅仅是源自欧洲的农业操作方式与习惯，也是田园理想的整合与重建。在这种田园理想中，自然是和谐而秩序井然的，它是上帝的创造，是神圣的天意向人世所展示的一种高于人类文明的道德模式，需要人们在躬耕田畒的单纯生活中来体悟、学习，从而进行自身道德的荡涤与自省。田园主义的理想在18世纪后期美国数位建国元老，特别是杰弗逊等人那里得到了透彻的阐发，甚至身体力行的实践，在19世纪60年代之前，它占据了美国社会对自然与道德想象的主流位置。[16]
即使在美国社会已经渐趋步入城市时代的19世纪后期，田园主义对于自然与道德的解读仍然具有持久的影响。在历史学者詹姆斯·马赫尔（James Macher）看来，19世纪后期的城市改革的核心在于以田园主义的理念混合城市与乡村，进入20世纪之后，虽然如此理念一再遭受批判，却始终有其回响。[17]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城市自然化的改革者那里，无论是自然抑或道德，还是自然与道德之间的联系，都与传统的观念产生了分歧。城市化与工业化倾覆田园主义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对之最为激烈的理论冲击却来自大洋彼岸达尔文进化论在新大陆的传播与接受。田园主义所信仰的神圣的自然体系在进化论的无情揭示中彻底崩溃，和谐与有序为无休止的生存斗争与混乱所取代，曝露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尖牙利齿、充满血腥与杀戮的自生自灭的世界。正如达尔文在他的科学笔记中所言：“很难相信，一场可怕然而安静的有机生物的战争，正在静谧的树林里和微笑的原野中进行着。”[18]万能仁慈的造物主所设计的温情脉脉的自然世界已然沦陷，人们无法在阴郁、凄凉的丛林中继续寻找自然对文明的道德关照，只能回首求诸人类自身，在那里，他们发现了科学、技术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新秩序。
于是，大批受到严格科学训练的专门人才纷纷走入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挣扎求存的山林，兴建道路、铺设铁轨，开凿运河，修葺堤坝，同时也护林植树，整饬河道，分配水源，保持土壤。他们所追求的是双重的理性化，不仅要剔除自然本身的各种无序与可怖的因素，也要修正美国传统上对自然资源的滥用与浪费。田园主义旧梦中的自然资源不竭之说逐渐幻灭，工业时代的新信条——技术宝藏的无穷无尽却正在建立。对于生活在奉科学为圭臬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国人而言，沉沦的自然将在科学的曙光中得到救赎，最终被成功地纳入文明的洪流。
然而道德将何以安身？如前文所述，进步主义改革者在田园主义谢幕、城市时代来临的过程中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道德恐慌，既然自然的道德结构已经坍塌，城市时代的道德似乎不可避免地建立在人类文明的自觉与自信之上。经历浪漫主义对知识与理性的冲击之后，维多利亚时代科学理论的大发展，神学教义的式微，技术力量的迅猛增长，医疗条件的急速提高，生活水平的普遍上升，使科学的权威得以重新建立并且空前强大。当时的社会并非没有别样的观念，事实上，在大西洋两岸纷纷进入工业城市时代的知识精英中，对现代文明的走向及其基石——科学的质疑声音此起彼伏，然而这样的观念本身往往充满矛盾，也无法抗拒一个远为强大的科学时代的降临。[19]人们普遍相信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改善生存环境、保障公民健康等各种途径，在启迪心智的同时，科学也将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准。政府与公民积极参与其中，科学将会帮助建立理性的个体与社会，从而维系道德的平衡。
19世纪后期活跃的城市自然化改革者同样也是科学的坚定的信仰者与文明的守护者，在他们保护荒野与建造城市公园的呼声与行动中，远不止是一种热忱的情感，同时贯穿着理性的精神与实际的考量。从他们留下的文字，很容易读到他们对进化论的熟识，而作为如奥姆斯泰德这样的景观设计师，他们的职业在要求与自然合作的同时，也需要他们应用艺术的眼光与科学的手段祛除自然中间的不确定因素，使之与文明的存在更加契合。即使在他们着力保存的国家公园中，为了适应大部分人的休闲、娱乐需要，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将机器带入荒野，用规划框定自然，这正是城市时代对待自然的典型特征。
然而，在对待自然，或者更进一步，荒野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上，他们却与其他的进步主义改革者之间有着微妙的差别。从奥姆斯泰德到他的追随者与支持者，他们仍然在自然与道德之间发现了某种神秘的联系。在奥姆斯泰德为设立约赛米特州立公园所准备的报告中，他指出：“毫无疑问，对肮脏利益过分且持久的投入将限制、扭曲欣赏自然之美的能力，并将破坏对自然的热爱。这样的爱是由万能之主赋予诸人的，它与人们的道德感知与直觉密切而又神秘地联系在一起。但是对审美与沉思的能力的实践却不一定必然要求人们免于劳作，拥有很多闲暇、很多教育以及很多财富。”[20]
这种神秘的联系的源泉在当时那些城市绿色改革者看来，首先来自人们对自然之美的需求。无疑，这种对自然之美的欣赏，带有人类身心同自然之间的神秘主义联系，是浪漫主义思想在19世纪后期的余绪。同时，也不能否认，虽然他们生活在城市，并且认为城市是文明更为高尚、美好的阶段，在他们的意识中，仍然保留着强烈的田园主义的诉求，对由简朴生活所带来的严肃道德有着执着的追求。然而，对于这些城市改革者，自然之美与道德之间的联系，更多地强调由于拥塞的城市环境，紧张的现代生活为城市人群身心带来极大压力后所产生的渴求；它将对自然之美的需求视为人类与生俱来的基本生理要求，是善的存在的基本条件，是远离土地的城市时代与自然建立联系的根本纽带。
更进一步，自然与道德之间的联系还源于对一种自由、进取、永不停歇的边疆精神的追索与挽留。城市时代的来临标志着广阔的北美大陆所拥有的自由土地的消失，在1890年，美国政府正式宣告边疆的关闭，从官方意义上结束了持续两个多世纪的边疆年代。在1893年的芝加哥世博会上，特纳发表了《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著名论文，且不论这篇论文在史学界所引发的持久的辩论，它直接反映出当时美国人对本土文化与道德的理解与自信。特纳在文章结尾处写道：“然而，不论其环境，不论其习俗，每一处边疆事实上都提供了充满机遇的新天地，逃离过去羁绊的大门；与边疆相伴随的，是鲜活的精神，是自信的意志，是对旧社会的蔑视，是对其制约与思想的不满，是对其经验教训的漠视。”[21]虽然在边疆精神中依然回荡着长久以来各种文化共具的对自然与自由之间关系的叩问，但是它已不再是欧洲田园主义在新大陆上的延续，而是在美国荒野的胸怀中孕育的带有鲜明美国特质的文化定位与道德取向。
因此，在边疆隐退的城市时代，野性的保留占据了与自然之美同等重要的地位。一旦野性为铁路、公路、市场、居所等人为的建筑所驱逐，那么这些如阿迪朗达克山脉的地方将变成山川、树林、湖波组合成的一般所在，忙碌生活的平凡状态将永远存在于视线之内，它们仍将具有吸引力，但是却不再是荒野。现代人群在荒野中对野性的呼唤，意味着他们对失落在工业、城市规范与等级中的自由的重拾。当野性消逝，城市人群走入这些山野的根本意义也将不复存在。正如梭罗在城市时代隐隐出现于瓦尔登湖畔之时所呐喊的，生活在19世纪末城市时代的改革者们也力图告诉人们：“在野性中是一个世界的保留。”一个人们可以聆听自己内在道德罗盘的指示，远离权威与羁縻，摆脱日常生活的一成不变与狗苟蝇营的世界。
正是在积极保留荒野的呼吁与行动中，19世纪后期的城市改革者开始诠释自然与道德之间的第三重蕴意，一种“约束的道德”（the virtue of restraint）。城市时代的道德开始反思美国文化中过度的个人主义，试图以一种被老艾略特称作群体的自由对之加以抑制。这是整个进步主义时代的精神，是他们在建构城市公共空间中所发现人们必然遵循的精神。无论情愿与否，约束势必同样成为人们对待自然态度中的必需。在这个新的城市时代，美国人警告说，需要保留的是边疆精神中质朴、刚健、平等的特质，而非它对待自然的肆意妄为，对待荒野的征伐仇视。人们寻找荒野，走入荒野，以文明来保护荒野，因为他们需要自由，但是这样的自由是精神的解放，而非行为的放纵，为了实现它，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必需认识到文明向荒野扩张的边界，而人们也必须学习“约束的道德”。它强调每个人对他人、对群体的责任，对子孙后代的义务，最终也强调人对自然的尊重与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