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膨胀的气泡
这些源源不断地在海陆之间迁移的人启动了一波又一波迄今未衰的全球生态大流转，也将城乡之间的生态交换与循环变成一种全球性的运动。美国的城市理论学者尼尔·博任纳在亨利·列斐伏尔所提出的“星球城市化”（planetary urbanization）的基础上，重新诠释当代城市的构建与解构，试图给予“城市”和“非城市”以新的定义。其核心在于彻底打破当代城市的边界，不仅是文化与地理意义上的边界，也是生态意义的边界，模糊城市、腹地，甚至荒野之间的差异，将“城市化”视为一个在星球范围内弥散的、动态的、不均衡的力量和现象。与列斐伏尔相比，博任纳对于“星球城市化”的生态影响有更强的忧思，也正是在此层面上，他不断强调“星球”尺度思考和规划城市的必要性。他写道：“资本主义主导的城市化始终立足于对远离主要城市中心区的化石能源的普遍开采、生产和消费，这种模式也直接牵涉到可能永久改变地球气候的全球生态掠夺，同时可能造成规模空前的污染物和有毒废弃物渗透到地球的土壤、海洋、河流和大气中。”[16]
博任纳对于当代城市的观察无疑深具洞察力，但是作为历史学者，我们则需要询问腹地是如何由原有的围绕城市之地变成而今暧昧不明的流动空间，世界究竟如何走入“星球城市化”之中，美国在其中究竟扮演何样的角色？从广义上讲，“第二地球”本身就是作为欧洲的广阔腹地——殖民地而被开拓的，无论是波士顿这样带有浓厚宗教传统的城市，还是新阿姆斯特丹这样自始便以商业为其宗旨的城市，它们都与大西洋彼岸的城市与贸易网络密切相关。作为欧洲的腹地，大量北美的原材料：皮毛、木材，后来的棉花、小麦，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更重要的是，它持续接受欧洲络绎不绝的过剩人口。而波士顿和纽约这些城市的高速增长，同样仰赖其对海洋腹地——鳕鱼、鲸鱼的掠夺，和对海外市场的开拓。就某种程度而言，从“第二地球”发现伊始，在移民与贸易的推动下，整个地球已经处于一种“星球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与其腹地的关系从这个时候开始便已具有了星球尺度。当然问题不止于此，将城市放回历史当中，势必重新思考博任纳所定义的“星球城市化”。是否关于腹地、荒野，以及关于其他虽然深受城市影响，但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自身运行机制的地方的讨论，真的已经变得不具意义？或者它们仍然在或隐或显地制约着城市的蔓延，挑战着它的自信和乐观？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确可以将美国历史理解为大洲腹地的创造史，但是它所创造的不只是一个单数的腹地，就如同我们也不能假设芝加哥是唯一的内陆中心。与之相反，环境变化的进程创造了成百上千个腹地，它们与城市连接在一起，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经济体，如同一个个活跃闪亮的气泡（bubbles）。每个城市，甚至每个小镇，都有自己的气泡，它们尺寸不一，形态互异，往往短暂、脆弱，兴衰起落，应时而变。如此众多的气泡在资本的大潮中游移，并没有某种统一的法则将它们规范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反而彼此碰撞、冲突，争夺更大的气泡空间。它们也可以同其他的气泡合并，溶成更大的气泡，当它们的体积越大，便更容易破碎，它们也在破碎与重组中不断生成新的气泡。这些气泡的形状从来不是完美的圆球体，很多时候，它们并不规则，可以向内陆延展，甚至扩张至海外。城市的鼓吹者们（urban boasters）正是最早吹出气泡的人，如同克罗农所言，这些人都是资本主义的忠实拥趸者或者实践者。但是想要维持气泡，并且令它不断增大，则需要劳动力，大量不断迁移的人群。正是在一个人口高速增长并且极具流动性的世界中，美国的大小气泡们得以迅猛扩张，并且业已持续一两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克罗农笔下的芝加哥和大西部便是如此，伴随芝加哥的成长，它的气泡也不断延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芝加哥的气泡从来不是封闭的，为其所独有的。19世纪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众多城镇都在创造它们的气泡，明尼阿波利斯、圣路易斯、丹佛、堪萨斯城。所有这些城市生成的腹地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彼此重叠，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决定这些气泡的延展方向。
这些气泡不断膨胀的过程是一部由城市和腹地共同构成的历史。在美国西部史和城市史的讨论中，有一个持久的议题：究竟是特纳的边疆学说解释了美国西部的发展，还是“城市边疆”的理论具有更强大的解释力？特纳在1893年那篇振聋发聩的论文中为美国人的发展历史描绘了一个虽然迅速但仍然渐进的演化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历史的浓缩版本。他写道：“美国是社会历史中的巨大一页。从西向东，在我们逐行阅读这幅大洲之页时，我们发现了社会演化的记录。它开始于印第安人和狩猎者；随后讲到因文明的引路者——贸易商——的进入而带来野蛮人的分崩离析；我们读到在牧场生活中田园牧歌阶段的年鉴，在稀疏的农业定居点种植无须轮种的作物如玉米与小麦时对土壤的开发；在更为稠密的农业定居地的集约化农业；最终，读到制造业组织以及城市与工厂体系。”[17]自20世纪30年代起，对特纳的批评便不绝于耳，如同所有19世纪的历史学者，特纳对文明与野蛮的界定，对田园牧歌的西进的假想，对征服荒野的赞美，对天定命运的合法性的支持，都受到来自不同领域的历史学者，特别是新西部史家的批评。本书无意评判特纳在种族、阶级、性别议题上的重大缺陷，而仅聚焦于特纳对西部发展次序的讨论，因为它直接涉及城市与腹地之间的关系。
于此问题上，特纳的批评者不仅来自美国，还有众多加拿大学者。前者以理查德·韦德的经典之作《城市边疆》为代表，后者则指出加拿大的西部历史与美国历史的差异。在韦德看来，美国西部的开发以城市为先导：“城镇是美国边疆的先头部队”，商业和制造业打开了韦德眼中的西部——俄亥俄流域——的门户，而后，方有了农业的拓殖。不过，如同克罗农所言，韦德及其后继者的思考基本集中于城市的行政边界内部，对城乡关系，城市同自然之间的关系鲜少涉及。[18]克罗农的灵感更多来自于加拿大学者对城市与乡村关系的讨论，但是，他对后者的接受是审慎的。他并没有明言美国同加拿大在城市和西部问题上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国家于其中扮演的角色，但是他不认为城市与乡村是一种简单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在克罗农看来，特纳的边疆学说并不仅是19世纪末的一篇胜利宣言，与之相反，他始终认为这套学说时至今日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启发意义。他写道：“……大都市帝国的中心，或者说特纳所言的边疆的中心，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市场。当特纳把边疆称作‘资本浪潮的外部边缘’时，他无意之中所作的描述并不带有某种隐含的种族主义观点，或所谓的‘文明与野蛮的交点’，而是显示了市场关系正在扩展，与大西部地区人们使用土地的方式融为一体，也可以说同时显示了市场关系与土地使用方式之间的相互影响。”所以在克罗农看来，如果说有一种主导力量，这种力量既非特纳笔下独立无畏的普通拓荒者，也非韦德或者加拿大学者所认为的西部城市，而是资本无处不在的力量和它所建立的在边疆土地上蔓延的市场关系。在此章的结尾处，克罗农写道：“随着村落发展为大都市，边疆也成了腹地。大西部的历史，就是我们称之为城市与乡村的两个地方之间长久的对话。……从芝加哥河的两岸放眼开来，大西部既是一个城市帝国，也是一个被改造过的农村。”[19]换言之，城市创造了腹地，但边疆上的乡村世界并不一定是城市的产物。
无论是乡村，还是与乡村与牧场这种“驯化生态”相比，更处于非人力掌控状态的生态系统——被称为荒野的存在，都不必然成为腹地。[20]对采集、狩猎的北美土著而言，土地是他们所直接获取食物与生存资料的地方，虽然有少量的物品进入交换，但是并没有构成一片土地为一个市场和城市生产或者供给能源的关系。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中，虽然乡村以纳税的形式和城市形成了一种腹地关系，但是他们的生产逻辑并非资本的或者商品经济的逻辑，而是满足自身需求和适应本地生态的逻辑。
如果我们将视线暂时从19世纪的芝加哥河两岸抽离，将时间尺度放长，回到殖民时期的东海岸历史上，可以发现另一种不同于一般想象的北美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广为人们所接受的城乡关系认知源自克罗农的首部著作——《土地的变迁》，从某种角度而言，《自然的大都市》对于城乡关系的解读是克罗农在《土地的变迁》中对新英格兰土地商品化思考的延续。虽然城市在《土地的变迁》的讨论中仅是一个边缘化的存在，商品经济仍然是新英格兰土地变迁——或者更直接地说——土地退化的主角。[21]在这部书中，无论是皮毛猎人、木材商，还是农场主，都直接参与了打破土地的完整性和神性，将之商品化的过程，新英格兰的乡村形象由此被固化下来，形成了资本-商品化-农业-环境退化的基本诠释模式。
不过，在2004年，布莱恩·多纳休出版《大草地》一书，以殖民时代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的农业为研究对象，打破了如此一种刻板印象，提供了曾经存在于北美大陆上城市与乡村关系的另一种范例。多纳休认为，梭罗所哀叹、逃避的康科德是独立战争之后，由于外部商品经济的扩张和内部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而形成的，在整个殖民时代，生活在康科德的农人建立起一种基本自给自足、可持续的、农牧结合的农业生态。这个形态更类似于他们所离开的现代早期英格兰的乡村，遵循自然的节律，精心呵护土地，进行多样化种植，就社会与经济组织而言，是一种集体的、互助的、基本独立于城市之外的体系。[22]值得注意的是，多纳休本人在历史学家、教授的身份之外，是一位有机农业的坚定不移的奉行者，他对传统的小农耕作方式存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从而无法以克罗农或者沃斯特那种更具批判性的眼光审视这种农业形式对于自然的驯化，甚至剥削。他拒绝看到，即使回到康科德农夫们所仿效的英国，在其风景如画的乡村景观的遮盖之下，是环境退化和农民困顿的现实。雷蒙·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所做的尝试正是对“美好昔日”的乡村幻景的解构。[23]不过，威廉斯并没有真正从生态角度去思考传统农业对自然的影响，农民对荒野及其上所生存的野生物种的天然仇视，特别是不断增长的人口将土地的承载力推至极限的生态现实。即使在多纳休的康科德，不到200年的拓殖已经令这里的自然经济解体，所谓的可持续性不过是以何样的时间尺度进行观察而得出的结论。
多纳休对殖民时代康科德的自然经济或许并不公允，但是在他的分析中，我们的确可以发现一种不同于芝加哥同大西部之间的城市-腹地模式，一种较为松散的、近距离的，在生态上上更为密切的模式，如此模式更符合农业社会中的城市与腹地关系。在这种模式中，城市的发展规模在很大程度上由其周边腹地的生态承载力所决定，很多新英格兰城市和其腹地在增长的过程中，多少遵循这样一条基本原则。波士顿始终没有发展成为如纽约、芝加哥或者洛杉矶那样超级规模的大城市，在那个城市中，虽然商人同样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检索其历史，它的城市精英阶层在深厚的清教传统制约下，对过度膨胀持有一种较为审慎的态度。与其他美国大城市相比，这个城市和新英格兰的其他城市从建立之初，便对共同体利益和公共道德有着真诚的信仰，自由资本主义的恣意妄为在那里总会受到主流舆论的批评，甚至法律上的限制。[24]换言之，波士顿气泡的膨胀有两个方向，两种主导模式。它的很大一部分财富来自海洋和海外贸易，朝着那个方向，它如同任何一地的自由资本主义那样贪婪，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对自然进行毫无节制地榨取，直至鳕鱼遁迹（一个有趣的事实则是波士顿的商业精英往往很早退休，回家种花[25]）；但是在它同供给其食物、水、能源这些最基本的但却最重要的资源的腹地之间，则建立了一种相对温和的、有节制的关系，当然这并不意味它的资本没有向更西部延伸。
纽约则代表了这两种气泡的融合，或者更确切地说，前一个巨大的气泡不断膨胀，吞并了后一个较小的气泡。在膨胀的道路上，纽约将自由资本主义的精神贯彻到底，它从来没有停歇过对海洋和海外资源的掠夺，而当它周边的腹地无法继续满足它的膨胀时，它开始向更远方寻找更广阔的腹地——五大湖。芝加哥如此迅速地崛起与发展同纽约的膨胀之间密不可分，在前者发展历史的初期，它从根本上是作为纽约的腹地而存在，为纽约所需要的资源进行加工，通过伊利运河运往纽约的市场。纽约的膨胀成就了芝加哥，但是当芝加哥逐渐壮大、成熟，它从纽约的气泡中分离出来，形成了自己的气泡，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同纽约的气泡之间构成了竞争关系。
此时，美国的自由资本已经翻越了阿巴拉契亚山，从国家到社会道德层面，似乎不再存在对其驰骋纵横的羁縻，能够限制气泡膨胀的只有自然自身。从纽约到匹兹堡、圣路易斯、芝加哥、堪萨斯城等等，所有这些在19世纪上半叶出现的主要城市依然依据古老的选址原则，尽量发挥当地的地理——水路优势。然而，如同克罗农所示，真正将芝加哥从自然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获得大增长的原因不是水路，而是铁路。美国的版图、政治、经济，以及生态都因铁路章鱼般地延展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26]伴随寒暑节气对运输所设限制的消失，一个城市的腹地可以位于距离它数千英里之外的地方。事实上，也必须如此，因为此时城市对于资源的需求已不再只是食物、水、建筑材料和燃料，化石燃料的使用和它所带来的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城市对于资源的需求，迫使所有的城市在某种程度都在依赖某个遥远甚至异域的腹地，也迫使这些遥远的地方因为远方城市的需求而发生根本性的生态和社会变迁。河流的存在不止是为了提供饮用的水、灌溉的水，更要提供发电的水。在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堪萨斯城气泡的早期膨胀中，人们可以不用太费周折便能辨析出其边缘何在，它们的腹地有明确的指向性和确定性。但是在化石燃料带来的交通革命后，这个清晰的腹地消失了，气泡破碎了，腹地变得游移不定。当人们来到拉斯维加斯时，人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单一的巨大气泡，而是无数个大大小小漂浮、移动的气泡。吊诡的是，正是在那里，对自由资本主义扩张的新约束出现了，这种约束来自于一种关键性资源的匮乏，迫使资本主义与国家媾和，在接受其技术与资本的支持的同时，被迫让渡自身的发展自由，接受后者的管制。
洛基山脉以西的城市化进程与大平原基本同步，推动它们增长的动力源也是一致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无极限扩张，但是，扩张的前提是物质性的，是源源不断为其补充能量的资源。在文明发展的道路上，人类一直在开发新资源。当一种资源耗尽时，人们有信心可以找到替代性资源。例如北美大陆的森林在数百年间都是最可以轻而易举获取的资源，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之前，除了极少数有识之士，人们仍然认为北美的森林是无穷尽的。在这个时期，虽然蒸汽机、铁路已经纷纷出现，煤开始得到大量使用，在美国的大部分城市中，直接来自森林的材料仍是基本的建筑材料和燃料。但是，很快“林荒”的恐惧出现了，在东海岸人们开始急切地讨论如何遏制林荒的扩大。从乔治·帕金斯·马什到查尔斯·萨金特到吉尔福德·平肖，他们呼吁的是展开一场资源保护运动，让这些森林资源得到“明智地利用，有效地管理”。然而，在经济学家、工程师、城市鼓吹者看来，一种更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找到替代资源，煤、石油、天然气取代木头成为燃料，钢筋混凝土、水泥则成为城市中最重要的建筑材料。虽然在燃烧中令这个地球越变越暖，虽然在建筑中为地球表面添加了千亿吨不可降解之物，但至少它们带领美国人超越了森林减少带来的危机，跨入了文明的城市与工业时代。
但是，如果说作为资源的森林可以为新的化石能源与建筑材料所取代——森林当然有其超越资源的价值，作为地球上重要的生态系统的价值——有一些资源则无法以他物替代，例如水。与湿润的东部相比，美国西部恰恰匮乏的就是这一关键性的基本资源。没有水，便没有农业，没有农业，便无法出现供给城市需求的乡村，没有乡村，则通过采矿业吸引的人口形成的城镇无法壮大。即使通过铁路，可以将更远方的资源调配彼处，然而如此，西部则永远无法突破发展的瓶颈，终结受制于东部资本的局面。但是，西部最终形成了不止一个大城市，而是城市史学者王旭所论的由若干个大城市构成的“大都市区化”，其根本在于对水的征服。[27]
沃斯特在《帝国之河》中将西部称为“资本主义文化的生态变体”，它的母体是美国东部湿润气候的滋养之下生成的一整套文化，它在自身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对自然产出的期待，对社会价值的框定，对制度与秩序的解释。但是当它被移植到干旱的西部，一方面试图在新的自然环境中实践母体既有的理念与行为；一方面又在水这一关键性自然元素的匮乏下，违背了母体文化在这个新地区建立一个平等、自由、民主社会的期许。新的权力结构在勉力制造丰裕资源，却又不断遭遇自然制约的过程中浮现，最终缔造了一个同其母体不论在财富还是在观念上都可以一较长短的新帝国。在这个匮乏-丰裕-匮乏的循环中，新的水帝国的缔造者感受到在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强大的组织性力量的需要。如沃斯特所言：“让曾经的匮乏成为富饶，将从前不可获取、神出鬼没的悭吝自然置于私人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最为重要、最为根本的生态角色，而在西部，这一角色发挥作用的程度，是美国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能同日而语的。”国家一方面拥有着最强大的资本，另一方面又掌握着最先进的技术，二者的结合，形成了对西部自然和水的“技术统御”（technocracy）。西部的城市并不诞生于技术统御之中，但是它们的膨胀与壮大却必须仰赖技术统御的维系。[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