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史研究的环境转向
美国当代历史学诞生于一个城市化的时代。大部分当代美国历史学者成长、生活在城镇、郊区，因此，在他们而言，渴望理解城市的历史是极为自然的反应。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现代历史是城市的时代，如果希望对现代历史做出透彻的诠释，历史学者就必须关怀城市的历史以及它在推动现代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与较为平静、单一的乡村历史相比，汇聚了不同的族群、文化的城市历史似乎更加丰富多彩、高潮迭起，而以此为主题的史学研究相对而言也更为多元、广泛。
美国历史学者在城市开始迅速蔓延于美国景观上之际，便已开始书写城市的历史。但是，“城市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却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真正出现。这一新生领域开始研究城市的历史特点和城市化进程的历史作用。这些卓然自成一家的新“城市史学者”倾向于将城市视为一个“进程”，而非一个具体的“地方”，通过借用社会学“定量研究”的方法（quantitative research），他们开始对城市中间那些泯灭自己声音的人群予以关注，以对抗传统史学的精英研究。新城市史学的主题主要包括社会与政治的变迁，阶级关系的起源，以及种族、民族与性别冲突。而这个新领域也呈现出跨学科的特色，在其研究中大量引入社会史、建筑史，以及城市社会学等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美国新城市史学的拓荒之作为斯蒂芬·塞思托姆（Stephan Thernstrom）的经典：《贫穷与进步：一个19世纪城市的社会流动》，出版于1964年。该书采用了大量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研究马萨诸塞州的纽伯里波特在1850年至1880年间的社会变迁。它对以后10年甚至20年间美国城市史的叙述都产生极大的影响。新的城市史家运用相关数据，进一步发展“自下而上”的叙述角度，通过社会底层人群的见闻、经历进行研究，同时对不同族群向上流动的社会模式加以比较。[15]
其他一些在这一领域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包括卡特勒恩·康岑（Kathleen Conzen）的《移民的密尔沃基，1836—1860》（1976）；艾伦·道利（Alan Dawley）的《阶级与社区：林恩的工业革命》（1976）；迈克尔·卡茨（Michael B.Katz）的《汉密尔顿的人，加拿大西部》（1975）；埃里克·门克宁（Eric H.Monkkonen）的《危险的阶级：俄亥俄州哥伦布的罪恶与贫穷，1860—1865》（1975）；迈克尔·韦伯（Michael P.Weber）的《一个工业城镇的社会变迁：宾夕法尼亚州沃伦的进步模式，从内战到一战》（1976）。[16]
与前一种新城市史学相比，基本上在同一时期出现的城市“传记”的史学叙述方式则较少受到社会学的影响。然而对于公众而言，它可能是最为普遍的研究城市历史的方式。城市“传记”试图对一个特定的城市进行历史叙事。同个人传记史家相似，城市“传记”史家力图将城市中间各种复杂的侧面串联起来，如这一城市的源起、领袖、经济基础、交通、市政、地理扩张、人口特点、学校以及各类其他文化设施等等，叙述一个城市的经历。每一个特定的城市赢得了某种特殊的综合个性，而不再只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存在。因此，城市再次变为一个具体的特殊的“地方”，拥有丰富的细节和叙事的趣味，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为埃德温·伯罗与麦克·华莱士在1999年出版的《戈瑟姆：1898年前的纽约城市史》。[17]
因此，在大约30年前，城市史，不论是在大众层面还是在学术圈中，都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但是它此后的发展，却颇有几分虎头蛇尾的味道。无论它曾有多辉煌，这个学科似乎已见式微。一个最为显著的标志便是，美国的很多大学停止开设这一领域的课程。堪萨斯大学是美国典型的州立大学，以它为例应具一定的代表性。在它的历史系，共有近40位教师，100余个研究生，近500个本科生，但是该系却几乎没有开设城市史方面的本科或者研究生课程。而在美国每年的工作市场上，为城市史或者以城市史为主的新设职位几近于无。为何会出现如此状况？为何一个曾经如此充满希望的学科开始丧失它的吸引力？城市仍然在一天天地扩张，但是为何城市史的研究却在早先的成功之后进入一个停滞的阶段？
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复杂，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将之视为美国历史学科发展的必然。当一个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将不再满足于该学科初生时所设立的学科规范，而渴望与更多其他的学科与思想产生碰撞，交融，再进而分化。美国城市日趋扩张，其问题亦日益复杂、细化。从某个特定的角度来研究城市，或者对具体某个城市进行个案研究，无论从精准性、可行性，还是历史叙事的吸引力而言，都比从前将城市化视为一个统一而缺乏个性的过程更具魅力。因此，一方面，为个体城市立传成为众多新生代城市史家的选择。而另一方面，城市史自身开始逐渐分裂或者融入其他的领域，如社会史、经济史或者种族、阶级、性别研究，或者环境史。
21世纪以来，城市史学者一直在讨论其领域的未来。克莱·麦克沙恩（Clay Mcshane）在他的探讨中提出了一个对这个领域颇为“悲观的结论”。在麦克沙恩对城市史的教学大纲以及获奖情况做了一番详尽的研究之后，他指出这个领域非但不再是史学的宠儿，而且还落伍于史学的整体发展。在他看来，城市史缺乏清晰的界定与核心，对风云变幻的社会现象讨论匮缺，与此同时，这个领域也失却了方法论上的精确。他进而指出：“【斯图尔特】·布鲁民早已指出，在城市史著作中，缺乏理论或者方法，缺乏这一学科的特点，这是一个迄今仍然准确的观点。当然也有例外……但是他们都并非主流。……这种对理论与方法的兴趣的缺失将很有可能使我们为同行，特别是社会科学家所轻视。”
然而城市史中存在的问题似乎要比缺乏方法论上的精确更为深刻。麦克沙恩同时承认这个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作品都已陈旧，换言之，在今天，没有多少新书的出现来推动这个领域的前行使之更具影响力。在他列举比较了当前被引用最频繁的书籍后，他指出，事实上，所有这些作品的被接受程度都未能使它们成为共同认可的经典著作，而那些引用率最高的四部作品甚至不是学术著作。最终，麦克沙恩总结道：“看来城市史与历史学科内其他领域存在极为显著的断裂……然则城市史究竟是否仍是一门学科，如果它没有产生一部经典之作，即使是一部有争议的经典之作？”[18]对城市史领域的这一悲观评价至少说明，在美国，城市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难以保持其一贯性或者继续其对历史学者的持久影响。它没有吸引新生代中具有创造性思维的学者的力量，也未能撰写出促使这个学科继续发展的著作。在城市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城市史学者却脚步拖沓，意志不坚。
然而我们以一种更为乐观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领域，或许城市史并非衰败了，只不过是发生了改变，它渐渐地脱离了同社会学领域之间的密切联系，却以一种城市史学者未曾预知的方式，在一些出乎意料的地方开始重新振兴。城市史并没有渐渐死亡，它只是改变了它的重点、角度和方法。例如，它的重生发生在城市史与环境史相遇的时刻，从彼刻起，城市史发现了一个新的定义。至少在美国，环境史已经为城市史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思想和活力，而这种交融业已创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书籍与文章。
城市-郊区景观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环境史领域中崭露头角，到90年代立稳阵脚，现在则是该领域研究中最受欢迎的新边疆。历史学者意识到城市不仅仅对距离它最为遥远的荒野地区的使用或者保护有极为深刻的影响，城市自身也是自然多少保留着自己的力量并且留下一些不可磨灭的印记的地方。自然不只是远方的草原或者森林；它同样包括我们居所周围流动的空气与水，那些令城市机器忙碌不堪的能源，还有所有在城市中间寻找到它们的生态位的植物、动物与微生物。凯特勒恩·布罗斯南（Kathleen Brosnan）、安德鲁·赫尔利（Andrew Hurley）、马丁·麦乐西、亚当·罗姆（Adam Rome）、乔·塔尔等学者极大地拓宽了我们对人与自然之间的交界面的思考，并且证明人类的居住区，同人的生理系统一样，是一系列存在物的集合，需要补给与排泄；而城市的新陈代谢系统的运作，就像农场或者工厂，也同样证实城市根植于自然当中，即使在很大的程度上，它是人工的创造与自然力的共同结果。[19]
在一篇关于城市环境史的综述中，美国城市环境史的开创者之一乔·塔尔将现有的美国城市环境史的发展概括为五个方面：一，研究人为环境与人的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二，研究针对缓解环境问题所做的社会反应的努力与作用；三，探讨自然环境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四，分析城市与他们不断扩大的腹地之间的关系；五，研究城市中间种族、阶级、性别与环境问题的关系。[20]在这五个方面，环境史学者在最近的30年间不断有新作问世。而从早期麦乐西等人对城市环境进行的综合研究，到今天诸多学者关注一个具体的城市，关注这个城市中人类的活动与思考，城市与它的周边自然的相互作用，至此，城市环境史也越来越扎根在土地中间。这些新一代的城市环境史学者，同他们的环境史同行一样，关注城市景观中细节的变化，寻求每一个具体城市在环境史意义上的特性，重新书写一个城市的“传记”。[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