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城市思想的诞生
在奠定其20世纪城市研究大师地位的《褐色数十载》（Brown Decades，1931）一书中，刘易斯·芒福德称弗里德里克·劳·奥姆斯泰德为美国“第一位城市主义者（urbanist）”。[1]在奥姆斯泰德之前，美国人对于城市的思考是有限的、含混的。在他们离开英伦三岛，跨越大西洋来到北美大陆的时候，带来的不仅有小麦、车前草、牲口、病菌，还有英国社会从现代早期形成的反城市心态。[2]他们关注国家、民主、自由、法律，但是鲜少将城市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进行探讨，它应当是何样貌，同生活在其中的人群应有何种关系，它同自然和乡村之间应当如何相处，如何令城市生活更加美好。即使偶有这样的讨论，也是将之作为污染、瘟疫和道德腐坏的渊薮而加以贬斥。令如此思想图景发生彻底改观的人是奥姆斯泰德，正是他，明确地宣告，城市时代已然到来，每一个人、每一处地方都无从逃避。
在对美国景观的改造上，可能没有其他任何人的影响能够超越奥姆斯泰德，他的手泽遍及整个北美大陆25个州和加拿大数省，无数城市公园、国家公园、大小学校、私人宅第。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设计思想主导着整个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早期，而彼时也正是美国城市化方兴未艾之际。直至今日，虽然奥姆斯泰德的权威在不断地经历各式各样的挑战，但是他的思想已经渗透美国的土地，没有任何挑战者能够将之从中抽离出来。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城市、小镇、州立公园与国家公园中，人们都可能遭遇奥姆斯泰德，或是大师亲筑，或是其思想之遗惠。奥姆斯特德已然成为美国景观的一部分。
成长于19世纪浸淫着超验主义思想的新英格兰土壤之上，奥姆斯泰德的审美趣味是纯然浪漫主义的，他在设计中所追求的理想则表达了对民主的信仰与追求。在他看来，正是在新世界的自然中诞生的新城市，能够成为既实现其社会理想，又传递其美学诉求的地方。他坚定地相信在这个新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舒适、健康、教育、艺术，特别是自然之美，过于美好，以至于普通人无法拥有。如本书此前数章所论，这一思想在他从西部的荒野回到东部的纽约，全面展开他作为景观设计师的生涯时，得以真正贯彻。在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知识人依然沉浸在田园主义的旧梦，悲悯它的破灭时，奥姆斯泰德已经开始积极地探讨并且重构城市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定义自然在城市时代的角色和城市在其广阔的生态系统中的位置。
早在1870年，奥姆斯泰德在美国社会科学协会的会议上宣读一篇题为《公园与城镇的扩张》的文章，这是一篇通告城市时代轰然而至的宣言。在文章中，奥姆斯泰德敏锐地察觉到城市化，或者如他所说的“强大的城市趋向”，已是文明发展进程中不可阻挡的趋势。他拒绝视城市为“道德恶疾”的愤懑或者回归“简朴乡村”的感伤，与之相反，在他看来，城市化的进程中间充满着“人类进步的因子”，城市的崛起同“奴隶制、封建习俗、神职者的谋私与受控于神权的政府的消亡”紧密联系。他赞美“书籍、报刊、学校以及其他形式的普遍教育的盛行，还有先进的通讯方式、交通和各式节省劳力的发明的使用”。他断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放弃学校或者报纸，铁路或者电报，去恢复封建权力或者高额的邮费。王权或者神权在任何一处地方都岌岌可危”。他铿锵有力地预言：“预备城市化洪流的上涨远比期望它的覆没更为理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奥姆斯泰德坚信城市化代表着进步的潮流，对城市生活的“疾病与苦难”，“堕落与罪恶”，他却并非熟视无睹。他进而写道：“如果不是现代科学探究出很多城市独具的折磨人类的邪恶事物的产生原因，并且将抵抗它们的方法交入我们的手中，那么文明的前景将暗淡无光。”[3]
在奥姆斯泰德所言的邪恶事物中，最为肆虐的无疑是在19世纪仍然威胁城市人群生命的瘟疫。而在他宣读此文时，细菌理论已经开始发展，新的上、下水道技术日益成熟，大洋彼岸的城市公共健康建设已经崭露头角，纽约中央公园的轮廓已经渐渐清晰。最重要的是，内战结束，南部重建虽然阻碍重重，但是整个美国从东海岸到大平原，再到奥姆斯泰德于五年前离开的太平洋沿岸，都焕发着新的气象，新的生机。如同不停歇地为这个新世界高歌的惠特曼在1872年为他的诗集《像一只自由飞翔的大鸟》所撰的前言：“当今的时代实在了不起！应该把它的一切都收入、表达在诗里——它的世界——美国——城市和各州——我们十九世纪的年代和事件——迅速的发展——光明与黑暗、希望与恐惧的强烈对照和波澜起伏——由科学引起的诗歌写作方法的全盘革命——这些伟大、新颖的基本事实和到处重装、传播的新鲜思想——实在是了不起的时代！”[4]在奥姆斯泰德看来，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自然界一切危险的、肮脏的、恐怖的存在都在现代科学的持续更新中被驱逐、摧毁，人类社会的一切腐朽的、堕落的、不公的事物也会在现代民主的不断完善中被压制、消灭。毫无疑问，乐观而自信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气质渗透在奥姆斯泰德、惠特曼这一代人的骨髓当中，其背后是对19世纪浩荡而行的科学与技术带来的进步所怀的近乎崇拜的信仰。就像惠特曼逸兴遄飞的诗篇：“总结我们所有的知识，古代和现代的学问，深刻的直觉/所有的地质学——历史学——所有的天文学——进化论，所有的玄学/结论是我们都在进步，进步，慢慢地加速，肯定越来越好。”[5]
奥姆斯泰德当然不是惠特曼。惠特曼渴望彻底地撕去加诸己身的一切旧有羁绊、规训，如新生儿般赤裸裸地屹立在新世界的中心。而对奥姆斯泰德来说，新英格兰传统的道德力量始终约束着他的思想和行为，作为一个职业景观建筑师所必需的知识与理性也令他对社会，对城市的观察与反思不仅富有艺术家的浪漫想象，更加具有社会学家的冷静分析。当惠特曼手舞足蹈地奔跑在北美洲的大陆之上，他眼中的男男女女、工厂、城市、天空、海洋，还有大平原上的每一片想象的与真实的草叶都在一个新世界中互不妨碍地自由舒展、绽放。而在奥姆斯泰德的设计中，他深刻地认识到工业与城市在无节制追求利益的道路上为自然带来的威胁。
然而，二者又何其相似地与其时代精神合拍，又超越了其时代的局限。他们都真诚地信任科学的力量，坚定地实践民主的理想，对奴隶制深恶而痛绝，呼唤一个公正而健康的社会。但是，与他们时代大部分有着同样信仰的人的不同的是，他们清晰地感受到（对惠特曼而言）、认识到（对奥姆斯泰德而言）自然之于这个新世界正在建成的文明的重要性。在惠特曼的诗篇中城市从未与自然相分离，正是从后者的野性与丰饶中，从它的草叶的韧性与生命力中，文明的城市、事业，还有他所热爱的人，每个人，汲取着蓬勃的、原生的、持久的力量。在奥姆斯泰德那里，自然之美是他用心之所在，更是艺术的灵感，城市文明的必须。他的宏大城市构想来自他对人类生态体系进化的理解：城市必然成为这个体系中更为文明的阶段，它将成为文明人的居所，科学将使这个人类新的居所变得更为宜居。但是在他对城市化的乐观预见中，一直保持着审慎的警惕。他忧虑此二重理念相交织后，可能发生的自然与城市之间的分离，以及人类全然处身技术所创造的环境中可能出现的异化威胁。在他看来，无论是杰弗逊的自耕农农业理想，还是南部种植园经济都已成明日黄花，城市化方是文明发展的必然方向。然而，文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自然与城市的分隔，更不意味着自然的死亡。城市时代人类对自然的需要并不仅存于对洁净水源、清洁空气、安全食品的生理需求，对自然的认识也不应停留在知识层面。事实上，当文明愈行愈远，对自然的审美认知与需求也便愈发强烈，而当科学对自然的认识愈加深入全面，文明愈应当检验曾有的盲目自信，对自然的规则与节律心怀敬畏。当奥姆斯泰德为美国城市设计公园时，他的思考并未囿于公园的边界，而是在为整个城市以及城市所凝聚的文明筹谋。在美国文明昂扬突进的上升期，他希望通过在城市中融入自然园林，在城市之外保留荒野以使城市自然化，从而令城市更加文明化。
在城市变得愈发巨大、拥挤，污染更加严重，气候天天变暖，生物多样性不断消失，大流行病传染范围、速度、频率日趋增长的今天，奥姆斯泰德、惠特曼的时代对于进步的信心似乎变得有些可笑，甚至荒诞。然而，他们为了自己心心以求的进步努力过，而我们没有。[6]他们直接回应自然对其思想的触动，又将其思想不仅书写在纸张之上，也书写在无数人将要经历的景观当中。他们生活在一个不齿于谈论自然、艺术与美的时代，那个时代有着自己的天真、偏见、盲目，但是也有着不断内省的批判能力。也正是从奥姆斯泰德开始，一代代城市主义检视其思想渊源中对自然与文明的反省，将美国思想中对自然的青睐、对城市的排斥融入对城市文明的反思和改造，在城市的生态悖论中推动城市的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