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的横财！”
究竟什么是近现代世界历史上最具深远影响的事件？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没有任何一位历史学者会期盼得到一个为所有人认可的答案。但是至少其中一部分人会如此回答：15世纪末的世界地理大发现是近现代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它不仅令人类对地球，这个他们生存的世界进行根本意义上的重新认识，使他们开始重新划分世界人种，绘制世界地图，书写世界地名辞典，编纂世界动植物百科，展开一场科学革命；更使已渐趋步入马尔萨斯关头（Malthusian crunch）的欧洲冲出瓶颈，为资本主义，这一当时尚在雏形的革命性力量提供了将来席卷世界每个角落的物质基础，彻底地改变了人类与自然的经济体系，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American windfall，欧洲人如是称呼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发现。这一笔从天而降的横财是完全出乎意外的，然而又是那样的丰厚，似乎取用不竭。基督徒将之视为上帝的福音，伊甸园在人间的重现。然而对他们而言，这个凭空出现的大陆激发的并非仅仅是宗教意义上的想象和虔诚，或者审美层面的震撼，他们敏锐的商人眼睛同时看到了这片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处于荒野状态的土地中潜藏的利益，而如何发掘、利用这片土地，使其利益不断升值正是基督赋予他们的使命。
在《马太福音》的第25章中有这样的一个寓言：某个财主要去外国，他将家业交给了自己的仆人，按照他们的才干，给了第一个仆人五个塔兰特（古希腊和古罗马人使用的货币单位），第二个仆人两个，第三个仆人一个。第一个仆人运用这五个塔兰特另外赚到了五个塔兰特；第二个仆人赚到了两个；第三个仆人则将他的主人的一个塔兰特深深地藏在地下，唯恐遗失。过了很久，主人回家了，三个仆人一起来参见。第一个仆人交还了五个塔兰特，另外附加了五个他所赚到的。主人赞美他为忠心而善良的仆人，准备将更多的事情予以他管理，并让他分享他的快乐。第二个仆人交还了两个，附加他所赚到的两个，得到了主人同样的赞誉。第三个仆人呈上了他藏在地下的塔兰特，说道：“主阿，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此处所引用的中文圣经翻译以一千银子代替塔兰特）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大怒，呵斥道：“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8]
在社会学家那里，这则寓言被演绎成为著名的“马太效应”，但是，如果从环境史的角度对之进行考察，它则传递着新鲜的信息。长久以来，基督徒将土地视为主交与他们管理的财产，他们所需做的不是将它潜藏，从而维持其原状，而是将其投入使用，并使之不断升值，以等候基督二次降临时的审查；否则，他们将变为那个懒惰而邪恶的奴仆，被放逐到黑暗之地哀哀哭泣。由此，这则寓言为自然的资本化提供了神圣而合理的依据。当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发生之际，正是资本主义萌发之时，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对资源与市场的需求激励了人们对遥远国度的探索。《圣经》中的古老寓言与这一新生力量可谓一拍即合，与航海者行囊中的《圣经》一道漂洋过海的，正是资本主义对财富毫无遮掩、积极持久的追求。
当他们终于抵达新大陆时，这则寓言同样成为新教徒攫取北美伴随洲土著居民的土地的堂皇理由。在他们眼中，与欧洲大陆已被高度驯化的土地相比，新大陆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创世之初的状态。虽然包括波士顿在内的一部分地区留有印第安人刀耕火种的痕迹，但是在白人看来，只有永久性的居住与耕作，方能真正使一片土地摆脱蛮荒状态，也只有如此，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群方能宣称对其的所有权。
早在18世纪洛克对劳动与财产的关系进行分析之前，温思洛普已经用稍显模糊，更加宗教化的形式表达了类似观点。《圣经》再次成为这些清教徒财产观的基础。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8节，上帝对人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征服】这地，也要管理【统治】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9]因此，上帝赋予了人类征服土地，统治土地上一切生灵的使命，他要求他们在其上生养众多，而非让土地闲置。在温思洛普看来，一片未经耕种发展的土地，不属于任何一人。只有通过篱笆、耕作、施肥、收获，亦即是通过农业劳动，土地才变成某个人的私有财产。
印第安人并非完全没有财产权的概念，但是他们对财产权的界定同白人的定义有着极大的差异。白人一旦使一片土地成为其私有财产，他们理所当然地拥有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土地和其上的所有物种，以及对它们完全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可以继承、买卖。然而，在印第安人眼中，财产权既非永久的，也非独享的。每个印第安部落都会由于季节的变换、物种的迁移而迁徙。他们获取生存资料的途径颇为多样，并不仅仅依赖农业生产，而是根据当地生态系统可能提供的条件来决定某一时期的食物与其他资源。即使开辟一块土地，在收获季节过后，也即离开，第二年可能便是其他的部落对之加以使用。进而言之，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对土地没有所有权的概念，只有使用权的概念。在某一部落暂时居住的领地上，其他部落也往往拥有使用收益权（usufruct rights）。[10]对此，环境史家威廉·克罗农做了极为精准的概括：印第安人的财产权伴随生态的使用而变换。[11]
这种有别于白人的财产观念，也决定了印第安人在土地上的生存态度。今日，将印第安人看作生态圣徒的观念已被证实太过理想化，甚而天真。[12]他们不仅在殖民时代开始之前，便在某一特定的时期或者状况下，对自然采取一种浪费的态度；在殖民时代开始不久后，更被卷入土地商品化的浪潮中间，特别是成为皮毛贸易的积极参与者。但是，片面强调印第安人与土地之间的某些极端例子，并不能说明印第安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与后来的白人无异。他们之间最为关键的差异在于，白人将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一切视为可以带来不断上升的利益的资本；而印第安人即使在参与皮毛贸易的过程中间，他们的猎取与交换也主要是为了获取基本的生存需要。当然，对酒的消耗超出了生存需要，然而以猎物换酒，对印第安人而言并不存在个人财富的升值；但是，当皮毛来到白人手中，却成为在市场中间继续流通的商品，可以为皮毛商带来更多的利润。
因此，伴随白人的到来，北美大陆开始经历一场历时长久的资本主义革命，为这场革命所影响的不仅仅是白人、印第安人，或者某个国家的政权更替，某种制度的建立消亡，还有这个大陆上的土地、森林、动植物等一切非人类的有机物与无机物。在资本主义革命的迫使下，这个自然的经济体系也出现了被环境史家卡洛琳·麦茜特称作生态革命（Ecological Revolutions）的长期变化，而这一变化也随之改变、重塑了人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不同形式的思想，如神话、科学与宗教。[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