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移民纷纷而至
衡量一个城市的兴衰有很多方式与标准，在现代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诞生后，GDP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一系列精准数字成为惯用的主要指标。但是，越来越多的城市学者、社会学者，毋庸提历史学者，文化分析者发现数字的干枯无力，认为它们看似客观，实则遮蔽了个体生命的历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扭曲或者至少窄化了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当学者们将城市作为一个单位来进行考察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呼吁，判断一个城市是否拥有活力，需要走出数字的牵制，去观察普通人的生活，医院、图书馆、博物馆、公园等公共设施的使用，各类文化活动的普及程度，不同层级教育对于城市中各个群体的可获取程度。不过，无论是以数字核算城市的状态，还是以文字描述城市的起落，人都占据了城市研究的核心，他们的数量、族裔与阶层，他们的生息、活动与渴望。城市无法离开人而存在，它需要人，很多人，生产的人，服务的人，消费的人，离不开吃喝拉撒、纠缠于爱欲繁殖的人，远望星空大海、思考诗与远方的人。只有人达到一定的数量与密度，城市方能存续、繁荣，创造财富；虽然城市环境史的意义在于强调人无法独力创造城市，更无法脱离自然而维持城市的有效运转，它同样需要去考察这些人，他们的环境过往，以及将他们同城市连接在一起的生态纽带。
美国是移民的国家，美国的城市是移民的城市。有些移民先至，有些后来；有些永久定居，有些只是匆匆过客；有些漂洋过海，有些在内部迁移；有些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有些是爱尔兰人、东南欧人或者犹太人；有些是白人，有些是非白人。移民史学家往往更关怀他们抵达美国（或者北美殖民地）之后在一片新的土地上为了生存并壮大而付出的努力与挣扎，进行的杀戮与破坏，遭受的奴役与歧视。导致他们迁徙的原因则被笼统归入短短数行文字，不外乎长期战乱、政治压迫、经济萧条、灾难饥荒；当然，在微观尺度上的移民研究不乏对个体原因的细致分析，例如宗教、自由、财富、爱情、潜逃。
生态原因夹杂于形形色色的时代与个人动因中，即使在环境史学者笔下也经常仅被一带而过，而如果重新检索自殖民时代以来的每次大型自主的移民潮，则会发现其背后往往存在深刻的生态驱动力，迁徙是这些最终决定背井离乡的移民们对故乡紧张的生态关系所做的回应，也是他们对将至之地自然财富之渴望的反映。他们的起点往往是农村，在离开故土时，因为其自我认知与生存技能，他们期待能够在新的大陆上找到新的土地，以农民的原有身份在陌生的大地上继续自己熟悉的生活，然而，他们的归宿大多是城市。迁徙的人群构成一条巨大的生态环路：移民在故土生态压力的迫使下迁移来到城市，当他们充满城市，其需求超越了城市近郊的生产能力，他们开始向更空旷处寻求新的契机；新的农场、牧场、种植园与果园，为了满足持续增长的城市市场需求，对土地进行更为严苛的开发，而后，新的环境问题出现，人们再次转向城市谋求生计。自1800年以来，如此生态循环成为美国社会与文化转型的基本动力之一。人口压力导致生态危机，生态危机促发移民潮，移民潮加剧城市化，城市化带来新的生态危机与人口压力。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开放的循环，纾解压力与转化危机的途径伴随环境、文化、技术与权力的变迁而发生转变。
城市深刻地嵌入这个生态环路当中，始终扮演着多向性的角色。它既是蜂拥而至的移民的接收器——或者如芒福德所言的容器，以工作机会与批量生产缓解乡村所承受的巨大人口压力；又是酝酿环境问题的渊薮。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为了维持城市的运转，供给日益增多的人口的生存和不断扩张的消费欲望，需要从其腹地攫取大量资源，包括食物、水、燃料和其他原材料，从根本上改变了那些地区原有的生态系统；另一方面，为了迎合城市的消费需求和生活质量，其腹地必须承受大量城市的排泄物，加剧了城市之外的区域——乡村、森林、沙漠、海洋、大气的环境压力。因此，唯有明晓这个生态循环的运行，方能明晓由移民所牵动的各层关节，明晓美国城市的运转与演化。
在19世纪中叶由爱尔兰移民掀起的移民大潮，清晰地呈现出这场生态循环的回路及其对美国社会与文化的改变。这些衣衫褴褛的移民身后是人们所熟识的爱尔兰“马铃薯饥荒”（Irish Potato Famine，1845—1849年），或者在英文中所称的大饥荒（the Great Famine）。[8]在这场饥荒中，100万人饿死或死于饥荒之后的瘟疫，超过100万人选择了移民，后续移民源源不断，从根本上改变了爱尔兰的人口构成。与中国历史上的饥荒如发生在1877—1878年的“丁戊奇荒”相比，绝对死亡人数并不算高，但是当时爱尔兰的总人口不过840万人，这场饥荒成为欧洲现代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发生的最大劫难。
爱尔兰在历史上从来都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普通人生活的日常止于“吃得上与吃不上”。事实上，在整个启蒙运动之前的欧洲，饥饿也是一种常态，对于童话与仙境的想象总是围绕满溢着厚厚油脂的烤鹅大餐而展开，匮乏是“第二地球”的发现与充分使用前旧大陆的基本生态现实。[9]然而，“爱尔兰马铃薯饥荒”并非是单纯的古老匮乏梦魇的重复，虽然它有着古往今来，世界各处灾难的熟悉主题——无情的自然、无能的政府、贪婪的地主、苦难的农民，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丰裕的现代世界的产物，甚至可以说它开启了麦克·戴维斯所言的“维多利亚晚期浩劫”（the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10]当然，被戴维斯称为“19世纪的秘密历史”的饥荒所指的是从1870—1914年期间在中国、印度、埃及、巴西等世界范围内数次出现的巨灾大难。造成这些饥荒的自然原因是由这数十年间厄尔尼诺现象诱发的大旱，而“马铃薯饥荒”的自然推手则是一种引发马铃薯晚疫病的致病疫霉（Phytophthora infestans）。但是，在表层的自然诱发因素之下，它们共享着更深层次的生态与经济逻辑。
戴维斯写道：“百万计的人死去，他们并非身处‘现代世界体系’之外，而是恰恰死于他们被裹挟进入其政治与经济结构的过程之中。他们死于自由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事实上，……他们中的很多人是被斯密、边沁、穆勒的神圣法则的理论应用所谋杀的。”[11]在他看来，自由资本主义的扩张将现代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纳入其商品经济当中，使之变成前者的殖民地，打破了它们自身的农业经济秩序，最终造成了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阴影下的呻吟与苦难。[12]如此将散布于东西半球不同地域，却几乎同步发生的饥荒纳入全球经济与生态维度的讨论无疑具有强大的穿透力，也同当代思想对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严厉批判严丝合缝。此处并无意于为资本主义辩护，也完全赞同戴维斯对之的思考；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戴维斯虽然看到了厄尔尼诺，承认它的狂野力量，却无心探讨更深刻的生态因素，而将视线仅聚焦于远近靡遗的资本主义经济逻辑之上。他回避了从“爱尔兰马铃薯饥荒”到“维多利亚晚期”饥荒的另一面，人类自身的生物性本能——繁衍的渴求与能力，回避了在这些地区人口激增对土地造成的巨大压力，但是，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人类同自然的其余部分之间建立着最深刻的、无论处于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割裂的联系。
不过，即使这种联系亘古有之，并不意味着它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一切联系都会伴随着连接两端的主体的变化而变化，人类数量的增长与自然的其余部分所承受的压力也是如此。隐现于19世纪的“马尔萨斯幽灵”同盘旋在罗马帝国或者大明王朝的古老幽灵相比，已有了新的面目。“第二地球”发现的不仅是远隔重洋的土地与其上的资源，也是可以被运往旧大陆的矿产与物种。新物种为旧大陆世界带来的粮食丰收，支撑了人类繁衍本能的实现可能，从而维持了人口的持续增长。当这些物种，如马铃薯、玉米、红薯、南瓜在旧大陆被广泛种植之后，改变的不只是人口的数量，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大陆原有的生态。曾经由于不宜种植而得以保留的多样性生态系统，因为新作物强大的适应性而被开垦、驯化，造成那些地区生态系统的进一步简化，进而改变了人和其他物种及其栖息地之间的关系。
与生态系统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步进行的是世界经济体系的变革，也就是被无数学者观察、思考、批判，或者赞美的资本将自然进行商品化的过程。驯化土地的主体不再是为求温饱的普通农民，也不仅仅是期冀通过开垦土地令一个地区归化，转移人口压力，获取更多税收的国家，位于遥远城市的无形资本加入了对土地的规训，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超越农民、国家，成为土地应当产出什么、以何种方式产出、产出多少的决定性力量。在过去数十年环境史家的书写中，这成为一个业已为人们所熟悉的过程，然而，既有的历史书写往往忽略的一点是，无论是生活在土地上，饱受重重剥削的农民，还是被劫掠、榨取的自然，都不是被动的受害者，他们有自身的反抗方式。詹姆斯·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讲述了一种日常的、低姿态的农民反抗艺术，通过偷懒、开小差、装糊涂等卑微但是能够蚕食新的经济和法律秩序，挑战加诸其身的不公正。[13]但是，斯科特没有指出的是，繁衍本身是一种最为有效的弱者武器，在有意识的传宗接代与无意识的生殖本能的推动下，他们确保了自身免遭吞噬，得以存续绵延。但是问题在于，如此反抗方式同远方的资本，直接或间接的政治权力一起，共同增大了土地所承受的压力，最终身受其害。同样，自然也拥有自身的武器，以之反抗资本和国家机器的倾轧。换言之，资本的逻辑并不能畅通无阻地令自然予取予求，干旱、洪水、飓风、地震、土壤肥力的消失、作用于包括人体、庄稼、牲口在内的各种生物体的病毒都是自然对新秩序、新权威的对抗，经常地，它们迫使建立秩序的机构与制度做出调整，在极端情况下，它们与其他弱者一起，成为秩序的颠覆者。
爱尔兰马铃薯危机是一场具有典型意义的现代灾难。马铃薯是物种大交换之后，在旧大陆获取最大成功的物种。但是，驯化作物的繁衍不同于被蔑称为杂草的物种，后者在适宜的自然环境中可以迅速蔓延，甚至取代本地生物，成为入侵物种。作为人工选择的结果，即使最坚韧的驯化作物仍然需要人力的呵护与推广，马铃薯从最初的小范围花园作物变成在爱尔兰被广泛单一种植的基础农作物，是人口增长、城市化与殖民化共谋的结果。爱尔兰的人口在饥荒爆发之前的一个世纪中增长了三倍，虽然人口的涨速在饥荒全面爆发前的半个世纪中开始放慢，但是如此迅疾的人口增长与土地骤然承受的压力之间的矛盾也在进入19世纪之后便已凸显。[14]不过此时，爱尔兰的危机已不再是爱尔兰的本地危机，如果说人口增长源自新大陆植物繁衍与本地凯尔特人繁殖的共同努力，危机的爆发则同伦敦、资本与帝国之间息息相关。在很大程度上，这场危机同时是大英帝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产物，是戴维斯所言的“维多利亚浩劫”。换言之，人口增长与马铃薯晚疫病或任何一种单一因素都不必然导致规模如此巨大的死亡与移民，爱尔兰的被殖民地位同这场大饥荒的爆发密不可分。
自《1800年联合法案》颁布之后，爱尔兰在政治、经济和生态上彻底变成英格兰的腹地。为了供应后者日益扩大的城市消费，爱尔兰的大片土地转为牧场，但是其上的产出却被运往伦敦、利物浦、伯明翰等英国城市；能够在边缘土地上生长的高产而耐寒的马铃薯既是解决国内食物压力的灵丹，又成为供给英国城市扩张、强盛的能源。如果说人们在成功驯化、种植马铃薯，甚至用这样的外来物种征服了曾经在同一片土地上演化了百万年的其他物种的问题上，看似取得了自然的合作，这种合作并非是确定的、牢固的。单一种植本就违反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基本法则，因此当自然的反噬到来之际，也充满席卷一切的摧毁力。整个欧洲都处于马铃薯晚疫病的动荡之中，它在很大程度上更成为1848年欧洲革命的生态因素，当时徘徊在欧洲上空的幽灵并不独共产主义一位。这场饥荒印证了马尔萨斯的理论，但是与马尔萨斯所提出的“积极抑制”途径中的饥荒、瘟疫、战乱相比，对身处马尔萨斯陷阱的欧洲人来说，一种自16世纪以来更为行之有效的抑制方式是向“第二地球”的移民，美洲尚处于未开发状态的自然成为这个漫长的生态链条的终点和一条新组链条的起点。
这场大饥荒迅速发酵了移民的骚动，从1846—1851年短短五年间，大约有100万爱尔兰移民来到美国，在整个1840年代，一半以上的移民是爱尔兰人，此后，从1850—1920年，爱尔兰移民源源不绝，总计有330万到370万人来到美国。这些移民并非最为贫困的爱尔兰人，最底层的人根本无力支付船费，或者已在荒年中饿病而死，但是大部分爱尔兰人在登陆纽约之后，已经没有经济能力继续迁移，因而大多选择城市定居。与此同时，美国东海岸的城市如纽约、波士顿、费城正处于飞速发展期，它们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消费者，任何一个城市的鼓吹者都清晰地知道，资本的运转需要资源和劳动力，这才是城市存在的最基本物质现实。
爱尔兰马铃薯危机仅是整个19世纪新旧大陆的城乡生态循环中最极端的范例，事实上，去往新世界并非这场饥荒启动的梦想。18世纪初，北美大陆上已经有爱尔兰人的身影。但是，真正大规模的移民开始于拿破仑战争之后，伴随欧洲人口的飞速增长，北美大陆的土地与资源顺理成章地扮演了欧洲安全阀的角色。在饥荒爆发之前的30年间，已经有100万以上的爱尔兰移民来到美国。与他们同步大规模抵达美国的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德意志人，除了19世纪40年代大饥荒爆发的年景中，德国移民的数量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段中，均为数最多。早在希特勒以争夺“Lebensraum”（生存空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普通的德国人已经以个人的形式走向海外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同爱尔兰移民不同的是，除去少部分1848年的政治难民，这些德国移民的目标明确，为土地而来，以在土地上耕作的方式定居。在爱尔兰移民充满美国城市的同时，他们走向五大湖、大平原，填充了美国的面包篮。从一开始，他们的农业行动便已处于资本主义机器当中，其生产不是为了满足家庭或者邻近城镇的需求，而是在支撑位于数百英里，数千英里，甚至进入20世纪之后远隔重洋的城市的运转，城市因之而得以繁荣。[15]
同德国人一道，或者稍晚于他们陆续到来的是来自南欧、东欧、沙皇俄国统御下的广大地区、东亚、南亚的移民，驱使他们离开的政治与经济原因或许千差万别，但是在他们的身后都留下一个过度拥挤、土壤侵蚀、物种凋零的故乡。他们同样来到这个“第二地球”，寻找他们的“生存空间”。就此，旧大陆为饥荒所驱动的移民与新大陆充裕的自然资源在资本的润滑下快乐地结合，开启了美国的城市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