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旋在语言中
盘旋在语言中
——序刘利民《在语言中盘旋》
2004年，根据四川大学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协议，我在四川大学招收了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博士候选人刘利民教授。回忆起招收过程，颇有一点意味。我早就听说利民英语好，教学已有了影响与名气，出版过心理语言学之类的著述。他开始与我联系。任何报考人都想找一个中意的导师，导师都想找一个好徒弟传承学术，师傅与徒弟荣辱与共地捆绑在一起，这是学术界的“潜规则”。各怀好意，试探与测试，再试探与再测试。对最终录取，我当然不便置喙可否。第二次见面时，他送我一篇文章，我在川大宾馆里看了，是心理语言学方面的，我没有看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作者是个思想很有独特见地的人。我想，如果他成了我的学生，我的心理语言学方面的缺陷，可以由他填补。我约了他第二天见面，鼓励他报考西方语言哲学方向。
利民真的成了我的学生。2005年春天，根据协议，他到广外大听我讲授主要课程，即西方语言哲学与西方哲学史。在课余，主要是商量开题报告。我们是外语背景，当然是首先把视线投向了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中对语言的涉入，后来又缩小到先秦名家的语言观。这样的磋商与探讨一直在进行着。
有一天，他送我一篇文章，看完以后，我的心跳感到明显地加快。三天以后，我将我所有的博士生召集起来，让他们倾听利民的二十分钟发言，我一言不发，让每个人说说自己的感想。师兄师弟师妹们高度评价他的构思。我感到他抓到了一大题目、好题目、难题目。以我的知识积累，我能指导吗？
老师不必也不可能都懂，这是一定的。关于先秦名家“白马非马”之类的“诡辩”，我这一辈子在不同的时期略有接触（但说不上是研究），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对此的相关论述，我也读过，我想搞懂，老实说，我看过很多类似的分析，都不得要领。
这一次看利民的文章，我却真的被触动了。但是，我还是怀疑我的水平能否指导这样一个题目。于是，我想到了哲学研究的一个根本问题：
He（Aquinas）was even more remarkable for systematizing than for originality.Even if every one of his doctrines were mistaken，the Summa contra Gentiles would remain an imposing intellectual edifice.（Russell1972：461）[1]罗素曾评论过，“阿奎拉斯书中的系统性比原创性更为出色。就算《异教徒驳议辑要》中的理论教条无一是处，此书仍然是一座令人难忘的智力大厦。”在罗素的眼里，显示智力的东西与理论教条相比，智力显示的分量原来是如此之重！不正是这样的价值观念，使我在讲授西方语言哲学时说了如下的话吗？——“在哲学课堂上，你们不要指望我不说错话，只要我在说错话的同时，给出了智慧。因此，你们不要要求我全说正确的话，全说正确的话，在哲学上可以是毫无意义的，而说错了什么却可以是有智慧的。”[2]罗素的这一段话与我的体会用在这里，岂不是可以说，不必要求刘利民在他论文中的解读是无懈可击的，只要他的理论中有智慧，就可以是一份及格的工作吗？我想是的。
罗素还引用玛休的话告诫别人（Matthew...says：We must find a middle way between Plato and Aristotle.Plato's ideas are“utterly erroneous”；they establish wisdom，but not knowledge.On the other hand，Aristotle is also wrong；he establishes knowledge，but not wisdom.（Russell 1972：466））：“我们必须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间找到一条中间路线。柏拉图的思想是‘全错’，它们成就了智慧，却未贡献知识。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也是错的，他成就了知识，却未成就智慧。”玛休的话令人大开眼界：知识与智慧可以是分开的、不一定兼得的东西。好比说，一个人读了一些书，从书上知道了这是什么，那又是什么，他知道这个东西（物质上的）是什么，他还知道这个概念（理性上的）是什么。可是，知道这个与那个的人，可以完全照搬别人的“知”，然而，他在面对世界时，既无自己的发现，又无自己的创造，当然也谈不上给世界的文明宝库增加了或多或少的足以让后人继承的智慧。把一个人知道的东西与他的智慧分开，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警示他：知识固然必要，更重要的是开发智慧。那么，用在这里，对刘利民的发现也可如是观之：不必要求他对先秦名家的解读是一锤定音，首先看他的论述是不是有智慧，是不是打开了看问题的某种新的思路与新的角度。
视角这样一转换，我决定：有风险也得支持他。甚至于在他内心出现了可以理解的担心与动摇的时候，也要帮他挺过去。事过境迁（五位校内外哲学家与语言学家的审稿结论出乎意外地一致优评，毋庸讳言，这里有他们的宽容），现在我们撇开具体的人来看，窃以为，这就是导师（校内外的导师们）的职责。学生的创造充实了老师，老师的胆识鼓励了学生，人类的开化与文明，不就是人与人互相照亮得来的吗？
刘的工作具有突出的开创性意义：（1）中国古代先秦名家的“诡辩”（如“白马非马”等等命题）得到一一重新解读；（2）中国古代思想家本来可以进入纯语言性的思辨，但不幸的是，某些（政治上的、文化上的、伦理上的）原因阻断了这个方向的发展。
刘利民以上两个突破，是通过以下两点理论上的应用与创造性论述实现的。
一、利用西方语言哲学中“提及”与“使用”的区分，使众多看来“诡辩”的命题不再“诡”。
二、尤其是，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如下理论——“人的概念思维体现为语言性认知操作的三个不同模式”，尤其是第三个模式：纯语言反思模式：在“‘是’本身是什么（What is‘IS’）”中，“‘是’本身（Being）”则是语言逻辑性的，人对于“‘是此’之为‘是此’”的意义确定性的追问概括了前面两种形态的追问，并且超越两者而进入了纯存在意义（being as being）的思辨。在这个模式中，“存在”的意义无法经验地验证，只能进行语言逻辑的审查。
此模式为重新解读“白马非马”等“诡辩”命题奠定了可信的理论基础。这里的“白马”与“马”都不是经验可以验证的东西（不是世界上存在着的白马与马），而是对这两个符号本身进行纯语言性的审查。“白马非马”仅仅由于古代汉语中没有引号可资利用，才看来“诡异”。如果把“白马非马”写成“‘白马’非‘马’”，那就无诡可言了。我认为他的解释与理论是哲学的、有智慧的，但不要要求这个回答是一锤定音式的（这不是哲学的任务）。
而且我还认为，他提出的“人的概念思维体现为语言性认知操作的三个不同模式”，与重新解读“白马非马”比起来，是个更重要的有智慧的发现，即便重新解读“白马非马”不是全能的，它却有独立的理论价值。这个价值是：三模式理论揭示了“人的概念思维”与“语言性认知操作”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看不见人是如何地用概念对概念进行思维，但只要看他或她是怎么操作语言性认知活动的，就知道他或她是怎么思维的。
不仅如此，刘的“语言性认知操作三模式”理论与对名家的解释，是我们近些年正在摸索的有关西语哲在中国发展的一条路子——对西语哲的一种中国式回声——的典型代表之一。中国式回声的思路大致是，充分挖掘与利用西方语言哲学资源中的营养与智慧，从它的老题目中发掘出新方向，不必回到堆积如山的哲学老题中去纠缠，而去关注如何使语言问题和现实的外部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起来。它的定位是：不专注于现代语言学的某一个学科（因为西语哲的初衷就不是为了解决语言学问题），而是与Being（存在）、the world（世界）相关的跨语言学科的多个领域。它的总体框架是，“节外生新枝”生出一个一个的“问题”来。
上面的话太沉重了，让我们回忆起一个轻松而不离题的事件。在2006年首都师范大学主办的第二届外语界西方语言哲学暑期培训班（由我挑头）上，刘利民摘取博士论文中的“三模式理论”发言。在正式发言之前，利民说：“今天发言的这个题目，是在我的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请允许我对我的老师某某某教授，行个礼。”言出行至，他迅速走到讲台边上，立正站直，对着坐在前排的我，行了一鞠躬礼。全礼堂的人不知所措，沉默了一会儿，响起热烈的掌声。两年以后，外语届知名度很高的教授、也是我的好朋友王寅先生（他是利民论文的审稿人也是答辩委员之一）重提此事，还满怀深情地说起这一次“在外语界传为美谈的一次鞠躬”。我知道，这个热烈掌声的响起，不是肯定某一个人应该得到这样的尊敬，而是肯定所有的学生对所有的老师的尊重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都是应该受到鼓励的行为。
文明的进步是一代接一代的劳作，如此而已。一个人是渺小的，几代人、所有的人的合力，就未必渺小了。让我们为一个高度文明而理性的世界的到来，献出我们的力量吧。
2007-5-2
【注释】
[1]Russell，B.，A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New York10020：Simon and Schuster，1972.
[2]“感恩讲台”，见《摘取我够得着的葡萄》，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