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史、时代史与民族史

个人史、时代史与民族史

——序《坎坷》

捧读达三先生《坎坷的一生》，让我不时地流泪、掩卷并深思。一个好的制度，生成一个好的环境，将人性之善，会尽量调动出来，相反，一个坏的制度，造成一个坏的环境，将人性之恶，全面加以调动，并且将人性之恶膨胀地发挥出来。这就是《坎坷》为我们显示出来的道理之一。真实的个人历史，其价值远远超出了它的本身。

张先生自称《坎坷》是“流水账”，可是这一本流水账一览无余地展示了在他那个时代我们民族的命运与道路。每一本真实记载的个人史，都有这种价值。张先生正是以不违良心之言在政治运动中招灾，于是，作为他的学生、朋友与同事，我读到了一本真实的个人史，同时也读了一本真实的时代史与民族史。

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某一段发展，必然会把它的子民的命运，带向不同的境地。有的被推向了波峰之尖，最后还是被埋向了波谷之底，劫数难逃；有的则先在谷底沉沦，峰回路转之后，劫后余生，凤凰涅槃。谁是劫数难逃，谁是凤凰涅槃，这里既有必然因素（如性格），又有偶然因素（机运与陷阱），每一个个体基本上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这不是消极之词），最理想的也只是有限度地掌握自己的命运。最大的难题是，好人品，在坏环境之下，刚好是好人悲惨遭遇的起因；而坏人品，在坏环境之下，刚好是坏人为非作歹的通行证。人生之命运，何其难测！

1986年的《现代外语》（广州外国语学院学报）的第三期上，拙作“语言冗余信息的容忍度”作为首文发表（也是在下第一篇正式的语言学论文），正在寻找该学报接班人的主编张先生致函探问于我，是否愿到广州白云山一晤？我们交换了一两年的信件之后，我便调到了广州外语学院。从此，不消说，我的命运彻底改变。我在他手下工作很放松，我俩从未开过正式的会议，工作（各种稿件的处理）都是在办公室或者上下班的路上交谈几句就决定了。论学问与地位，我都是他的学生，可是在用稿的决定上，在学术上有分歧意见时，他常常是以我的意见为主，反而他干的活儿，都要我分配给他！他对我的放手培养，他对我不成熟的容忍，他对工作麻烦的承担，他对福利的谦让，都说明了他具有罗汉的大度与菩萨的心肠。我想不出有一星半点儿的理由，让这样的人（和他同样善良的前夫人刘健鸣女士）的命运是如此多舛！只能有一个解释，即：高尚的道德与人品抗拒不了坏环境的作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先生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追求光明、正义与真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不苟且，不耍滑头。看问题有深刻独到的见解，因而在混乱中他保持了清醒与明白，只是不会保护自己，把一切事情总往好处估计。

先生遇事冷静，提得起，放得下。80年代中期，有一次医院通知，怀疑他有鼻咽癌，请他复查，他笑笑地对我说着这一切，好像是在说另外一个人的危险，与他无关。当时我想，如果是我碰到了这种情形，会吓成什么样子？遇事放得下，乃先生立身之方，在《坎坷》中触处弥望。在前途绝望之时，在几乎使他病染沉疴的强迫劳改中，仍在悉心研究生产之趣，寻找知识之乐，发现自然之美，辨识蛛丝马迹般的人性之善，这可不是简单的写作方法，而是他人格、人品、情操、心胸与眼光的自然流露，于是产生了一种具有震撼读者心灵的力量，也正是这种力量，让本来悲不忍睹的记叙，吸引读者不忍释卷。

先生对亲人知恩感恩，需要时，不惜一切代价地保护与关爱。对亲戚，他总是施以援助之手，完全忘记了自己也处在忍饥挨饿而时时自危之中。对朋友，诚恳相待，以心换心。对朋友的评价，客观准确。所以，他一生中的各个时期，都有很多相交颇深的好友。

先生对人宽容，无论某人有多么不算好的口碑，在他口中，总能发现此人的一二长处。宽容是最不容易学到的美德。因为具有这种美德的人，把一个人的缺点与错误当成人类的缺点与错误，把人类的缺点与错误又当成共同的悲剧加以担当。

先生与其前夫人的一生的事业，是令他们最牵挂也是最伤心的事。在自己个人尊严都被剥夺的时代，他们在大学外语教学与中学及职业培训中，还是尽心竭力地做好。先生最舒展的时代是“平反”与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期，把《外语学刊》及《现代外语》办成了影响全国的外语刊物。这是有史可鉴之事。

先生与其前夫人刘健鸣女士，一生只求“夹着尾巴做人，尽心竭力做事”，没有奢望光芒四射，惟其如此，他们的光芒仍然洞穿一切，来照亮他身边的子女、亲戚、朋友、学生与同事。我忝列张先生的学生、朋友与同事之中，所得先生之恩惠与教益，是我一生的财富。

学生钱冠连拜读，2011-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