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华不溢的才

才华不溢的才

——序王爱华《明达语言维度观及其哲学观照》

2003年之前的某一天，我约见有意报考我名下做博士候选人的王爱华。那时，我正在受石坚院长之邀在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作短期讲学。我们在川大校园里用英语交谈了约半个小时，意在测试她的口语能力。我想，博士免不了有一天与外国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没有口头表达能力，学术平起平坐的交流就被自己取消了。通过这一谈，了解了她的身世，她家境贫寒，母亲瘫痪在床，父亲苦撑，还要靠她出力帮衬，我立刻对她刮目相看。我面前的这个女子，在艰难生计中求学，教过中学，读完硕士，在自己小家陡生变故时，于艰难竭蹶之中尚存深造之想。她明白地表示，不全是为了求得个人命运的转折，而是对学问有所追求。

此前，我们曾有一个电话交谈。她想报考语用学，我问她有没有报考语言哲学的勇气。那时，我说服她报考语言哲学的理由，尽量说得直观一点：第一，将来，你写语用学的论文，只有语用学的圈内人读，如果你写语言哲学的文章，所有外语学者都要读，因为语言哲学是使语言学深刻起来的东西；第二，你现在所读的语用学的经典著作，几乎全部来自西方哲学家。这就是说，你从前读的书不是无用功，而是有用功。一个月以后，她同意改报语言哲学。

通过这次川大校园的交谈，她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一个知道生活艰辛的人，一个有责任感、知道感恩与尽孝的女儿，一个面对家庭变故有大气量、有自信心、有骨气的女子，一个读书量不少的刻苦攻读的学生，一个有学术兴趣的年轻学者（敢问时下有几个出于学术兴趣而不是学术功利做研究的学者？），这就是她。后来我还看出她具有宁可别人负她而她不负人的忠厚，深恐占了别人便宜以至于不会保护自己。我还常常为这一点提醒她，为她忧虑。我还发现，她对于学术有着深深的敬畏。事实告诉我们，好人品向学品的正迁移与坏人品向学品的负迁移，都是不可避免的。2003年她成为我的学生之后，事实证明，爱华经历过的生活艰辛、秉性中的责任感、感恩与尽孝、做人的大气量、自信心、骨气与忠厚，都整体地迁移到了做学问上。

四年间的孜孜矻矻，她完成了这部博士论文。这部论文的最初思想，是由我发表的“论工具性语言的扩展式”一文引发。她说，这篇文章使她相当兴奋、激动（请问：时下有几个读了一篇中意的论文就顿生激动的学生？）。在酝酿她自己的这篇论文的过程中，创造性亮点与舍不得丢掉的包袱，共生共存。她不愿割舍太多的东西。我内心有点儿急，却装着冷冷地，说：“论文是你做的，决心还得你下。做过多的东西使你完不成论文，完不成就完不成吧。”听说她在下面流泪了。过了一段时间，她终于决定要把那包袱丢掉。英文稿子完工以后，她将此文的主要贡献点向与我们交往颇多的爱尔兰哲学家Maria Baghramian谈起，哲学家回答，“你的创新点太多，Narrow down your points.Narrow down.”我听了暗暗高兴。一个论文难得的东西在于创造，创造有了，收窄的功夫毕竟不难啊。

更让人高兴与惊讶的是，2008—2009年她远去美国师从大名鼎鼎的语言哲学家Searle，他让她帮助修改他的论文，鼓励她参加seminar，让她享受那一堂堂的哲学课……她回国后平静地叙述这一切时，我有两点发现，一是她对学术的敬畏一如既往；第二，她的读书量，她与外国同行交流的深度，已是我所不及了。在我的学生中，至少有包括她在内的四人或者更多一点，其读书的广度与深度都是目前的我所不及的了，尽管我依然如故地手不释卷。我为他们高兴与自豪。风筝飞得高，飞得稳，远远高过地下的放飞人，这不正是放飞人的期望么？

爱华几次回忆起并对我说（其他的学生也说过），“与老师在一起的日子，是我们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让我们经常回忆起来的，是两件事。一是2004年泸沽湖畔读古文。那是我们公认的我们一生最美好的记忆。我们针对外语界学人只知道外语不晓汉语尤其是不通中国古文的通病，决定要逐步补上这一课。那时我经常对他们说的一句话是，“读过中国古文，你再写东西，文章中就会有一股自然的磅礴气度”。我和七个学生刘利民、霍永寿、褚修伟及博士“后”（博士夫人）王颖、梁瑞清、梁爽及王爱华，面对湖水读古文，每个人从《古文观止》中选一篇向大家讲授。游湖划船、游景爬山、读古文、谈语言哲学在我国的前景并策划后来的行动。2009年12月19日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西语哲年会（副会长王寅先生操办）居然有正式参会者120多位，我喃喃地说“这可是哲学的会啊，哲学的会啊……”在场的学生马上想起了泸沽湖，那深邃而明澈的湖水。让我们经常想起的第二件事是，在广外大咖啡厅吃烤红薯事件。一个星期天我叫上褚修伟、梁瑞清、梁爽与王爱华，共同欣赏章诒和写的《往事并不如烟》的几个段落，重点了解书中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品格。轻言细语交谈以后，我们正要把各自带来的食物拿出来享受，服务员干涉我们，说不应该自带食品，我反驳说，你们为何事先不公告？那个服务员无话可说，大概是觉得这个带头吃烤红薯的灰白头发的人，来头不小，是个博导。出店以后，我们哈哈大笑了一番。那一次，我们是做成了一件大事：证明做西方语言哲学的中国学人完全可以实现中西合璧，在你的咖啡馆里吃我的红薯，对地道的中国吃法——烤红薯——有先天的“优先选择倾向”（一个语言哲学术语）。

2005年末至2006年全年，我颈椎病爆发，头晕，颈椎不能转动转向，任何一个身姿都不能维持几分钟以上，痛不欲生。仍然在校的三个学生梁瑞清、王爱华与梁爽在病床前伺奉，犹如子女对父亲。爱华经常上网查找治病的办法，为我作心理治疗。她找了一个会做放松功的中医学院教授，几次押着我、督促我去学，果然起了大作用。无论在国内还在国外，爱华直到现在仍然从不忘提醒我，不要中辍放松功。记得大病刚有好转，我便赴北京主持了第一届西语哲研讨会暨第二届西语哲培训班，由于脑部供血不足，走起路来还是深一脚，浅一脚，摇摇晃晃的，每一步都有学生和我的夫人在场陪同。我终于渡过了一个重要的生命危险期，凭我的心理素质与身体素质，坦白地说，都不足以自渡苦海。禅宗的禅师与弟子之间的关系是，“醒时自度，迷时师度”。我经历的这一次苦海，不是师度生，而是生度师了。后来每忆及此事，眼睛总是一片潮润。

我常说，王爱华不是那种才华横溢的才，可是一个东西到她手里，弄去弄来，总是能发现一些新东西。爱华的才，深藏于低调平实中。她的书中描写了一种mangrove effects，红树林效应：红树林的形成，不是海边水域里原先就有一块泥沙湿地，能够固住红树林的根根须须，再形成一大片红树林，而是最初只有少许的根根须须在海水里漂荡，是它们固住了流过的泥沙，越固越多，形成了一小片一小片泥沙块，这些一小片一小片泥沙块，又联缀成更大的湿地，最后形成了大片的红树林。爱华的才，就像是一些先漂流在海边水域里不起眼的漂荡的根根须须，可是它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过往的一切泥沙，慢慢地垒成能养活自己这片红树林的基地。

如果我们的才不能横流四溢，也要让它慢慢萌发出一片灿烂生机。这便是爱华及其书给我的启示。

2010-3-23